第二天早上,他让自己赖床到八点钟做为奖赏,接着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有何不对?他不用一早到巴斯报到,指纹和血液检测预定八点半做,那辆车也预定同时间送去检验。这同时,韦格弗可以权充刑事组的领导人一个小时。

所以,当太阳升至足以令人看清所有平日惯见的阶梯式乔治亚房舍时——从威尔斯路的斜坡看来,它依然壮观——精神饱满的彼得·戴蒙开一个小时的车程进市区。连排的石灰石房舍屋顶上石板瓦闪着蓝灰色微光,成了兰冬路的天幕。至于前景,城堡式铁路高架桥特有的歌德式圆拱设计得与四周景物十分协调,从在后面的大修道院塔尖可以俯瞰这整个景观,而一片片金色和古铜树叶则使这个景色变得柔和。这样的日子,戴蒙很想忘却在这大多数优美的街道和半月巷后面,不过是刺眼的肮脏石造建筑,经过两个世纪的天候、建造工人、水管工人的联手破坏,差不多被废弃了——但还没完全废弃。身为一个警察,他总是无法忽视隐藏的这一面,一如他从来不会全然只看巴斯市民的外表便决定其身价。

他希望这种轻世、低调的看法还没有在他的性格中永久生根。关于自己性格中的这一点,他较喜欢更积极地把它看做是专业性的敏锐。经验告诉他,你不能对人打折扣将他视为可能的凶手。一个人,是主教也好,是园丁也罢,要是他有着一张无辜的面孔,你更需要提高警觉,以防思考不严。贾克曼命案恰好是这个原则的实例。除非是老练、冷酷的警察,否则谁会相信一名大学教授会被性好猜疑的老婆下毒、并几乎烧死?谁会相信一名受尊敬的职业妇女妈妈,会把一个讨厌的女人闷死并弃尸湖中?事实上,根据目前为止所得的证据,假如硬要对狄卓克生提出控告,戴蒙会犹豫。没错,她闪烁其词,阻碍了侦讯,但对“她有罪”这个定论,他仍不如韦格弗那么确定。她因搪塞其词而失去了别人的信赖,所以现在需要一些证据。他预计今天晚上大概可以拿到法医化验所的证据;到时候他会为自己偷偷护卫她而感到遗憾的,说不定最后的分析报告会粉碎他的浪漫想法。

当他看见那个硬塞在浸信会教堂和国家停车场之间的四方形建筑时,心境照例突然下滑。对于曼佛街警察局,你顶多只能这么说:从后面看的话,它在巴斯的建筑当中还勉强可以见人,至于里面,那是典型的战后小气建筑,只单调地注重功能,到处可见廉价的木头和灯管;这样的工作场所,你需要努力地自觉,才能愉快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外面看起来,今天是美妙的一天,对不对?”他对值勤人员这么招呼,但没有得到回应。这种情况他虽然理解,但不免让人忧心。他不习惯被忽视,因此突然怀疑起来:是不是在这里的人都已经知道一些他的不名誉之事,所以不想告诉他坏消息?入口处柜台的值班小队长突然低头翻阅电话簿,侦办室的电脑操作员好像被荧幕催眠了似地专心看着,这一切大有要成为卡夫卡小说外一章的态势。等他总算逮着克若斯利的目光时,他问他何以不见韦格弗?克若斯利结结巴巴地回答:副分局长找他谈话。塔特先生没有预先通知便在九点抵达警局,说要找戴蒙。不久,韦格弗就被传唤上楼去了。现在是九点四十八分。

戴蒙放心地告诉自己,八成是米森岱案的正式报告送来了,塔特先生理当亲自交给他。假如是这件事,就没必要着急,而他的迟到也无须难为情;有上百个理由可以说他为了公务到别处去了。但他仍弄不懂,韦格弗为什么会牵涉在内?再者,副分局长亲自当传务兵,好像也很奇怪。

他走上顶楼的会议室,那是塔特先生平日难得到访时的安身之处。在外面办公室像哨兵站着的女孩,要他等一下。假如约翰·韦格弗是替他去向副分局长说明迟到的理由的话,那未免太久了。又过了十分钟,会议室的门才打开,韦格弗露脸了。一见到戴蒙,韦格弗双手一摊,两肩一抬,表示对刚才的事无能为力。戴蒙正用手势问韦格弗什么事时,副分局长出现在门口,手指勾了一下,示意他进去。

“进来,把门关上。”

令人感觉不祥的是,副分局长没有请他坐下。

塔特先生今天穿制服,穗带和银扣全部配戴整齐,径自站在椭圆形会议桌的远处尽头那边。桌子上有一个杯子、一个杯碟、一个盘子里放着两片饼干,还有塔特先生那顶有帽檐的帽子以及他的白手套,独不见米森岱案的报告。塔特先生好像不想说话,事实上看起来完全不动,有如服装博物馆里的蜡像——一九一〇年左右的副分局长。戴蒙突发奇想:要是你觉得你正被一个留着可笑小胡子的男人迫害的话,是不是妄想症的迹象?

