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当夜多次醒来,发现自己睡到了小猫那边,床的左边。他觉得胃里像有火在翻滚,不得不跌跌撞撞地去浴室拿点小苏打。

天刚刚亮的时候,阿兰听到枕边有人喊他,摇他的肩膀叫他起床。是他家的保姆马丁女士。她每天早上七点到,中午下班。

保姆板着一张脸,冷冷地看着他。

“您的咖啡好了。”她生硬地说。

阿兰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同情。他厌恶感性。他总是告诉自己要现实一点,不羁一点。但是今天早上,他却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点温暖。

阿兰穿着睡袍,走进客厅。客厅里的灯全亮着,落地窗外是一片雾蒙蒙、青绿色的景象。屋顶上湿漉漉的。厚厚的乌云虽不及昨晚那般气势汹汹,但遮住了整个天空。

通常,站在这里能看到巴黎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的全貌。但是今天,虽然已经早上八点钟,我们只能看到几个房顶和零星几扇亮着灯的窗户。

阿兰细细品着咖啡,看着眼前昨晚的狼藉渐渐消失,杯盏桌椅一一归位。

五十多岁的马丁女士,一个人在屋里来来回回地忙着,嘴里似乎在念叨着什么。她把今天的报纸像往常一样放在茶几上,但是阿兰却毫无读报的兴致。

阿兰头虽然不疼,却觉得浑身酸痛,大脑一片空白。

“我想马上跟您说……”

这一次她那两片嘴唇终于发声了,她说:“今天早上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工作……”

她没有解释。阿兰也没有问她为什么。阿兰又倒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嚼着嘴里的羊角面包。

阿兰吃完早点,来到电话前,给圣列城的家打了个电话。

“喂,您好?”

接电话的是路易丝·比朗,园丁的妻子。

“您看报纸了吗?”

“还没有,不过有些人来过……”

她今天的声音也和往日不太一样。

“别相信人们对您说的话,也别相信报纸。帕特里克怎么样?”

帕特里克今年五岁。

“还行。”

“尽量不要让他搅进这件事情里来。”

“我尽力。”

“还有……”阿兰觉得自己还应该说点什么。

“没有,没别的事了。”

“您能帮我再做杯咖啡吗,马丁女士?”

“您确实需要再来一杯。”

“我昨天睡得晚。”

“我早上进了屋就觉得是这样的。”

阿兰刷了牙,拧开浴缸的水,但最后决定洗个冷水澡。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以前,他早上的活动就像精密的流水线。今天,他没有像往日一样边走边打开收音机,他害怕了。

他想起昨天给小猫送箱子时经过的那条长长的走廊。她现在应该也起床了。她大概很早就被叫醒了吧,可能是六点?

“您的咖啡好了。”

“谢谢。”

阿兰穿着浴袍,接过咖啡。他终于忍不住看了报纸的大标题一眼:

年轻女记者谋杀亲妹

然后是副标题:

一场疑似因嫉妒而起的悲剧

配图是小猫双手捂着脸穿过巴黎警署时的照片。

阿兰不敢接着往下看,也不敢看别的报道。他起得太早了。以前,他总是喜欢早早地去马里涅街,早早地处理当天的邮件。

他今天也没有心情去办公室。他什么心情也没有。他又躺下睡了一会儿。马丁女士对他有些不满,但阿兰听到她在身边走来走去觉得很安心。

是不是忘了什么事?阿兰知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处理,但是意识模糊,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啊!对。律师!他最信任的律师应该是当初帮他筹划杂志社和唱片业的维克多·黑尔比希。从他那带点捷克还是匈牙利或者波兰的口音中,很不容易猜到他是哪里人。

这是个接近中年的怪人。个子不高,很胖,红头发,油光满面,戴着放大镜一般的厚眼镜。

他独自一人住在学院路的一间屋子里。那一带混乱得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最令人敬畏的民法家之一。

“喂,维克多?我没把你吵醒吧?”

“我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开始,你不会忘了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已经看过报纸了?”

