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班协和客机于十一点从戴高乐机场起飞,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抵达纽约——当然这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比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早。下午我回到自己凌乱不堪的住处,因时差而身体不适,情绪紧张不安。天气越来越糟,预报说又有雨雪降临。我不得不出门购物。而马里诺已经回家了,毕竟他还有辆大卡车。

Ukrops超市里熙熙攘攘,每次一有雨雪预报,里士满居民就会失去理智疯狂抢购一番,生怕自己会饿死或渴死。面包已被一抢而空,我到达时连条吐司都没剩下。熟食区也没有火鸡肉或者火腿。我只能将就着尽可能多采购些别的,因为露西应该会在我这儿小住一段日子。

到家时已过六点,我已没有精力和车库折腾,于是把车停在外面。笼罩着月光的几缕纤云仿如一颗头骨,它们飘散、变形,终于被逐渐猛烈的风卷席而去。树木在轻顫、低语。我感觉昏昏沉沉的,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同时又开始担心露西为何没有回家,甚至没打电话。

也许她去弗吉尼亚医学院了,但我联系整形外科病房后得知,他们从昨天早上起就再没见过她。我惊慌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胡思乱想。将近十点,我再度出门,开车驶往市中心,神经高度紧张,几近崩溃。

我知道露西很可能去了华盛顿特区,但无法相信她连张字条都没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每当她不辞而别,准是又遇上了什么麻烦。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经过市区空旷的街道,在医院立体停车场上下穿梭许久,终于找到了停车位。我从后座抓起一件实验室长袍钻出车子。

到达整形外科病房所在的新楼二层,我穿上实验袍后推开病房门。一对夫妇正坐在床边,我猜是乔的双亲;我向他们走过去。乔的头部裹着绷带,腿部上了石膏,但意识是清醒的,她一眼便瞥见了我。

“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我招呼道,“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说过我,从他们的表情我看不出。桑德斯先生客气地起身和我握手。

“幸会。”他说。

他完全不同于我的想象。通过乔的描述,我以为他们是不苟言笑、习惯对一切进行冷酷批判的人。但我见到的桑德斯夫妇体态浑圆,显得保守,一点都不可怕。当我问起乔的事情时他们非常客气,甚至有点羞涩。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神似在发出求助的信号。

“我可以和病人单独谈谈吗?”我征询他们的意见。

“好的。”桑德斯太太说。

“乔,你好好听医生的话。”桑德斯太太疲倦又消沉地对女儿说。

他们一走出病房,我立刻关上房门。乔的眼里盈满泪水。我俯身亲吻她的脸颊。

“你让大家担心死了。”我说。

“露西还好吗?”她轻声问道,声音因啜泣而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我把纸巾塞进她打着点滴的手中。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乔。你的父母对她说你不想见她,而且……”

乔开始摇头。

“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做。”她沮丧地说,“我就知道。他们对我说她不想见我,说她为那件事烦躁得不得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知道她绝不会不想见我,可他们把她赶走了,现在她果然不见了。也许她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

“她觉得你这次受伤都是她的错,”我说,“你很可能是被她击中腿部的。”

“请带她来看我,求你了。”

“你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吗?”我问,“她难过的时候会去哪里?会不会回迈阿密?”

“她肯定不会回那里。”

我找把椅子坐下,疲惫地缓缓吐了口气。

“酒店?”我说,“朋友那里?”

“也许去了纽约。”乔说,“格林威治村,一家叫红果子的酒吧。”

“你认为她去了纽约?”我诧异地问。

“酒吧老板叫安,当过警察,”她声音颤抖,“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她每次失踪都让我害怕得要命。她每次想不通时都会这样。”

“我知道。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后,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乔,顺利的话你近期应该就可以出院了,”我微笑着说,“你想去那里?”

“我不想回家。你会去找她的,对吗?”

“你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吗?”我问。

“我父母不是坏人,”她喃喃道,镇痛剂不断滴下,“他们只是不明白。他们认为……到底有什么错呢?”

