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恍惚惚地开车回家。我做着必要的事情——选正确的路,遇红灯停,打转向灯——但都是在机械地做,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

没有转接。那就意味着马特不在莫斯科,他在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在红笔标出的那个区域,和尤里在一起。但是为什么呢?

可是他为什么要骗我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阵恐惧袭来,席卷我的全身。

回到家,妈妈在厨房的烤炉边上,马特平时就站在那里。她戴着围裙,我已经买了好几年的一条围裙,平时都放在抽屉里,从来没人碰过。厨房里弥漫的味道把我带回了童年——肉饼,从我小时候起她就一直在做的那一种肉饼。还有土豆泥——都是亲手做的,里面加了很多黄油。这些食物不是我买的那种预先煮熟只用微波炉一热就能吃的食物。到处都是熟悉的味道,令人倍感舒心。

我向她打了招呼,向孩子打了招呼。脸上挤出笑容,适当的时候点头,适当的时候问适当的问题。在学校怎么样?双胞胎今天还好吧?我人在那里,心却早就飞到了别处。我满脑子都想着红笔圈出来的那个区域——马特就在其中的某个地方。

晚饭时爸爸坐在马特的椅子上。他坐在那里有些古怪,似乎他不应该坐在那儿。妈妈挤在埃拉旁边,桌旁人太多,但还是勉强挤下了。

我脑中浮现出马特的样子:五花大绑,枪顶头上,逼他讲电话——告诉我他在莫斯科。应该这样想对吧?这也是唯一合理的画面,他撒谎只有这种可能。我低头看着肉饼,却没有了胃口。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惊慌失措呢?我难道不应该很慌乱吗?

妈妈问孩子们一天过得怎么样,努力引导对话,不让饭桌冷场。爸爸把肉饼切成小块,分给双胞胎,刚切好一点儿,他们就用小手抓进了嘴里。

埃拉回答着她的问题,喋喋不休。但是卢克却很安静,他低头看着盘子,手里的叉子拨弄着盘里的食物,不聊天,也不吃饭。我希望能带走他的苦痛,我希望能把他的父亲带回来,让一切都回归正常,带回他的笑容。

埃拉讲起操场上发生的一件事,标签游戏。我看着她,在恰当的地方说一些恰当的话,一些敷衍之词,好让她以为我在听,好让她继续讲下去,但是我的眼神却不停地飘向卢克。有那么一刻,我抬头发现妈妈在看着我,脸上写满了担忧。是为卢克担忧,还是为我担忧,我也不清楚。四目相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我知道她也想带走我的痛苦,就像我对卢克一样。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已经睡下,我来到卢克的房间,坐在他的床头,注意到他的旧毛绒熊塞在身旁的被窝里。毛绒熊已经烂了,耳朵和头的连接处撕破了,填充物从里面冒出来。他过去常常抱着这个毛绒熊在屋子里四处走,还带去学校,午睡时抱着,晚上也要它陪着睡觉。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它了。

“亲爱的,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说道,尽力保持着恰当的语气——轻软、温柔。

他把毛绒熊抱得更紧了,黑暗中他睁着眼,棕色的大眼睛,明亮而聪慧,和马特的那么像。

“我知道爸爸离开后你很难过。”我说,我感觉自己说得很勉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怎能让他感觉好受些呢。但我肯定不能告诉卢克真相。

“爸爸离开不是因为你或弟弟妹妹。”我刚开口就后悔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可父母一方离开的时候不都是这么对孩子讲的吗?好让孩子放心不是他们的错。

他闭上眼,一滴眼泪流了出来。他的下巴颤抖着,极力想要忍住泪水。我抚摸着他的脸颊,多希望能将他的痛苦转移到我身上。

“你是怕这个吗?”我说,“担心是自己让爸爸离开的吗?你完全不用——”

他使劲儿摇了摇头,抽噎了起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亲爱的?只是有些伤心吗?”

他微微张开嘴,下巴抖得更厉害了。“我想要他回来。”他低声说着,泪流不止。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的心都要碎了。

“他说过要保护我。”他的声音很轻,我都怀疑自己听的对不对。

“保护你?”

“不受那个男人伤害。”

这些话使我一下就惊呆了。恐惧袭来,我吓得全身冰冷。“什么男人?”

“来我们学校的那个男人。”

“有个男人去了你们学校?”我的耳边嗡嗡直响,血气往上直涌。“他和你说过话吗?”

他点了点头。

“他说了什么?”

他快速地眨着眼睛,眼神有些游离,好像在回忆什么。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然后他摇了摇头。

“那个男人说了什么,亲爱的?”

“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说‘向你妈妈问好’。”他抽噎了一声,“真是奇怪,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怪。”

俄罗斯口音。毫无疑问。“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宝贝?”

