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崖山之后 二、多元文化

元帝国的特点除了超大型，还有多民族。

民族也是老问题。事实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兼容并蓄和多元共存的文化共同体。先是诸夏与诸羌、诸戎融合为华夏，秦汉时期诸华又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融合为汉民族。后来五胡入华，南北分治，辽金占据中原，也都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可以说，正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中华文明才源远流长而且波澜壮阔。

当然，这里面的情况各有不同。隋唐是混血王朝，匈奴和鲜卑都已汉化；两宋则是多元共存，契丹、女真和党项既与汉人交流融合，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隋唐是多民族融为一体，两宋是多民族各行其是。只有元，才是既将各个民族整合于同一个国家，又依然锣是锣、鼓是鼓。

元，一个王朝，多个民族。

这无疑跟统治者的多元文化政策有关。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不同，在大元帝国，汉语和波斯文跟被尊为“国语”的蒙古语文有着同等地位，所有宗教也跟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和喇嘛教一样受到尊崇。当局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不横加干预和规范，甚至给予尊重和维护，正所谓“多语兼用，诸教并崇，各从本俗”。

但这绝不意味着民族团结，更不意味着各族人民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中。相反，按照蒙元统治者实行的族群等级制度，帝国的臣民被分为以下四个级别：

一等臣民：蒙古人，又叫国族。

二等臣民：色目人，系指蒙古人和汉族人以外的民族和部族，比如吐蕃人、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随军来华的俄罗斯等民族。他们由于肤色和眼睛明显不同而被称为“色目”，意思是“异色异目”或“各色各目”。

三等臣民：汉人，原大金境内居民，包括汉族，也包括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以及云南民众。

四等臣民：南人，原南宋境内居民。

这样四种人的政治待遇和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南人最低。中央及行省各重要机构的首长均由蒙古人担任，其次考虑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都不能充任要职，也不得携带武器。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定下的规矩：最后投降的必受歧视。值得庆幸的仅仅在于，汉人和南人总算可以保住性命不被屠杀了。

也就是说，不平等地和平共处。

但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出于算计，并且主要是忽必烈的。前面说过，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阿里不哥以蒙古草原为大本营，蒙古传统为号召力；忽必烈以中华本土为根据地，天下一统为凝聚力。这一分野决定了，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不能不同时把自己装扮成中华皇帝。适当实行汉制和部分进行汉化，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题在于，大元始终都不是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典型的汉族王朝，而是蒙古人建立的殖民帝国。忽必烈也从来就没有忘记，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中，蒙古大汗是第一位的。他的政治目标首先是维护黄金家族和其他贵族的利益，确保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和各种特权。族群等级制度，势在必行。

可惜，特权可以用于政治，用于经济，却根本无法用于文化。如果也对文化划分等级，规定蒙古一等，波斯或突厥二等，汉文化三等，除了留下笑柄，何益之有？

统一也不可能。请问统一于谁呢？全盘汉化，忽必烈们不愿意；蒙古化，又不可能。且不说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绝非短时间内崛起于漠北的游牧文化所能匹敌，单单人口的寡众便是问题。据统计，当时南人有五千万，汉人也有一千万。移居中原的蒙古人，杂七杂八的色目人，则各自只有三四十万。数量悬殊如此，究竟谁能同化谁？既不愿意被汉化，也不能够蒙古化，那又如何实现文化的统一？总不能统一于波斯或者突厥吧？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这样至少可以保住蒙古人不被同化。何况帝国的疆域是那样辽阔，境内的族群是那样繁多，文化问题又极其复杂，真不如让臣民们自理为好。统治者省事，还能博得好名声。

没错，各过各的日子，不造反就行。

其实，元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便打算无为而治，忽必烈甚至还干预过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生活。我们知道，犹太人和穆斯林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对饮食有严格要求。像蒙古人那样用破腹法而非断喉法宰杀的牲畜他们是不吃的，异教徒宰杀的也不吃，因此他们拒绝食用元帝国提供的肉类。

忽必烈却大为恼怒。他说：你们是俺的奴仆，怎么能不吃俺的茶饭？于是，在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也就是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自尽于崖山的十个月后，忽必烈颁发圣旨，命令木速鲁蛮回回（穆斯林）和术忽回回（犹太人）均不得挑食，也不得用断喉法宰牲。他还扬言，谁胆敢再用断喉法宰杀牲畜，就按照同样的方法处死这人。

穆斯林和犹太人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用脚投票，纷纷离开大元。结果是帝国的税收锐减，外贸也受到影响。忽必烈只好收回成命，不再对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横加干涉。

很好，这很明智。

多元文化政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流，也改善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比如原产北欧的胡萝卜，就是元代从波斯引进并最早种植在云南的。叫作“回回葱”的洋葱，则很可能由色目人从中亚带到中国。白砂糖，据马可·波罗说是埃及人传授的技术。制作挂面，则应该是中国人的发明。北宋就有切成细条的索面，元代又出现了可以送礼的挂面。

所有这些，都是蒙古人没有吃过的。

蒙古人还学会了喝茶，之前他们只喝果汁和酒，包括现在俄罗斯人仍然爱喝的“树奶子”，也就是白桦树汁。实际上元代后期正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三个阶段是汉魏六朝粥茶法、唐宋抹茶法和元明清散茶法。现在中国人喝的红茶、绿茶和乌龙茶便都是散茶，不过元代宫廷还盛行吐蕃的酥油茶。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能帮助消化的茶很快就成为蒙古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酒当然照喝不误。马奶酒是蒙古人的发明，葡萄酒则是畏兀儿人带来的，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出现了蒸馏酒。蒸馏酒从西方传入，阿拉伯语音译为阿剌吉，意思是出汗。只不过西方的白兰地和朗姆酒用葡萄酒和甘蔗酒蒸馏而成，中国的白酒却用粮食。这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中华大地也酒香四溢，无论那酒是酱香型、浓香型，还是清香型。

这真要拜多元文化政策所赐。

同样重要的是，大元统治者只实行种族歧视，并不实行种族隔离，各族人民的迁徙、杂居和交往不受限制。在这样的框架下，一些古老的民族融入了别的族群，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则得以诞生。比如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却又说汉语写汉字的回族，便与元代西域流动人口的大量来华，以及当时的文化政策、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不无关系。

从此，多个民族共处统一的国家便成为定势。这是一个重大改变。所以，蒙古人既是文明的破坏者和毁灭者，同时又是创造者，尽管这并非他们的使命和初心。

忽必烈没能保住大蒙古，却开创了大中华。

中华文明也翻开了新一页。事实上，由于喇嘛教、伊斯兰教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不面临严重挑战；南方与北方的重归一统，则同样会带来新的生机。那么，这里面又会有什么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