“没错,”我说,“爱永远不会错。”

她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我离开了病房。

她父母就在门外,看起来哀伤而又疲惫不堪。

“她怎么样了?”桑德斯先生问。

“不太好。”我说。

桑德斯太太哭了起来。

“你们有权利选择相信什么,”我说,“但目前看来,阻止露西和乔见面并非明智之举。这样做只会让她更加恐惧、更加沮丧,甚至让她失去生存的意志,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

他们没有回应。

“我是露西的姨妈。”我说。

“我想她迟早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桑德斯先生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拦着她。其实我们只是在尽力替她着想。”

“这些乔都知道,”我说,“她爱你们。”

他们没有道别,只目送我走向电梯。我一回到家就给红果子酒吧的安打了电话。电话那端一片嘈杂,隐约听得到乐团的演奏。

“她不太舒服。”安对我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会照顾她吗?”我问。

“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她说,“稍等,我去叫她。”

“我见过乔了。”露西接听时我说。

“哦。”她简短应道。显然已喝醉了。

“露西?”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她说。

“乔爱你,”我说,“回来吧。”

“回去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她从医院接回家,由你来照顾,”我说,“你至少可以这么做。”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凌晨两点我下了床,到厨房泡了杯药茶屋外雨骤风急,雨点重重地敲在屋顶和阳台上,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到锁在公文包里的棉棒采样、毛发样本和咬痕照片,我忽然觉得凶手似乎就在身边。

我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似乎属于他的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邪恶。仔细想想真是讽刺,国际刑警召唤我远赴法国,结果我取得的唯一合法证物竟然是装在布洛芬药瓶里的塞纳河河水。

凌晨三点,我坐在床沿给塔利写信。我揉掉一张又一张信纸,久久无法落笔。对他的思念让我害怕,与他做过的事让我恐惧。现在我遭到了报应,罪有应得。

我又撕掉一张信纸,久久望着电话,一边计算着里昂此刻几点,想象他正穿着优雅的套装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开会或陪同某人,丝毫不曾想起我。我想着他那健壮光滑的躯体,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会了扮演如此迷人的情人角色。

我来到办公室。将近法国时间下午两点时,我决定打电话到国际刑警总部。

“……你好……”

“请接杰伊·塔利。”我说。

电话被转接了。

“贩毒高发区计划小组。”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迟疑片刻。“是杰伊·塔利的分机吗?”

“你是哪位?”

我报上姓名。

“他不在办公室。”

恐惧向我袭来。我难以相信他的回答。

“请问你是谁?”我问。

“威尔森探员。我是调查局联系人,那天我们没能见面。杰伊出去了。”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不确定。”

“明白,”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他?或者请你转告他,让他回我电话?”

我知道自己的语气透着掩饰不住的焦虑。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不过如果他来办公室,我一定如实转告。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谢了。”我说。

我挂掉电话,感到一阵恐慌。我非常确定,塔利不想和我再有任何接触,并且要同事挡掉我的电话。

“噢,老天,噢,老天!”经过罗丝的办公室时,我喃喃自语着,“我都做了些什么?”

“你在对我说话吗?”罗丝从键盘上抬头,透过眼镜打量着我,“你又丢东西了吗?”

“是的。”我说。

八点半时我去参加内部会议,在平时的主席位坐下。

“又有什么新案子吗?”我问。

“黑人女性,三十二岁,来自阿尔伯马尔县。”钟开始发言,“汽车冲出道路后翻覆,显然是急转弯失控。右腿骨折,颅骨底骨折。阿尔伯马尔县法医理查德医生要我们把她登记在案。”他抬头看向我,“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的死亡原因和方式似乎足够清楚。”

“因为按照规定,我们必须支持地方法医办公室,”我说,“他们提出了要求,我们就得尽力满足。我们可以花一个小时把她登录,或者花十个小时讨论是否有这个必要。”

“下一个案子是八十岁的白人女性,昨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还有人看见她,但晚上六点半左右她的男友发现她……”

我努力集中心神。

“……没有滥服药物或其他的恶习……”钟继续说,“有服用硝酸甘油药片的习惯。”

塔利极度饥渴似的做爱。难以相信我竟然在开会时想起性事。

“她需要做伤口检查和毒物检测,”费尔丁说,“需要仔细检查。”

“有人知道我下周要去学院上课吗?”毒物检测专家提姆·库珀说。

“应该是教毒物学吧。”

“说真的,”库珀说,“我需要一名秘书。”

“我今天得跑三趟法院,”副主管赖利说,“可事情太多了,我根本脱不开身。”

房门打开,罗丝探头进来,示意我出去一下。

“拉里·波斯纳待会要出去了,”她说,“他希望你现在就去趟他的实验室。”

