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我等着见铁依讷,铁老总,便在他办公厅外面与孟爱蒂搭讪,消磨时间。她用算计的眼光钉着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她说。

“什么事?”我无知的问道。

“你,”她说。“还有巴耶妲。还有胡海密。”

“哦,”我说,“那个。”我个人的私事竟成了公开的话题,感到很“那个”。

“有个赌局,”她说。“你不知道?”

我摇头。

“你出一块钱,”她说明,“赌耶妲嫁给谁——你或者老胡。现在这场赌博差不多是平分秋色,所以,你赢的最多不过是另外的一块钱。”

“你赌哪边赢?”我问她。

她细密的瞧着我。

“不知道,”她说。“还没决定。你对她是认真的吗,小高?”

“当然,”我说。

“嘿嘿。”她说。“等着看吧。”

铁先生的门开了,胡海密抱着好厚一本账簿出来。

他看我,再看孟爱蒂,然后走路。一言不发。

“性格先生。”爱蒂说。“你可以进去了,小高。”

他看上去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矮小。就像一个走气的足球,皮又粗又皱。他纹风不动的坐在那张大桌子后面,锐利的眼光跟着我进门,跟着我走近。向着一把椅子呶呶下巴。我坐下。

“报告?”他说,半是发问半是命令。

“铁先生,”我开始,“关于石耶鲁的案子……希望您批准一笔一百元的支出费用。是为了换取秘密情报。”

“什么情报?”

“到石教授失踪的前一个月为止,大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一直是砒素中毒的受害者。”

倘若我在等反应,那注定失望;什么也没有。

“先生,情报的来源不便透露。我相信这很有根据。教授在去年夏末开始中毒。最后病情太严重,他不得不去看医生。经过一连串查验之后,才对症下药。”

“你全知道?”他问。“这全是事实?”

“我逐步推敲,”我承认。“情报的来源不止一个。石教授自己了解情况后,很明显的,就采取了制止中毒的方法。最后,他复元了。到失踪的时候,他的健康情形相当好。”

他开始缓缓的,前后转动着大转椅,毎转一次,便略微侧头,保持着看得见我的视线。

“你认为他是被人有意下毒的,高先生?”

“是的,先生。”

“被他的亲人?”

“或者是他家里的人,先生。他有两个仆人。除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在我的印象中,他极少出去吃饭。如果误食砒霜,他必定是在他自己的家里。”

“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得病?”

“没有,先生,就我所知是没有。这点我必须再査。”

他思考许久。

“恶劣,”他最后说。话音中对于人类的这种行为并无丝毫厌恶,也无半分失望。纯粹一种批判的意见:“恶劣。”

“是的,先生。”

“动机会是什么?”他问。“假定你相信的这些是真,石家的人又为什么想要毒杀他?”

“这我就不知道了,先生。也许与遗嘱有些关系。那份失踪的遗嘱。铁先生,一个人可以自己立遗嘱吗?”

他瞪眼望我。

“亲笔写的遗嘱?”他说。“立遗嘱人自己的笔迹?内容完整,见证充分?可以,有效。有几种中止的情形。譬如说,丈夫不可以完全剥夺他妻子的继承权。立遗嘱人不可做违反国体的赠与。例如供应行剌国家元首阴谋事件的经费。诸如此类。另外还有一些最好交由专业律师处理的要件。不过一份单纯的遗嘱经由当事人拟定就算合法。”

“就您对于石教授的了解来看,您认为他能立出这样一份遗嘱吗?”

“能,”他说。“说实在,以他这种人来说,很有可能。你以为他这么做了?”

“不知道,”我坦认。“当然有可能。您问过石太太,她丈夫和别的律师有来往吗?”

“问过,”他点头。“她说一个都不知道。那当然不能表示他没有。他是个非常隐秘的人。高先生,我发现这事愈发麻烦了。我说过只怕石教授已经死亡。我这种信念只是基于一种感受,一种直觉,一种终生与人性弱点打交道的经验。你挖掘到石教授是砒毒的受害人这个情报,不过是证实了这种信念。”他一顿。“我们俩都用了‘受害人’这个字眼。你不以为这中毒的现象有可能只是意外?”

“我不以为,先生。”彼此一阵静默。“铁先生,”我说,“您要我继续调査吗?”

“是,”他答得如此低,这个“是”字变成了一声模模糊糊的“嘘”。

“您看砒素中毒的事该向警局报案吗?”

他挺直一点,坐正在椅子上。

“不,目前还不必。继续调査。”

我下到一楼,满心希望跟巴耶妲闲聊一会。不巧区先生刚进大门,一名虔诚的随从为他把着门,另外两名必恭必敬的跟在他身后,唯诺相应。

“小高,”他大叫,捉住我的臂。“我又有个新的笑话,你准定爱!”