“我向你推荐菲利普·拉比。”

菲利普·拉比经手过二十年来所有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

“你也觉得这件事很复杂?”

“你妻子杀了她妹妹这件事?”

“没错。”

“她没否认?”

“她已经承认了。”

“她说了为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

“这样最好。”

“为什么?”

“因为拉比可以告诉她该怎么做。你呢,你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你杂志的读者估计不喜欢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

“我什么也没做。”

“真的?”

“应该是吧。我已经快一年没碰她妹妹了。”

“给拉比打电话吧。你认识他吧?”

“很熟。”

“祝你好运。”

阿兰打电话给住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拉比。阿兰经常在年度大会、鸡尾酒会和宵夜聚餐上碰到他。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清晰而略显生硬的声音:“拉比先生工作室。”

“阿兰·波多。”

“您稍等,我去看一下。”

阿兰等了一阵儿。拉比在圣日耳曼街上的房子很大。阿兰去那里参加过一次招待会。律师可能现在还没到工作室。

“我是拉比。我刚才还在想您会打电话过来。”

“我一出事马上就想到了您。我昨晚差点就给您打电话了,后来想到您可能在休息……”

“我昨天很晚才从波尔多处理完案子回来。听着,这件事在我看来很简单。不过我想问的是,像您这样的人怎么会卷入这种事情中呢?这事恐怕会有负面影响。您知道您妻子说了些什么吗?”

“就胡玛涅警长说的来看,她只是承认杀了人,拒绝回答其他问题。”

“已经是这样了啊。死者的丈夫呢?”

“您认识他?”

“我见过他。”

“他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昨晚在我家待了很久。”

“他怪罪您了吗?”

“他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

“老兄,想给你一个无辜的角色可能有点难。”

“这件事不是因为我。”

“你不是她妹妹的情夫?”

“我已经不是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快一年了。”

“你跟警长讲过了?”

“对。”

“有用吗?”

“这是事实。”

“不管是不是事实,人们不会相信的。”

“这件事和我无关,是我妻子的事情。我今天会去问她。”

“当然……”

“我希望您能见见她。”

“我手头上还有别的事,不过我不会拒绝您的,预审法官定了吗?”

“我不知道是谁。”

“您在家吗?我一会儿给您回电话。我先尽量从法院那儿打听点消息。”

阿兰打电话到杂志社。

“是莫德吗?”

莫德是杂志社的接线员之一。阿兰和她做过几次爱。

“您好吗,老板?”

“亲爱的,和您想的一样。鲍里斯到了吗?”

“他在整理邮件。我给您转给他。”

“喂,鲍里斯?”

“对,阿兰,我想你今天早上可能不来杂志社,所以我就先处理那些邮件了……”

他名字叫马莱斯基,阿兰的主编。他和妻子,还有四五个孩子住在靠着圣乔治新城的郊区。他是《你》杂志社的另类,从来不拉帮结派,是一下班就回家的那种人。

“小报已经出版了吧?”

“已经开始分发了。”

“今天早上没有人来电话吧?”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每一根线上的电话都响个不断。你能找到我真算你幸运。”

“他们说什么了?”

“大部分是女人打来的。她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什么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是报纸说的那样,你是你妻妹的情人。”

“我从来没有和记者这样说过。”

“但他们还是这么写了。”

“你怎么回应她们的?”

“我说调查刚刚开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阿兰的下一个问题暴露了他的惊慌。

“我们下一期杂志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不过既然你问我的意见,我觉得最好不要有任何对时事的暗示。照以前定好的那样做。”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你有点动摇?”

“看情况吧。今天我可能会去马里涅街,我一个人没勇气待在这里。”

阿兰一直在想应该做什么。昨晚,他觉得今天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觉得在安着落地窗的客厅感到孤单。

还有他的父母。他们五十年来一直住在离这里并不远的克里希广场。他答应经常回去看望他们,但很少这样做。

阿兰差点就出门了,但又突然想起拉比让他在家里等电话。好吧,那就给父母打个电话吧。他也无所谓马丁女士会听到他们的对话。从此以后,他肯定再也没有秘密可言,因为有些报纸肯定会把他的私生活事无巨细地曝光。

“喂,妈妈?是我。我早就想去看望你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在家。不。保姆还在呢。她刚刚向我提出辞职。为什么?你看过报纸了?爸爸呢?他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他在诊所?”