他决定自己最好先为了刚才副分局长找不到他而道歉。

副分局长没仔细理会他的道歉,但他的话好歹诱使塔特开口了:“我听韦格弗巡官表示,关于贾克曼案件,你有意控告狄卓克生太太谋杀罪。”

“有可能,长官。”

“有可能?你只认为是‘有可能’而已?”

“我还在等化验所的报告。”

“但你拘留她过夜。”

“是的,先生。”

“她还在楼下吗?”

“我相信还在。”

这次会面,比起前一次,实在有着显著的不友善。塔特先生突然苦恼地吐出一口气,并开始在站立的地方踱步。

“你要逮捕她时,最好明确告诉我案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听了韦格弗的说明,你明白吧。”

“出了什么状况吗?长官。”

在做出表示以前,戴蒙希望先探知到底怎么回事。显然是出状况了。

“我在等你回答,探长。”

他一边叙述大致的案情时,一边在内心自问:是侦办程序出了差错吗?或是吹毛求疵的结果证明他违反了“警察与犯罪证据法案”?

戴蒙讲完之后,塔特先生才说:“是那个男孩。”

“马修?”

“是的。他是不是试图阻止你进他们家?”

“一如我已经解释的,我们想找他妈妈谈话。”

“他表示你没有权利进他们家?”

“不只这样,他用力踢我,长官。”

“一名十二岁的孩子?”

“他踢中要害。”

“所以你回敬他?”

戴蒙明确看出这个盘诘的方向,他吓呆了。

“事情不是那样的,长官。一如我报告中所描述的:他紧抓着我,所以我不得不把他推开。”

“但你没有说,结果害他撞到墙。”

“那个走道很窄,长官。”

“你否认他被抛去撞墙而且头先碰到了?”

在想像着各种可怕的可能性时,戴蒙仍试图坚持事实如此。

“他不可能伤得很严重,因为他立刻爬起来跑走了。”

塔特先生对这个说法,显然毫不宽贷,戴蒙只得改口:“他没有受伤吧……有吗?”

塔特先生用一种干涩得有如骨董挂毡的声音说:“昨天夜里,他被送去急诊。”

“送医?为什么?”

“他昏倒了。学校及时拨了急诊电话。诊断结果好像是脑震荡。”塔特先生宛如医院发言人似地例行宣布消息。例行而严酷地。

“我最后看见他时,还好好的,”戴蒙说着,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微弱。“说话正常,相当轻松。”

“脑震荡的症状不一定会立刻显现,”塔特断定道,接着做病情报告。“他们照了X光,以防万一头颅有破裂。但现在要说是否有永久性的伤害还太早。”

这整件事太教人难以相信,戴蒙真想问,有没有人想到,那个男孩是不是假装的,但他制止自己提问。提这种问题不能缓和他此刻的处境。塔特先生认为这件事很严重,要是又冒犯他的话,他不会随便放过的。

戴蒙为了自保,于是坦承说:“假如那男孩当时撞到头,那也是意外。他先踢我私处,然后冲过来抱我的腿,我所做的只是把他推开。约翰·韦格弗看见了,他就在我后面,长官。”

塔特先生摇头。

“你错了,韦格弗当时没有看见。他的注意力放在狄卓克生太太那边,他刚好瞧见她从房子后面逃跑。他并没有看着你或那男孩。”

戴蒙苦涩地想:多谢啦,约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一丝丝忠诚的警官同僚,都会暗中支持才对。韦格弗应该知道他当时出手并无恶意。

“不管这件事是对是错,”塔特先生以冰冷的、法官似的声音说。“我都必须一并考虑警方以外各人士的看法,我是指校方和家长。今天早上,我接到校长一通愤怒的电话。”

“噢,不!”

“学校还不知道那男孩头部被打。”

“不是打,长官。没有人打他。”

“我不是来争论专门术语的,戴蒙。这件事非常严重,争辩无益。校长提出控告,而且他认为——不是没有理由的——狄卓克生太太也希望这么做。”他稍微斜着头,表示下面的话颇重要。“基于这种种情况,我已经要求韦格弗接手侦办婕若尔汀·贾克曼的死亡案件——以代理探长的身分。”

“什么!”戴蒙全身皮肤有如针扎,脑袋里碰碰跳。

“我要解除你的指挥权,但还没决定是否要调查你的行为。我别无选择。业已发生的事,说不定已经使这个案件不能做出不利那个女人的控告了。”

此刻,连表面的尊重也撕裂了。

“这简直是办家家酒,他妈的办家家酒,我不相信。”

“探长,说话要当心点。”

但彼得·戴蒙因为怒火中烧,再也顾不了什么了。

“太晚了,塔特先生。现在我总算看穿了你的真面目。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的绝佳时机。你被我的记录吓坏了,因为米森岱案的调查显示我无可指摘,所以你慌了,逮着这个机会来治我。这种作法漂亮地符合你的准则。安排你的爪牙来,等着我弄砸时好接手。好得很,我但愿他称职。你们这该死的一搭一档。至于我呢,我会省了你劳师动众来调查,我辞职不干了,辞呈现在就给你。”

讲完以后,他什么也没做,径自走出会议室下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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