他一把拉近我。他的随从们簇拥过来,热烈的笑着。

“有这么个很矮的小矮个坐在酒吧里,”区老总说,“在吧台另一头他看见了一位又高又大,棒得不得了的金发美女独个坐着。懂吧?”

笑话结束,我东倒西歪的回进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孔雀约她过二十分钟,一点四十五分,在七十四和阿拇特丹街口会我。接着拨到石公馆,问说是否可在下午两点过访,与女佣,何好佳谈谈,并挑选一帧石教授的相片做悬赏海报用。这是再去的巧计。我是与石莉妮通的话;她说她和母亲都很欢迎我。

我去会孔雀的路上买了一个旋转测度器,一瓶可乐。她站在西北角,正等着我。

“谢天谢地!你准时到了!我请了一位护士代班,可是万一杜医生召我,我不在,他准疯。”

“谢谢你,雀娥,”我低声说,递给她一个信封。“帮了大忙。”

“随时欢迎,”她说着,信封已然收起。“你到这附近,就给我个电话。我们一道吃午饭,或其他什么的。”

“我会,”我说。

我步向西中央公园路南边到石家的公寓大楼,通过桌后那位守门员的诘问。

十七号之二的门由一位“维姬丽”(战神的婢女)启开。她欠缺的只是带角的头盔。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何好佳。几乎高我足足一英尺,肩宽臀大,腿长臂长,全是肌肉。头跟粗壮的脖子一般阔,在那身黑制服底下,我猜想必是一个,肌肉迭肌肉的强健躯干,紧绷的皮肤泛着健康的红光。

我曾异想过浅黄色的头发。现在果真出现在眼前,只是已编结成整根、粗如缆绳的发辫,一圈又一圈的盘在头顶上,生似一顶闪耀夺目的皇冠,遂使她原本惊人的高度又多加添了六英寸。那对眼睛,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海样的蓝、乳般的白。不施脂粉,却是红唇饱满,面色丰润。

她给人的印象如此健美,看见她,我不免更形自惭。她似乎是来自另一颗星球的异种,特来儆告世人的不幸。

“高先生?”她以粗戾震撼的声音发问。就凭这声音,在电话里初听见时,便已勾画出这样一个特异的形象。

“是的,”我答。“你一定是何小姐了。”

“对,”她说。“帽子?大衣?”

她将我这两样东西挂进了存衣橱。我随她走过长廊。她踏着稳健、整齐的步伐。裙襬下,小腿肚圆鼓而光滑。像是练健美操的运动家,刚柔并进。

石尤兰,石太太和莉妮在起居室等我。一只小桌几上摆着茶具,在她们诚意的敦促下,我从何好佳手中接过了一杯茶。

“很抱歉,目前我还无可奉告,”我对母女俩说。“对石教授的失踪我没有发现什么新的进展。”

“母亲说你问及父亲的健康,”莉妮说。“去年他得的病。你跟医生谈过吗?”

她蜷缩在长榻的一角,两条美丽的腿屈在身下。

“是的,我和杜医生谈过,”我向着她们俩说。“他不肯透露病因,我猜可能是某种流行性感冒或是什么滤过性的病毒。在教授得这病的同一个时候,家里可有其他的人也不舒服?”

“让我想想看,”石太太敲着头说。“那是去年。哎对。我得了感冒,怎么都好不了。可怜的艾菲鼻子足足塞了一个礼拜。莉妮,你有没有生病?”

“大概吧,”她女儿照旧哑着声音说。“我实在不记得,不过通常一到冬天我就会感冒。这跟家父失踪有关系吗,高先生?”

“哦不,”我急忙道。“我只是要确定他在一月十号那天身体很好。照你们和杜医生说的看来,他确实如此。”

石莉妮望我一会。我觉得她有些困惑,而后随即开朗。

“你是想断定他是否得了遗忘症?”她问。“或是患了某种暂时性的精神分裂?”

“是的,”我说,“就像那类的。不过这个推断显然不成立。石太太,您是否介意我和您的女侍谈几分钟。看看她可否记起什么事。”

“毫无问题,”石莉妮抢先答话。“她大概在厨房或者餐厅。你认得路的;尽管去吧。我已经告诉好佳,尽她所能的告诉你一切。”

“谢谢,”我起身。“你太客气。不会太费时的。待会儿,我还想请教两位女士一些事情。”

女侍在餐厅,坐在长桌一端。正在看一本“预防”的书。

“嗨,”我轻轻快的说。“石太太说我可以私下跟你聊聊。可以叫你好佳吗?”