阿兰的父亲是位牙医。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有时更晚。

他的精神很好,灰白的头发用发梳卡着,灰色的眼睛里流露着宁静。在他的耐心和理解面前,病人会对自己的焦躁不安自惭形秽。

“你说什么?不,有真有假。过几天还会有更多的假的消息。过几天一有空我就去看你。跟爸爸说我想他。”

马丁女士手里拿着抹布,惊奇地看着他,好像他这样的怪物应该没爹没妈才对。

那他现在应该做什么呢?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想到了法院、警署、拘留所,想到所有正在运转却把他丢在一边的权力机器。

除了接受问讯,拘留所里的女人在其他时间做什么呢?

十点了。电话终于响起。阿兰赶忙去接。

“您好,是我!”

“我给您转接拉比先生。”

“喂,喂,拉比?”

“对。预审法官已经定下来了。是贝内代,很年轻,三十五六岁,为人处世一丝不苟。他十一点提审你的妻子。我到时也会在那里。”

“警署那边已经没事了?”

“她已经认罪了,警署应该没什么好问的了……”

“那我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应该是今天晚些时候吧。我现在得去法院了。我在哪里能找到你?”

“在我的办公室。如果我不在,就给接线员留个信息。”

“已经做完该做的一切了吗?”阿兰问。

“还没有。”

“我该给您多少钱,马丁女士?”

她从围裙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算了算。一共是一百五十三法郎。阿兰给了她两张一百法郎,她并没有要找钱给阿兰的意思。

“您忙完之后把钥匙交给门房。”

“如果您暂时找不到别人……”

阿兰走下楼梯。楼梯很宽,要是没有那些陈旧和造作的大窗户就更完美了。每一层只住着一户人家。第四层空着,很神秘。第三层住着一家南美有钱人,这家有三四个孩子,还有一辆劳斯莱斯和专属司机。这家的男主人曾经在法国留过学,当过几年他们国家的元首,后来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了。

第二层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办公室。第一层是一家咨询公司。

门房更像一个沙龙,楼管珍妮女士是个很骄傲的人,她的丈夫在部里工作。

为了保持风度,她刻意回避阿兰的眼神。

“可怜的太太!”她嘀咕道。

“对。”

“天知道她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希望是很快。”

阿兰很害怕珍妮这种含沙射影的态度,但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请问,您认识什么保姆吗?”

“马丁女士不干了?”

“她刚才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理解她,不过不太赞成她的做法。人们总是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尤其是男人,对吧?”

阿兰没有辩解。她不是唯一一个怀疑阿兰的人,争辩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个年轻的女士正在找工作。我今天会和她联系。您只是需要上午工吧?”

“无所谓。”

“价格呢?”

“和现在一样。”

雨还在下着,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路尽头蒙梭公园的黑栅栏变得更加清晰,金色的箭头被雨水淋得失去了光泽。

阿兰机械地走向红色小汽车,想到小猫的车。她把车停在哪里了?难道还在大学路布朗谢家门口?

不知道为什么,小猫的车被弃置在外让阿兰感到很恼火。他穿过左岸,开进大学路。在距布朗谢家住二层的那座大房子五十米的地方,阿兰发现了那辆车:在雨中熠熠生辉。房子外的栅栏前,簇拥着两三群人,可能是好奇的人,也可能是记者。

他又开向马里涅街,钻进属于他杂志社地盘的那座楼里。刚起步时,他们只租了最高的那一层,现在,整栋楼都是他们的了。

第一层是沙龙和营业窗口。阿兰搭电梯上了五楼。走廊里的门都紧闭着,只传来打字机清脆的敲击声。

这座楼最初是按居民楼设计的,阿兰后来不得不对格局进行改造,拆了几堵墙,增加一些台阶,整个办公楼就像迷宫一样。

阿兰时不时举手跟大家问好。终于,他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马莱斯基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

