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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