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俄罗斯草原水草肥美,风景秀丽。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将军们到来之前,那里生活的是钦察人。他们是在土库曼人被拜占庭人和保加尔人击溃时,成为这里唯一的主人的。但两个世纪之后,游荡在钦察草原的却是由蒙古、突厥、斯拉夫和芬兰人混血而成、操突厥语的新民族——鞑靼。

没错,他们是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

像这样的新人类还有一些。事实上,正如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征服和统治终止了某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些民族的方向,还创造出新的民族,比如乌兹别克。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蒙古人自己。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知道,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十分辽阔。东起太平洋,北至北冰洋,西自第聂伯河,南到马六甲,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然而,当他们元气耗尽时,退回漠北蒙古草原的却只有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带领的那个分支,其他人都留在了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各地,变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变成当地人和混血儿的蒙古人大多成为穆斯林,而且是逊尼派的,只有少数成为东正教徒。佛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摩尼教在中亚的影响,也都被清除净尽,踪影全无。这当然非同寻常。因为旭烈兀西征时,曾对巴格达和伊斯兰文明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想到,西方不亮东方亮。阿拉伯人丢失的又被突厥人发扬光大,钦察草原竟是一片翠绿。

结果是什么呢?

突厥替代阿拉伯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新领袖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原本是中亚突厥,后来迁徙到西亚,在忽必烈去世五年后建立国家,又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灭亡拜占庭帝国,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是伊斯兰之城。城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东正教的圣殿变成了伊斯兰的中心。

这当然是穆斯林的胜利,却也有蒙古人的功劳。要知道如果不是旭烈兀灭亡了阿拉伯帝国,又哪里轮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来指点江山?同样,没有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就没有伊斯兰的突厥化;而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和带头皈依,则无疑是突厥人以及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的助产士和催化剂。

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首先是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力大大增强。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西域到今天的土耳其,沿途比肩林立的正是大大小小的突厥汗国和部落。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心理相同,一旦伊斯兰化便势不可当。大家都是突厥人,又都是穆斯林,身份认同造成的感染力不可低估。有这样一条“绿化带”,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当然要比靠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迅速得多。

其他宗教,也只好让路。

相反,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则大为衰减。众所周知,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更何况正如下一卷将要说的,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中华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

大洗牌的另一个成果是沙皇俄国。当然,即便没有拔都西征,俄罗斯大约也会诞生,却未必是那个样子。事实上伊凡雷帝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鞑靼的。就连东正教扎根俄罗斯,也都是因为沙皇更喜欢带有东方宫廷统治色彩的基督教形式。这当然也要拜蒙古人所赐。难怪与西欧相比,专制主义的传统在俄罗斯根基更为深厚;也难怪俄罗斯史学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大多持保留态度。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则不同。他们虽然也会对大元的统治进行批判,却更喜欢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看重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这当然可以理解,却不妨从长计议。因为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之后世界就变了。世界既然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当然也不再是那个中国。

其实“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本身就是既多义又多变的。它有时候指中原地区或者中原城市,有时候又指作为领土国家的中华帝国,更多的时候指我们民族政治和文明的共同体。由于“天下”就是全世界,因此这个处于“天下之中”的共同体就是世界中心。成为中心,则因为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良好的秩序。这个秩序虽然叫aOrder,在严格意义上却不是国家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就是这个格局。

成吉思汗却把这个格局打破了。事实上,由于蒙古铁骑势如破竹般地纵横驰骋在欧亚大陆,亚洲和欧洲其实已经被他们连为一体。在和平时期,以大汗的名义,各国商人和使者可以相对安全地自由往返于东西方,货物、科技和思想文化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一样不再是孤立或自足的存在,而是新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共同体,也许可以称之为“前全球化秩序雏形”。

这是不同于“中华世界秩序”的新格局。

毫无疑问,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有了两个世界和两个秩序。更尴尬的是,蒙古人把“中国”纳入了新秩序,中国人却无法将钦察汗国之类也看作自己体系的一部分。唯一的办法,是适应。

或者说,把中华史也看作世界史。

这当然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必须承认,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蒙古帝国的勃然崛起,开启了新的时代。他们打破了旧的格局和秩序,同时又把新的建立起来。新格局和秩序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或者说有世界的,也有中国的。

忽必烈建立的格局和秩序就是中国的。尽管他的后代在离开北京时仍然保留着草原民族某些基本特征,尽管他自己也未必心甘情愿将其统治中国化,却成功地让大家都相信他建立的是中华帝国和中华新秩序。作为后继者的明帝国和清帝国,也不能不承认自己与大元王朝一脉相承。

实际上明和清都更像元而非秦汉唐宋,尤其是这两代的政治制度。这并不奇怪。毕竟,像元代这样外族的统治及于整个中国是头一回。因此我们很想知道,这片被洪水漫过的土地会发生哪些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又有哪些影响。

那就让朱元璋来回答吧!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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