阿兰也向他举了举手表示问候。接着他拿起电话。

“帮我接一下我的汽车维护公司。对,在卡迪内街。喂?有人吗?尽快给我打回来。”

阿兰的桌子上像往常一样堆满文件。他草草地看了几眼,根本不知道邮件在说什么。

“喂?对。喂,卡迪内街。伯努瓦?我是波多。对,谢谢了,老兄。我妻子的车现在停在大学路。不是,财政部往南一点。我不知道她留钥匙了没有。告诉技术人员带上所有工具,务必把那辆车弄回我的车库,您负责保养。对。您要是愿意,把车洗一洗。”

马莱斯基好奇地看着他。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涌进办公室,好奇地看着他。阿兰心里默默地盘算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做。

在办公桌上一份报纸的头版上,他看见自己昨晚的一张照片。手里拿着酒杯,头发乱七八糟。

酒实在是太满了,真不应该这样做。

他礼貌性地在办公室走了一圈,和几个人握了握手,像往常一样说:“亲爱的,大家好。”

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比这一群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看他的人镇定得多。他径直走向公司屋顶阁楼的设计室。负责照相的于连·博尔和负责排版的阿尼亚尔正靠着画板。

“孩子们,好!”

他不小心掀落一堆照片。是带着《你》杂志特殊风格的纯洁的裸照、半裸照。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他曾经对最初的几个合伙人这样解释,听我讲,亲爱的各位,我们的客户不是所有人,而是每一个人,所以要让每一个人都能觉得自己重要。”

文章也是这样。每天发生的事儿,每个人身上的事儿。几年前,杂志社第一张贴在巴黎墙上的广告,就是指向路人的一根手指:你。

一个巨大的你。任何人都无法逃离他。

阿兰从阁楼上下来。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人把电话递给他。

“拉比。”马莱斯基喘着气说。

“喂?您有消息了?她说什么了?”

“不。我现在不能跟您讲。中午十二点半法院的小酒馆见,我们一起吃午饭。另外,我替法院通知你,预审法官下午两点要和你对质。”

“她也在?”

“没错。”

律师挂掉电话。他的语气很生硬,好像心情不太好。

“我不知道下午我能不能回来。无论如何,我先不管下一期的杂志了,你帮我处理。”

阿兰慢慢地下了楼。几年来,人们一直问他:“你去哪儿?”

因为他总是很忙,忙着从一个地方奔到另一个地方。

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今天和大家走得一样慢,甚至更慢。动作也变慢了,难道仅仅是因为要点烟才变迟缓了吗?阿兰看着对面的酒吧,犹豫着,最终还是冒雨穿过了马路。

“苏格兰威士忌?”

为了避免和酒保讲话,阿兰眼睛看着外面,做了个“是”的手势。从酒吧出来,阿兰往法院开去。整个巴黎都很沉重,郁郁寡欢,小汽车比肩接踵,一辆紧挨着一辆。到法院的时候,时间刚够他找个停车位,阿兰抽了两支烟,把车停在法院的林荫道上。

他知道这家陈旧阴沉的酒吧。阿兰刚开始工作时,有时候负责报道诉讼案。拉比那时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了。他穿着裙摆飞扬的律师袍从走廊或者大厅快速经过时,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律师都会很尊敬地立在两边。

他在酒吧里的人群中张望着。大都是下午来接受问讯的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他们在桌边低声讨论着。

“您有预定吗?”

“我在等拉比先生。”

“这边请。”

像往常一样,靠窗的位置。阿兰看着庞大的拉比顶着浑圆的脖子,旁若无人地像穿过法庭那样穿过酒吧。他手里什么也没有拿,没有餐巾,也没有文件。

“您点过了吗?”

“还没。”

“我要一份肉和香肠的冷拼盘,半瓶波尔多。”

“一样。”

律师的脸上没有丝毫笑意。

“她怎么样?”

“镇定又不好相处。”

“她还是什么也没说?”

