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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