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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