“贝内代问她是否杀了妹妹,她仅仅回答了是。接着他又问,她是不是早上从您的抽屉里拿走那把勃朗宁时,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她说她那时候还不确定之后要干什么。”

服务员给他们拿过来冷肉拼盘和酒。他们默默地吃了几分钟。

“贝内代是一位很有耐心、很有教养的小伙子。他对她很宽容。我觉得我要是在他的位子上,可能已经扇她耳光了。”

阿兰静静地听着,暗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他了解拉比,也知道他在法庭上的成功和他的粗鲁有很大关系。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被抓的,但是我见到她时感觉她好像刚从美发店出来。头发一丝不乱。她很整洁,很放松,穿着一身没有一点折痕的套装。”

那套绿色的套装最多是三个星期前刚做好的。昨天,阿兰先小猫出家门,所以不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

“她好像是来这里做客的。您知道那些老派的本地人吧?贝内代的办公室就跟他们住的地方一样,到处都是灰尘。文件在地上乱摊着,都有半墙高了。”

“看她的神情,好像是一位来这里做客、但怕弄脏衣服的贵妇。”

“预审法官问到杀妹妹的原因时,她只是说:”

“‘我一直讨厌我妹妹。’”

“预审法官提醒她这不足以成为杀人的理由,她辩解道:”

“‘这得分情况。’”

“我建议预审法官给她做一次精神鉴定。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她一点都没疯。”

阿兰犹豫地插了一句:“小猫是有点反复无常。我的意思是,她经常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像一只一直在火堆边打呼噜却突然冲到房间另一头的猫。这就是我叫她小猫的原因。”

听到这里,拉比没有不耐烦,他边嚼着冷牛肉边看着他。

“不能这样做事,拉比只说了这几个字,好像阿兰刚刚说的都是废话,法官想知道她是不是出于嫉妒才这么做,可是她一声不吭,嘴都没张。之后她一直不说话,好像很看不起我们。”

拉比又吃了一勺。阿兰也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小,小到面前的桌子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

“最难让人接受的是之后的事儿。您妻子被带回牢房后……”

“她被戴上手铐了吗?”

“在走廊里,对。这是规定。我一个人和贝内代待了一会儿。他刚拿到尸检报告。安德丽娜·布朗谢被枪击后并没有当场死亡,她还挣扎了四五分钟……”

阿兰还没有反应过来。手里拿着酒杯,焦躁地看着律师。

“您大概知道他们家的保姆娜娜吧,她的真名叫玛丽·波得哈。她听到争吵声后,想赶紧把小孩子们带到厨房……”

“她穿过走廊时,听到了枪声。小男孩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她使劲把他们拉到厨房,托付给厨师。”

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阿兰的眼前很自然地浮现出当时的画面。

“您可能不知道厨房是离安德丽娜最远的地方。保姆低声嘱咐厨师,一定不要放孩子们出去。”

“我很确信,以贝内代的风格,他肯定会派专人去弄清精确的时间。玛丽·波得哈到了安德丽娜房间门口,没有马上进去。她应该是先趴在门上听了听。她什么也听不到,然后犹豫地敲了敲门。”

“没人来应门。大概过了三分钟,她进去。您的妻子站在那里。脸贴着落地窗。离梳妆台不到一米的地方,她妹妹躺在地上,身子一半在地毯上,一半在木地板上。嘴唇微张,微微地呻吟着。”

拉比用叉子叉起一块牛肉,说出这样的结论:“为这样的人辩护!杀了妹妹。好吧,要不是妹妹还好。任何人,只要不是妹妹。人们还是相信血缘关系的,相信该隐和亚伯的传说。”

“嫉妒,好。很简单。但是杀了妹妹,在她垂死之际,看着她奄奄一息地挣扎而袖手旁观,甚至没有帮她寻求援助。”

“而且,我们也不能阻止主要证人玛丽·波得哈出庭作证。”

“她会被要求描述凶手和死者当时的情况。”

阿兰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的,事实就是这样,但这不是真相。

关于真相,或许阿兰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但是真相已经开始慢慢浮现。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您妻子妹妹的情人?”