“可以,”她说。

她坐得笔挺,竖直的背椎骨不碰到椅背;即使坐着,她仍旧高过我。

“好佳,”我说,“我在石家的法律顾问公司做事,是来调查石教授的失踪案。希望你能帮我忙。”

她集中那对土耳其玉似的眼珠瞪着我。就像牙医的钢钻钻进了我的瞳孔。我被整个看透。

“怎么帮?”她说。

“你对他遭到什么事可有任何概念?”

“没有。”

“我知道他失踪那晚你不在家,不过你可曾注意到他有没有反常的现象?我是指,举动上有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

“他失踪的时候,很健康?”

她耸肩。

“他去年生病了?对不对?去年他病得很厉害?”

“对。”

“后来好了。”

“对。”

我叹气。真了不起。对,没有,耸肩膀。

“好佳,”我说,“你在这儿的工作时间是一点到九点,一周六天——对吧?”

“对。”

“你侍候午饭和晚餐?”

“对。”

“他吃过什么其他的人全没吃过的东西吗?”

“没有。”

我投降。“好一个沉默的瑞典人”。嘉宝跟这位比起来简直是个话匣子。

“好了,好佳,”我准备站起来。“谢谢你,我想——”

她的手突然射出,箝住我的胳臂,立刻切断了血液循环。她拖我近身。我直觉的抗拒。就像在抗拒一条拖船。她一把就将我拉到她面前。她的唇贴在我耳旁。我指的是,能感觉出她的嘴唇到了我耳朵上,抓得我死紧。

“他被下了毒,”她低语。

暖和的气息喷进耳内,很痒,但是我惊得已不知反应。这不就是我需要的突破?

“被谁?”我问。

“我早该救他了,”她说。我膛目结舌。

对于这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她严肃的举起那本谈健康与减肥的杂志,指出答案。

原来她是指石教授,跟大家一样,吃多了化学加工的食品。

起居室里,莉妮与她母亲仍是我离开时的模样。石太太在舐着斟满酒的杯口。

“一无所获,”我长叹。“棘手的很……我再继续设法。现在家里唯一不曾谈过话的,石太太,就是令郞。他父亲失踪那晚他在此地。或许他能想到什么……”

她们给我地址及未列入登记的电话号码。之后我要求看一些生活照片。我紧张兮兮的夹坐在两个女人之间,慢慢翻着一厚迭的相片。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验。我明知是在看一个死者的照片。石耶鲁是个脸相单薄,乖戾的人,双颊低陷,唇薄如纸。一双爱责难的眼睛,一个利刃似的鼻子。在全身的照片中,他像是一具裹着厚呢的骷髅,有棱有角。他很高,耸肩,因此他的头分外的向前冲。

“身高?”我间。

“六英尺一,”石太太说。

“不到一点,妈妈,

”莉妮平静的说。“不到六英尺。”

“头发的颜色?”

“带着点褐色,”石太太说。

“大部份是灰色,”莉妮说。

最后我们挑选了一张十英寸光面的登记照片。我谢过石太太和莉妮,并向她们保证随时告知调查的进行。

下了楼,我问守门员,石耶鲁踏出公寓的那夜是否他当班。他答不是,是罗大博,罗的轮班时间是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大博通常在三点半左右露面,到地下室更换制服,他说我如果过十五或二十分再来,或许就能与他当面谈话。

因此我在附近逛了一会,试着推测石教授在离家后可能的几条路线。

在西中央公园和七十二街口有一个地下铁路站。进城或出城都有可能。

他可以搭七十二街站的环市公交车往五十七街,过麦迪逊路,再出市区到东七十二街。

他可以徒步走到哥伦布路,搭乘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

百老汇站的公交车又可以带他下到四十二街和东区。

第五街站的公交车,在百老汇和七十二街都有站头,可以载他由市中心经第五街,再到格陵威治村。

第七街站则可以带他到布隆克斯或者布鲁克林。

再不然,有一辆专程候着他的汽车,那就无处不去。

十七分钟后我回返公寓大楼,询问桌后是另外一位着制服的守门员。

“罗先生?”我问。

“是我,”他说。

我说明身分,正在调査石教授的失踪事件。

“我已经跟警方说过,”他说。“我知道的全说了。”

“我了解,”我说。“他在一月十日晚间大约八点四十五分离开大楼一——对不对?”

“对。”

“戴帽子,穿大衣,围围巾?”

“不错。”

“没对你说什么话?”

“一个字也没有。”

“那并不反常,”我说。“对吗?我是说,他本来不是那种你所谓的交际人,对不对?”

“这话你再说上多少遍都没错。”

我只说一遍。我再问,“罗先生,你记得那晚天气如何?”

