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崖山之后 三、知识精英

崖山之后，最痛苦的人是士大夫。

士大夫在两宋的地位很高，而且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他们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也都理所当然地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蒙古人把这一切都毁灭了。天下固然已经不再是华夏文明的天下，他们自己也今不如昔。按照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地位甚至还在娼妓之下。

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不过，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流传甚广也甚久的说法其实缺乏充分证据，大元当局也从未想过要用什么方式来羞辱儒生。他们只是杜绝了汉族士大夫成为帝国高级官员的可能性，至于这些人失去了政治前途之后会怎么样，是否继续作为精英集团和社会贤达而存在，则不在考虑中。

漠视而非蔑视，可能是更准确的表述。

但不管怎么说，儒生主要来自汉人和南人，即帝国的三等和四等臣民。这种族群地位的法律界定在过去的征服王朝中从未有过，不能不让人感到压抑。要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区分族群的标准在文明程度。文明的是华夏，不文明的是蛮夷，华夏是优越于蛮夷的。现在，蛮夷们仅仅因为实际上或者传说中的血缘甚至投降的先后，就高踞于儒家士大夫这些人中龙凤之上，怎么能让他们心情舒畅？

何况还有户计。

户计又叫诸色户计，是元帝国的一种统治手段。具体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和其他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为各种户计。比如当兵的叫军户，打猎的叫猎户，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叫匠户，种地务农的叫民户。户计一旦确定，必须世代相承不可变更，哪怕后代的职业和身份发生变化。

结果是什么呢？

原来的士大夫变成了儒户。

平心而论，元代统治者这样对待士人或儒生，其实没有蔑视羞辱的主观意愿，反倒可能出于一片好心，因为他们对各色人等是一视同仁的。何况成为儒户，就可以不服劳役和免交苛捐杂税，读书期间还有奖学金。要知道，帝国的免税特权原本是只赋予宗教界神职人员的，这岂非优待？

儒生或士人却不领情。国之四民士农工商，读书人从来就是高端人群，谁要跟什么猎户匠户被一视同仁？谁又要跟那些僧人道士、答失蛮（伊斯兰教阿訇）和也里可温（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主教）平起平坐？更不用说排序还在之后！

蒙古人却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儒生就是汉民族的萨满。据元末明初学者记载，忽必烈曾经问：孔子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怯里马赤。怯里马赤就是天意的传达者。孔子是怯里马赤，儒生怎么不是巫师？

嘿嘿，鸡同鸭讲啊！

不过，即便消除误会，士人也仍然有理由不满，因为元帝国户口登记的目的在于便利赋税和兵源的征调，以及识别有技能的工匠。这还是不把儒学看作道，与士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岂非隔着十万八千里？显然，只有恢复唐宋科举制度，让他们走上仕途，才能解决问题。

然而元帝国却迟迟不开科举。

这不难理解。事实上，帝国的统治者很清楚，如果恢复科举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肯定无法与汉人一争高下，更考不过南人，他们把持政坛就不再可能。朝廷里的理学家们也反对重开科考，因为程朱理学原本就对科举不以为然，他们更主张通过书院讲学来繁荣学术传播思想。元政权和理学家不经意的殊途同归，便让许多读书人希望落空。

当然，元政府后来还是恢复了科举，但与唐宋两代多有不同，可以说极具征服王朝的特色。据正史记载，当时规定每次科考的名额，是考生三百，录取一百。两种名额都按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中进行分配。这看起来好像很平等，其实不然，因为南人的总人口是汉人的五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一百四五十倍。都录取二十五名，公平吗？对汉人并不公平，对南人就更不公平。

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汉人和南人要求写千字以上，蒙古和色目人只要五百。录取又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和南人左榜。右尊于左，授官级别不同。更何况帝国的三大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都不允许汉人和南人进入，他们中了进士也没有什么高官厚禄。

然而就连这样并不公平的考试，也不能正常进行。大元历时近百年，科考只有十六次，取士只有上千人，比宋太宗淳化三年的录取人数还少。也只能说，好歹有科举。

因祸得福的是理学，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认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和出题蓝本。这当然是南宋的理学家们北上之后，跟北方儒生们一起努力的结果，与忽必烈和他的后代喜欢理学，也不无关系。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明清两代都只考程朱理学代表的儒家经义，理学也终于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真不知道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理学的北传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我们知道，理学原本发源于中原地区，只是由于靖康之变才在南方通过朱熹完成了体系。因此，当它随着被俘的宋儒北上，并被统治者和北方儒生接受时，也可以说是回家了。可惜，这个家园已江山易主，统治者不再是相对开明的赵宋官家。那么，回家的理学要不要成为征服王朝的官方哲学呢？

这是一个两难选题。不要，就没有容身之地；变成大元的官学，又会失去独立自由。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原本是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理学家们也坚持道统的崇高地位，并以“致君行道”为己任。但是随着他们与元政权的妥协，这些优点都不复存在。到明清两代，理学更是堕落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也只能从长计议。

其实，理学仅仅是薪尽火传，科举为知识精英提供的出路也十分有限。元代真正骄人的成就是在科技领域，最耀眼的明星则是郭守敬和札马鲁丁。札马鲁丁是波斯人，与郭守敬在忽必烈手下同朝为官，分别执掌回汉司天台。他在华期间最重要的贡献，一是编制了《万年历》，也就是回历；二是编纂绘制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地理文献和大元地图；三是创制了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其中就包括地球仪。

这可都是让人大开眼界的事情，也让郭守敬的科学研究有了来自西域的营养。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在全国建立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河南登封的观星台即是其中之一。观测成果也很可观，不但记载了已经发现的1464颗恒星，还发现和测定了未定名的一千多颗，刷新了有史以来的纪录。

郭守敬的《授时历》也很了不起，不但形成了天文常数系统，而且将一年“365”天之后的小数，精确到了0.2425。他的三次差内插法和弧矢割圆术等发明，则不仅是数学在天文学中的运用，也是数学本身的成果。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这里面同样有着多种原因。一方面，作为马背上成长的草原民族，以及实用主义的征服王朝，忽必烈们不会有汉族士大夫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成见，反倒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何况这些研究还有用。另一方面，既然做官不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和出路，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就会向其他方向寻求发展。因此，尽管统治者文化程度不高，元代的中华大地却不会变成荒漠。在特殊的气候条件下，这里将开出与众不同的花朵，奏响别具一格的音调。

那又何妨听他几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