“我们已经不是了。”

“你们这种关系持续了多久?”

“差不多七年。并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

“住口!你们睡过,是不是?”

“我们睡过。”

“地点?”

“龙尚街的一套单身公寓。”

“恶心。”

“为什么?”

“首先,那种地方只能让人想到罪恶,正直的人只会感到不齿。”

阿兰赶忙辩解:“我太无辜了!”

他不确定拉比能否理解。

“你们最后一次去那里是什么时候?”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都快一年了。”

“您的妻子知道吗?”

“不知道。”

“她好妒忌吗?”

“我也和别的女人睡过,她什么也不说。”

“您跟她讲这些?”

“发生了就说。”

“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和她妹妹的关系?”

“据我所知,她不知道。”

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气氛像极了布朗谢在阿兰家的那晚。

“您觉得另有他人?”

“我也刚想到这一点。”

“现在,我问您,您有怀疑的对象吗?”

“没有。”

“你们共处的时间多吗,您和妻子?”

“早上我一般先离开。她有时候会在家里写文章,也会给诺奈街,我们乡下的家打电话,和儿子说说话。”

“几岁了?”

“五岁。”

“这样,这一点是否有利还得看情况。然后呢?”

“差不多每天,快到十一点时她会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问我去哪里吃饭,大部分时候我们在饭店会合。”

“接着说。”

拉比推开盘子,点了一支烟。

“大部分时候她都在外面跑。她的工作就是采访名人。她做的不是简短的报道,经常是连载的深入研究。之后,她会再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去克洛谢顿,马里涅街上的酒吧。我们经常晚上七八点和十来个朋友在那里吃饭。”

“你们分开吃晚饭吗?”

“很少。”

“你们晚上很晚回家?”

“基本上从来没有在一点以前回去过,经常是两三点。”

拉比像是宣读判决书似的宣布:“毫无家庭生活。就算陪审团能容忍你所有的放荡行为,这一点也通不过。不过只要提一提晚上的汤就能感动他们。”

“我们从来不喝汤。”阿兰冷冷地反驳道。

“您的妻子明天就会被转到小丘广场。我会去那里见她。您也可以申请去那里探访。不过,我觉得在预审的关键时刻,怕是申请不到。”

“报纸是怎么说的?”

“您没看报纸?他们暂时还比较慎重。您是巴黎名人,他们不敢太过分。而且,您的妻子也是记者。”

他们又在酒吧待了十来分钟,然后穿过大堂爬上楼梯。在法院的走廊里,戴着手铐的犯人站在各个法庭门口,旁边各有两个警察守着。

在远处一扇门对面,有一群拿着照相机的记者。

拉比耸了耸肩。

“早就料到是这样了。”

“我昨天在我家见过他们了。”

“我知道。我看过照片了。”

几束闪光灯,一阵骚动。律师敲了两三下门,镇定地推开门。阿兰走在前面,拉比跟在后面。

“很抱歉,亲爱的法官。我本想避免我们的见面被这么多记者围观。我们恐怕来早了。”

“早了三分钟。”

法官站起来,示意他们坐到椅子上。坐在桌子边上的速记员没有动。

法官金色的头发,看起来热爱运动,但性格沉稳。他身穿一套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服,一枚有纹章的戒指戴在修长的手指上。

“您和波多先生讲过基本情况了吧?”

“我们中午一起在小酒吧吃了饭。”

“波多先生,很抱歉让您来这里对质。我知道您可能会很痛苦,但这件事必须做。”

阿兰突然发现自己喉咙发紧,声音嘶哑。

“能见到我妻子,我感到很高兴。”

仿佛已经很久没见了。阿兰觉得他们似乎分开了很久,他甚至已经忘了她的模样。

然而,他们不过是昨天才分开。

昨天早上,马丁女士像往常一样摇他的肩膀叫他起床。阿兰起床后,在客厅边喝咖啡吃羊角面包,边翻当天的报纸。报纸的头条是关于英吉利海峡的暴雨,被冲毁的布列塔尼水坝,被淹没的沿海城市的酒窖。

他穿着往日的睡衣,手一搭睡眼朦胧、热乎乎的小猫:“一会儿见。你给我打电话?”