他看着我。他有一双大而无邪的蓝眼睛。

“记不得,”他说。“一个月以前的事。”

我从皮夹抽出一张五元票子,塞过那张大理石面的桌子。一只粗糙的手掌出现,把它轻轻抄走。

“现在记起来了,”罗大博先生说。“要命的一晚。冷啊。雨水冻成冰珠。记得我当时在想,他八成是个白痴,居然要在那种夜里出门。”

“冷,”我重复。“冰冷的雨。他没请你叫辆出租车?”

“他?”他轻蔑至极的笑道。“门儿都没有。他生怕我替他开灯,还要两毛小费。”

“他就这么走出去?”

“对。”

“你没看到他往哪条路走的?”

“没。我管他那许多。”

“谢谢你,罗先生。”

“没关系。”

我直接回家,五点过几分到达,换上工作裤和旧的运动夹克,外出吃饭。尚拉威船长坐着轮椅待在走廊上,面朝着楼梯。他听见我房门一开,便熟练的滚着椅子过来。

“搞什么?”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结果你一直在房间里!”

“我回来早了,”我解释。“也刚到不久。”

“我一直在等,”他又说。

“船长,”我说。“我好饿,出去吃点东西。等我回来的时候找你行吗?一个钟头左右?”

“七点以后,”他说。“回放的‘轮椅神探’,我非看不可。七点以后没问题。再要到九点才有好节目。”

“木的”餐厅在西二十三街,由聂如乐自资自营,如乐是位寡妇,她丈夫只遗下这个餐馆。她没有子女,有时候把上门的顾客全当成一家人。顾客大都是附近的,彼此相熟。这里几乎等于是俱乐部。人人称她做“聂姐”。

我在这个刮风的星期一晚上来到时,前厅只十几个酒客,后间有六个食客。但是满室的暖意,桌上的小灯闪现着红光,点唱机正播着一张平克劳斯贝的老唱片(“舞男”),这地方对我恰似一个避风的小港。

聂如乐年近四十,是我见过的最排的女人。橄榄色的皮肤,剪短的头发,像像顶黑盔似的盖着头皮。她用起化妆品相当大方,刷黑的眼影,涂抹仔细的嘴唇。喜戴耳圈,维多利亚式的指环,奇形怪状的圆章和护符一类的项链。

我进门时,她坐在吧台前,盯着一扎钞票,戴着半副镜片的眼镜,使她原本就小的脸显得更小:一张孩子脸。

“小高!”她说。“你去哪见啦?前一晚我梦到你。”

“多谢,”我说。

我选了她边上的櫈子,要了一杯啤酒。她将那个梦境告诉我:她参加一个婚礼,我站着等候新娘走完红毯道;我就是新郞倌。

“新娘怎么样?”我问。“你看她一眼没有?”

她遗憾的榣着头。“她没走进来我就醒了。可是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你,小高。你没想过结婚?”

“不太可能,”我说。“谁愿意要我这样的矮子?”

她按着我的臂。“你太在乎那了,小高。你是个很好看的男人;又有固定的职业。好多女孩都想逮住这个机会。”

“报一个名字看看,”我说。

“认真的?”她紧町住我。“你要真是这样,我马上给你撮合。我不是指露水姻缘。附近真有一位漂亮、健康、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她想要结婚生子。怎么样?我去约一下?”

“呃,不要现在,聂姐,”我说。“我还没准备好。”

“你几岁——二十八?”

“三十二,”我说。

“天哪,”她说,“只剩两年风光。统计学证明要是一个男人到三十四岁还没成家,可能就光棍定了。你想变成一个泡在啤酒里的那些老怪物吗?”

“哦,我看,总有一天会结婚的。”

她大概发觉出我的不自在,突然转了话题。

“小高,你是只来暍,还是想吃点?不是我吹,大厨子做了好棒的炖牛肉,你要是想吃,我就替你留一些。免得待会儿大批人马一到,全部啃光。”

“炖牛肉太好了,”我说。“我现在就要。在吧台上吃行吗?”

“怎么不行?”她说。“我叫喜弟来给你预备好。是个女孩喔,小高——喜弟。”

“只除了比我重五十磅。”

“对,”她沙着声音大笑。“他们会剥了你的皮!”

炖牛肉真棒。

聂如乐赶过来时,我正穿上夹克。

“这么快?”她问。

“有事,”我含笑撒个谎。

“听着,小高,”她说,“我不是随便说说;你要真想找个好女孩,告诉我。我是说真的。”

“我知道你是说真的,聂姐,”我说。“我很感激。不过我自己会去找。”

“希望如此,”她郁郁的说。忽然又爽朗起来。“你当然会。记得我那个梦?每次你总是一个人来这儿。总有一天,你会挽着一位公主跳着进门。一位公主哦!”

“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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