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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