“今天早上不行,我昨天跟你说了。今天在克里伦约人了,我得在那里吃午饭。”

“那下午呢?”

“下午可以。”

阿兰摸着她的头发,对她笑了笑。她也对他笑了吗?他想不起来了。

“抽烟吗?”

“谢谢。”

他机械地接过烟。他们在尴尬的气氛中等待着,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终于有人敲门。他们三个人全都站起来,只有记录员还坐着。小猫走进来,身后的两个警察把她的手铐解开。记者们在门外张望着。

“请你们外面等候。”

阿兰和小猫之间不过两米。她穿着一身浅绿色的套裙,披着一件有精致绣花的罩衫,栗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和套裙一样材质的无边软帽。

“请坐。”

小猫先看了看预审法官,又看了看律师,最后目光落在阿兰身上。

在阿兰看来,小猫的这一望意味深长。先是惊讶,可能是看到阿兰面色凝重,然后是一丝嘲笑,还有一丝疼爱或者友爱。

小猫拿起桌上的档案前,低语道:“不好意思给你惹麻烦了。”

阿兰没有吱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坐到她旁边。律师坐在他俩之间稍靠后的地方。

法官似乎对小猫说的话感到惊讶,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您的丈夫和发生在大学路的事毫无关系。”

拉比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不知道小猫会说出什么样的答案。

“我没有任何要补充的。”

“您爱你丈夫吗?”

“应该是。”

她说这话时没有看法官,而是低着头,像是在找烟。身边的三个男人都抽着烟,贝内代体贴地把烟盒递给她。

“您是因为嫉妒吗?”

“我不知道。”

“据您所知,您的丈夫和您的妹妹有不正当关系吗?”

小猫在进了法庭之后第一次转向阿兰,很轻松地低喃道:“他对这事应该比我清楚。”

“我现在是问您。”

“我没什么要说的。”

“您是从什么时候有了杀妹妹的想法?”

“我不知道。”

“昨天早上?我可以提醒您,昨天您离开家时,从您丈夫的抽屉里拿走了桌上的这把枪。”

“对。”

“动机是什么?”

她又说:“我没什么要说的。”

“您又开始早上的做法了。”

“我有意保持态度一致。”

“想要保护谁吗?”

她只是耸了耸肩。

“是您的丈夫吗?”

还是同样的话:“我没什么要说的。”

“您后悔了吗?”

“我不知道。”

“您指的是?”

“那得看情况。”

“什么情况?”

“不重要。”

“律师先生,您难道没有什么建议跟您的代理人讲?”

“这取决于我俩面对面交谈时,她能告诉我什么。”

“您明天可以见她,见多久都行。”

贝内代在烟灰缸里捻灭烟头。

“您,波多先生,您现在可以向您的妻子问您认为应该问她的问题。”

阿兰抬起头,看着那张转向他的脸。小猫只是静静地等着,面无表情。

“小猫,听着……”

他说不下去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觉得他说出小猫这两个字应该能引起一丝涟漪。

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她静静地等着,阿兰想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就像小孩子之间的一场游戏,两个人看着对方,看谁先笑出来。

两个人都没有笑。没有人笑。阿兰妥协了,转向法官。

“没有。没有问题要问。”

在场的人都觉得很尴尬,除了小猫。法官遗憾地摇了摇铃。随后隔壁的铃也响起来,门开了。

“把波多女士带回去吧。”

她现在还是波多女士。不久,她就会是嫌疑人、被告。

阿兰突然觉得一片昏暗,似乎应该开灯了。他听见手铐碰撞的声音,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还有照相机闪光灯的声音。

门又关上。拉比张开嘴,准备回答预审法官的问题。

“您想说什么,先生?”

“没什么。我明天去见她。”

他们走出去时,记者已经离开。走廊里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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