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此对话的意思是,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用忠心来服事君主。上有礼,下有忠,这是一种以心换心,投桃报李的领导艺术。相反,在上者如果对部下无礼,呼来唤去,部下也就很难对他的上级尽忠了。

礼与忠,慈与孝,这些都是儒家政治中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相反,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礼崩乐坏局面了。

在礼与忠这一对范畴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礼的一方面,也就是领导者的一方面。所以,做领导的人一定要礼待下级,以此来激发下级的忠心,使之不仅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领导。

我们常说,敬人者,人皆敬之;爱人者,人皆爱之。只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别人,就能够得到对方同样的回报,为自己增加一个可以同甘苦、谋事业的坚强靠山。做大事、成大功的人,也都是以心换心,才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正所谓“得其民者得其国”,同仁的力量不可小视。帮助了他们,他们就会对我们感恩,成为我们人生的靠山。

三国时,刘备曾为赵云摔了阿斗,虽然人们对刘备掷阿斗一事历来颇有争议,无论是刘备故意作态给别人看,以笼络周围将士的心,还是他真的爱将胜于爱子,但阿斗的确是赵云从地上抱起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刘备当时是轻父子情,重君臣心的。他对赵云的感激怜爱之心溢于言表,赵云也由此更加坚定了为刘备效力的决心。正是刘备对于将士有着感恩之情,他的周围才聚集了赵云、张飞、关羽、诸葛孔明这些才华横溢的杰出人才,成为他振兴大业的有力依靠。

同时,刘备还懂得安抚民心,实施“仁政”。刘备在与川军的斗争中,树起免死旗,收降川兵,又谕众降兵“愿降者充军,不愿者放回”,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人心向之,川军不战而溃。当军队进入成都时,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正是因为刘备对百姓施行了仁政,才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将士的爱戴,从而顺利地占领了成都。

刘备最终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以一颗仁义之心换得了别人对他的支持与感恩,使他得以依靠别人的力量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不仅在古代社会如此,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与人相互支撑”也是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人间关系的法则。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罗尼克认为,一个人走向成功,必须通过六道关口。在20多岁至30岁是第二道关口——脱颖而出。这期间,多数人投入可观的时间,动脑筋钻研业务,和别人比高低,希望能得到好声誉。然而,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凸现出来,便会经常地批评别人,贬低别人,对别人不信任;称赞自己,把功劳归于自己。这样,他们就很难得到别人的合作。甚至不得不与其他人处于对抗之中,也就失去了在群体中的地位。这些人往往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和好感,难于与他人合作,因此,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同事的接纳和合作,常常失去晋升的机会,这样的人也难于获得成功。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成功之道,也在于他能够通晓人性,他总是劝说一个企图成功的人“要学会微笑”。只有对别人真心感兴趣,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中国人也常说“和气生财”,只要以一种很诚恳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你才能够紧紧抓住同仁的力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与你共同做事,帮助你走向成功。

威廉·詹姆士说过:“人性最深切的禀性,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所以,很多成功者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想做大事的人,或者一个想做群体事业的人,或者一个想做领导的人,他最需要的才华不是他的业务能力,而是他“粘合人”的本领。美国商界年薪超过100万美金的人并不算多,但查尔斯·史考伯是其中之一。他曾被卡耐基聘为总裁,他这样谈过他被器重的秘诀:

“我得到这个位子,主要是因为我跟人相处的本领。我认为,我有能够使员工鼓舞起来的能力,是我拥有的最大资产。而使员工发挥最大能力的办法,就是赞赏和鼓励他们。再也没有比上司的批评更能抹杀一个人的雄心了。我从来不批评任何人,我赞成鼓励别人工作……而讨厌挑错。

“我在世界各地见过很多大人物,不过还没发现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地位多么崇高——不是在被赞许的情况下,是在被批评的情况下工作得更卖力、成绩更佳的。”

要想成功,我们必须在肯定对方能力和品格的前提下,紧紧抓住我们的合作者和下属,尤其是在事业最关键的时刻。这样不表示我们要变得很虚伪,相反地,我们要用我们的正直和仁慈去面对我们的同仁和下属,让他们在对我们感恩的同时,激发自己最大的能量和工作热情,成为我们事业和人生的靠山。

以心换心,只有帮助别人,善于与别人共事,才能得到对方相应的付出,同时也获得了自我人格的提升,得到无数人的信赖与支持,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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