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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