“马上就去。”我说。

我走进实验室,看见他正在制作永久玻片,用吸管将一滴Cargille封片剂滴在盖玻片边缘,同时其他玻片放在加热板上加热。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帮助,”一见到我他便这样说,“你来看看显微镜,这是那具无名男尸身上的硅藻。不过请记住,硅藻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水是咸水、半咸水或者淡水。”

我望着显微镜里如玻璃般清澈透明的微小有机体,它们形态各异,让我联想起船、锁链、锯齿、新月、虎斑、十字架以及一叠叠扑克牌。有些碎片和局部很像五彩碎纸、沙砾和某些矿物的彩色结晶。

波斯纳移开镜台上的玻片,换上另一块。

“这是你带回来的塞纳河河水采样,”他说,“桥弯藻、直链藻、舟形藻、脆杆藻,等等。多得像灰尘。全是淡水硅藻,是好现象,但没什么意义。”

我靠向椅背,望着他。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我失望地说。

“毕竟我不是罗伯特·麦克劳克林。”他不动声色地说。罗伯特是他的老师,世界知名硅藻学者。

他凑近显微镜,将放大倍数调至一千,然后开始挪动玻片。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植物品种在植物群中的出现频率。”

植物群是指某特定植物的种类分布,在本案中就是各种类型的硅藻。

“直链藻的出现率是百分之五十一,脆杆藻是百分之十五。其余的我就不一一说明了。但两个采样的百分比非常相似,几乎称得上一致。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你用布洛芬药瓶带回来的样本远在法国。”

我想起圣路易岛的河岸,想起那个在天黑后离开尚多内宅邸,跑到河里裸泳的男人,不禁一阵颤抖。也许他没有擦干身体或淋浴就穿上衣服,以致身体上的硅藻黏附在衣服内侧。

“如果他在塞纳河里游泳,而衣服里沾满硅藻,”我说,“就表示他穿上衣服前没有洗澡。金兰身上的呢?”

“与塞纳河的硅藻完全不同。”波斯纳说,“但我采了詹姆斯河的河水样本,事实上距离你的住所不远,两者的植物群出现率非常相似。”

“金兰尸体上的植物群和詹姆斯河的植物群相当一致?”我必须确定这一点。

“我有个疑问,詹姆斯河的硅藻在这一带是否到处可见?”波斯纳问。

“咱们来瞧瞧吧。”我说。

我拿棉棒擦拭自己的手臂、头发和鞋底,让波斯纳做成玻片。检查结果中不见硅藻的踪影。

“自来水里会有吗?”我问。

波斯纳摇头。“因此除非被浸泡在河水、湖水或海水里,否则一个人不会全身都是硅藻……”

我一愣,脑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死海,约旦河。”我说。

“什么?”波斯纳困惑地问。

“发源于卢尔德,”我说,慢慢兴奋起来,“就像那条圣河,恒河,那里被认为是如奇迹般的圣地,许多失明、跛足和瘫痪的人浸泡在河水里祈求痊愈。”

“他在这种大冷天泡在詹姆斯河里?”波斯纳说,“这家伙一定疯了。”

“多毛症没有医治的方法。”我说。

“多毛症?”

“一种非常罕见而可怕的病症,一出生就全身长满长毛,像婴儿头发那么纤细,可以长达六七英寸甚至九英寸,伴有其他许多畸形症状。”

“哦!”

“也许他在塞纳河里裸泳是希望能够奇迹般地治愈,而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了詹姆斯河上。”我说。

“老天!”波斯纳说,“这念头可真诡异。”

回到办公室时,我看见马里诺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

“露西去了纽约,我和乔以及她的父母谈过了。”

“露西怎么了?”

“别担心,她快回来了。”

“她最好当心点,这种时候再有什么疯狂举动对她没好处。”

“马里诺,”我说,“凶手泡在河里很可能是想把自己的病治好。我怀疑他目前就在詹姆斯河一带活动。”

他思索片刻,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神情。这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但愿不是附近的哪个大富翁失踪了,”马里诺说,“我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费尔丁跑进办公室,冲马里诺大吼:“你在搞什么鬼?”

费尔丁脖子上的青筋浮凸,满脸通红。我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我们还没来得及赶到现场你就把消息泄露给媒体了!”他斥责道。

“喂,”马里诺说,“冷静点。把什么消息泄露给媒体?”

“黛安·布雷被杀啊,”费尔丁说,“所有新闻都在报道。警方已经拘捕了嫌疑人,安德森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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