他看起来有些焦虑、害怕,像做错了事一样。“我告诉过爸爸。”

那一刻我的心跳都要停了。“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你什么时候告诉爸爸的?”

他想了一会儿。“他离开的前一天。”

双胞胎出生后五个月,马特和我才有机会一起出门,就我们两个人。我父母从夏洛茨维尔赶来过周末,我们的作息终于正常了。双胞胎在婴儿床里睡,晚上能睡很长时间,直到后半夜才醒来一次。晚上我的父母应该能看得住他们。

马特说他安排好了,我也乐于放松,期待一个惊喜。我以为他会预订那家新开的意大利饭馆,我一直都想去试试,但那里太安静,不适合带孩子。

他不告诉我要去哪儿,只让我跟着。我原本感觉这样很有魅力、很有趣,能给我留一些遐想空间。但是等到了我才意识到:他知道如果提前告诉我,我会拒绝。

“靶场?”我盯着一座巨大而丑陋的仓库前挂着的大牌子,泥土地的停车场停满了皮卡车。他开着卡罗拉,颠簸地开进一个空车位,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你所谓的惊喜?”

我讨厌枪。他知道我讨厌枪。我的生活一直伴随着枪。爸爸是一名警官,每天都要配枪——小时候我每天都会担心他被子弹击中。他退休之后,仍然习惯带枪。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痛点。我不想家里有枪,他却离不开枪。于是我们只能互相妥协。他来我这里住的时候可以带枪,但是必须是没有上膛的枪,而且要一直锁在旅行用枪支保险箱里。

“你需要练习。”马特说。

“不,我不需要。”我老早就擅长射击。进中情局的最初几年,我想样样在行,准备接受任何任务。但是我故意让持枪证过期,我很愿意做办公室工作,离家也近。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碰过枪了。

他停好车,转头看向我。“你需要。”

我心底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当时我最讨厌的莫过于射击。我可不想这样度过我的夜晚。他也应该知道我的想法。“我不要,我不想。”

“这对我很重要。”他一脸恳求的表情。

我听到楼里回荡着射击的声音,听得我毛骨悚然。“为什么?”

“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我很困惑。“我是一名分析员。坐办公室的。”

“你需要准备好。”

那一刻我被彻底激怒了。“准备好什么?”

“俄罗斯人!”

他的情绪突然激动,使我沉默了。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听我说,你在俄罗斯部工作,对吧?”他的语气平和了一些,“如果某一天他们盯上了你怎么办?”

我看到他一脸的担忧。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我的工作会令他害怕,不知道他会为我的安全担忧。“不是这样的。他们不会——”

“或者孩子。”他打断我,“如果他们盯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我想争辩,告诉他这不会发生的,俄罗斯人不会“盯上”一名分析员的,不会的。所以他们肯定也不会盯上我们的孩子。他真的以为我会找一份陷孩子于危险的工作吗?但是他的神情却俘获了我,让我无法争辩。

“求你了,薇薇?”他说着,又露出恳求的神色。

这对他很重要。我思量着。这是他需要的。“好吧。”我说,“好吧。我会练习的。”

要说我最了解马特的地方,那就是他爱我们的孩子。

我从心底也相信他是爱我的,但我有些犹疑,毕竟我是他的目标。但是孩子呢?在我看来,他毫无疑问是爱他们的。他看他们、与他们交流时的神态——都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难以相信他会离开,留卢克一人从公交车站走回家,留其他三个孩子在日托中心等着。

这也是我不相信这一切的原因。因为,如果他知道有人把卢克牵扯进来,他不可能离开,留下我们独自面对。

他会追击那个接近我们儿子的人。

那天深夜,房子里安静下来之后,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偷偷瞥了一眼客厅角落里我父母睡觉的折叠沙发。爸爸轻声打着鼾,妈妈的胸部起起伏伏。我轻轻走到爸爸睡的一侧,床头柜上有一串钥匙,我拿起那串钥匙。

呼噜声依然响着,没有丝毫变弱。我瞥了妈妈一眼,看到她的胸部仍然有节奏地起起伏伏。我走到墙角,他们的行李旁,打开大行李箱,拿出几件叠好的衣服,仔细翻找着,终于看到了。那个旅行用枪支保险箱,埋在最下面。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找到一串钥匙里最小的一把,插进锁孔里,转动了一下,锁咔一声开了。我定身看向我的父母——依然睡着。然后我打开保险箱,拿出了枪,枪在我手里很轻,但同时又很重。我拿起杂志,一盒子弹。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地毯上,合上保险箱,锁了上去。我把保险箱放回行李箱最底下,在上面放好衣服。我们的约定是,爸爸在我家里不能动枪。他根本不会发现枪不见了。

我把钥匙放回到床头柜,小心翼翼地避免发出叮当的声响。把杂志和一盒子弹塞进浴袍口袋里,然后像来时一样轻手轻脚地离开房间,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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