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死在了钓鱼山下。

钓鱼山在今天重庆市合川区,蒙哥本不该来这里。因为按照他的战略部署,帝国的军务交给了两个弟弟,西征事宜由三弟旭烈兀负责,漠南战事由二弟忽必烈总领。两个战区都捷报频传,蒙哥为什么还要御驾亲征?

因为他跟忽必烈的关系出了点问题。

忽必烈是蒙哥同父同母的亲弟弟,他们的母亲就是那位了不起的克烈部公主。这位聂斯托利派基督徒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忽必烈除了像所有蒙古人那样,不但从小就进行了骑马和射箭的训练,而且还有畏兀儿和汉族人的导师,这就使他成为四兄弟中最博学、最文明,也最老练的一个。

没错,他受母亲的影响似乎最大。

结果,忽必烈便有些与众不同。

首先是他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幕僚集团。这个顾问班子在窝阔台时代就开始形成,总领漠南战事时蔚为大观。其成员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宗教信仰更是五花八门,忽必烈却能够把他们都拢在一起各尽所能,即便不太合作也不在意。

有一次,忽必烈问征服南宋之策。

被问到的汉臣是程朱理学的传人,他便勃然变色说:宋是我父母之邦,天底下哪有教别人如何打父母的!

忽必烈听了,居然很高兴。

后来,此人被安排担任了帝国的大学教授。

现在看来,忽必烈确实虚怀若谷又知人善任:军事方面依赖蒙古将领,外交事务委托畏兀儿人和突厥人,田园管理当然交给汉臣,他自己则与宗教领袖们坐而论道,基督徒和穆斯林,禅师和道长,还有吐蕃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宾。

在这方面,母亲是他的榜样。终身信仰基督的她常常为佛寺、道观和伊斯兰学校捐款,在中国北方自己的封地里也善待汉人鼓励农耕。于是忽必烈学会了礼贤下士,那些谋臣也大多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比如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姚枢,他的建议便总是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

忽必烈成为亲贵中的汉学家。

蒙哥安排他总领漠南事务,也不奇怪。

这是极大的权限。因为蒙古人的栖息地和游牧区,历来以中间一段戈壁沙漠为分界。漠北就是今之蒙古国,内蒙古自治区则在漠南,再往南就是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忽必烈得到如此美差肥缺喜出望外,便灯红酒绿大宴群臣。

姚枢却忧心忡忡。

忽必烈问:你这是为什么呀?

姚枢说:军政民政都归了王爷,大汗干什么?

忽必烈恍然大悟,立即辞去民政,只管军事。

蒙哥很满意,但不等于他后来不起疑心。

忽必烈受命之后就旗开得胜,一举征服位于今天云南省的大理国。这件事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都意义重大:前者获得了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的贸易通道,以及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后者则表现了自己的领袖气质和军事才能,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积累了资本。

尽管如此,战争本身却并无悬念。忽必烈下达攻城命令当晚,大理城就陷落了。这个唐宋两代即已存在的独立王国由于享受了太久的和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就像熟透了的水蜜桃,只要轻轻一碰便会落入觊觎者的口中。

实际上真正的考验在胜利之后。据正史记载,大军出发前忽必烈宴请将士和幕僚,姚枢便趁机讲了宋太祖派曹彬灭南唐,入城不杀一人,市民生意照做的故事。忽必烈当时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上却突然醒悟。他骑在马上兴奋地对姚枢大声说:曹彬不杀人的事,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姚枢也在马背上拱手:生民之幸,国家之福!

大理国却犯下致命的错误。按照惯例,攻城之前忽必烈派出使者,通知对方尽快投降。匪夷所思的是,尽管毫无反抗能力,把持大理国朝政的权臣高祥还是把使者杀了,然后自己逃之夭夭。这在蒙古人那里可是不能饶恕的,因为使者神圣不可侵犯,杀害使者就是羞辱全体蒙古人民。

同样按照惯例,城破之后,全城的人都得死。

看到使者的尸体,忽必烈怒不可遏,却还是听从了姚枢等人的劝阻,下令只杀高祥一人。止杀令被做成小旗子插遍大理城的街头巷尾,满城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

这在蒙古人的战争史上可是第一次。

哈剌和林开始感到不安。

忽必烈却渐行渐远。征服大理国两年多以后,他在漠南为自己建设了王城,名叫开平。这座城市是一位汉族佛教徒设计的,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中国皇家风格十足。尽管他们谨慎地将城址选择在金中都以北十天路程的地方,但是当蒙哥汗的使者进入三重城墙的开平,看到大理石宫殿和巨大寺庙时,仍然明显地感到与哈剌和林的分庭抗礼。

这是对大汗权威和蒙古传统的双重挑战,不能不让漠北的保守派贵族侧目。何况忽必烈在封地还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设置各种衙门,按照汉族人的法律进行管理。保守派或者说蒙古本位主义者认为,很少回到哈剌和林的忽必烈被汉族谋臣们包围,眼看就要被那帮家伙教坏了。

蒙哥汗当然不能容忍,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又固守成规的人。在保守派的撺掇下,他派出两名钦差大臣到忽必烈的封地巡视,名为审计实则整人。为首的那家伙更是势焰熏天,声称发现了大量违法乱纪和越权行为。结果许多官员被捕被杀,罗列的罪状竟多达一百四十二条。

忽必烈既愤怒又伤心。

姚枢却劝他委曲求全。姚枢说,大汗是君也是兄,王爷是臣也是弟,对抗是不行的,躲避也不是办法。现在只有带着家眷回漠北去,让汗兄放心,才是唯一的出路。

忽必烈照办了,蒙哥汗也接见了他。相见之时,兄弟俩竟都是潸然泪下。不等忽必烈做任何解释,蒙哥就宣布停止审计,但总领漠南军事之权却也被趁机收回。

结果,忽必烈留在漠北养病,蒙哥汗到了钓鱼山。

蒙哥汗是在旭烈兀攻陷巴格达,灭亡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那年南下的。目标是占领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以便在据有长江上游之后,顺江而下直逼杭州。另外两路大军由铁木哥的孙子和速不台的儿子率领,一路攻湖北,另一路走贵州和广西,预定两年后在湖南长沙会师。这是蒙古人惯用的大迂回和大包抄战术,想得不错,胜算也有。

然而蒙哥没有想到,他会在钓鱼山折戟沉沙。从南下第二年二月到七月,蒙古人用了五个月时间也没能攻下钓鱼山上的钓鱼城。这其实并不奇怪。钓鱼山三面环水,钓鱼城居高临下。它的外城建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坚固的城墙由条石垒成,既有箭垛也有炮台。蒙古军在开阔的江面和低洼地带仰攻,宋军在高处还击,利弊不言而喻。更何况重庆地区的夏季酷热难当,岂是蒙古人受得了的?简直必败无疑。

蒙哥也一命呜呼,死因不明。有人说是生病,也有人说是负伤,还有可能是兼而有之。反正在那炎热的夏天,蒙古大军撤离了战场,带着大汗的遗体,也带着伤病员。

钓鱼城解围,南宋松了一口气,蒙古则陷入迷茫。因为此刻的蒙古其实已经不再是游牧帝国,许多内在矛盾也将随着大汗的去世突显出来。草原上的牧民都知道,季节变了就得转场。那么,帐篷该移到哪里,牛车又该驶向何方?

这就要看忽必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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