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两天后，即十一月六日星期四，我一早从里士满出发，准备驱车九十分钟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査局国家学院。马里诺和我分驾两辆车，因为我们随时可能奉命前往其他地点处理突发事件。于我，这些事也许是坠机或火车出轨，至于他，则必须应付市政府和上级官员。因此在接近弗雷德里克斯堡时听到车里的电话铃声大作，我丝毫不觉意外。太阳在云朵里躲躲藏藏，天气很冷，似乎快下雪了。

“我是斯卡佩塔。”我对着话筒说。

车里响起马里诺的声音。“市议会闹翻天了。他们知道市议员麦克科恩的小孩出事后被送到你那里，正对我们的案子发表各种高论，电视新闻、报纸和本地电台都炒得沸沸扬扬。”

过去两天有更多关于案情的流言传出，说是警方已锁定包括都柏林五起案件在内的连环凶杀案的嫌疑人，逮捕行动即将展开。

“你相信这些鬼话吗？”马里诺大吼，“竟然说得像真的一样。说这个人二十五六岁，过去几年都待在都柏林。关键是，市议会忽然决定召开关于案情的听证会，也许他们认为破案时机到了。总得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对吧，让公众觉得他们偶尔还是有贡献的。”他措辞含蓄，但语气激昂，“所以，我必须在十点前赶到市议会，局长也在找我。”

接近公路出口时，我看见前方他车子的尾灯亮起。这天早上，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上挤满卡车和每天到华盛顿特区上班的人。无论我多早出发，无论何时朝北行驶，这里的交通总是壅塞得可怕。

“事实上你去一趟也未尝不好，也顺便替我挡一下媒体。”我说，“我稍晚会与你联系，告诉你最新情况。”

“是啊，见到林恩时别忘了好好照应他。”他说。

我到达学院，警卫挥手让我通过，他早已熟悉我的车和车牌号码。停车场挤满了，我几乎得把车停在树林里。道路对面的射击场正在进行一场实战演练，缉毒小组成员配备着冲锋枪，神色严肃地进行伪装演习。我从一条小径走向红褐色的杰斐逊大楼，草坪上凝结的露水沾湿了我的鞋子。

大厅内，沙发和墙边堆着许多行李箱，因为调査局国家学院的探员总是得随时待命出差。前台上方播映着短片，祝每个人今日愉快，并提醒别忘了出示徽章。我从钱包里掏出带有挂链的证件，挂在脖子上，然后在门禁处刷卡，打开蚀刻着司法部徽章的玻璃门，进入一条以玻璃密封的长走廊。

我一路沉思，几乎没注意到那些身穿深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新进探员，以及穿着绿制服的学院学生。错身而过时他们对我微笑点头，我也友善地回应，但颇有些心不在焉。我在想那具尸体，想她的年龄和生前的病痛，想她被包裹着存放在冰柜里的可怜遗骸，或许她必须在那里待上好几年，直到我们查清她的身份。我还想着凯斯·普雷森和死医客，想着电锯和锋利的钢刃。

枪械清理室里散发着一股霍普溶剂的气味，陈列着数排黑色工作台和用来将空气打入枪管的压缩机，这里的气味和声响总让我想起韦斯利和马克。转入此地，我的心被难以负荷的强烈情感紧紧挟持，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

“看来我们的目的地相同。”林恩调查员说。

他身着无可挑剔的海军蓝套装，正在等电梯。这部电梯将把我们带往地下六十英尺深，当初胡佛为自己建造的核弹避难所的所在地。我将沉甸甸的公文包换只手拎，把幻灯片盒紧紧夹在腋下。

“早上好。”我木然地说。

“来，我帮你提。”

电梯门打开时他伸出一只手，我注意到他的指甲磨得光亮。

“不必了。”我说，我不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进了电梯，直视前方，逐渐降至位于室内射击场下方的密闭楼层。林恩曾来参加过几次咨询会议，做了周详的笔记，但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相关细节见报。他不至于蠢到做这种事。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调查局咨询会议内容一旦泄漏，追查元凶将非常容易，因为消息来源不外乎我们几个人。

“最近媒体不知从哪里得到些风声，那些报道令我相当困扰。”走出电梯时我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林恩一脸恳切地说。

他推开门，眼前出现一座走廊迷宫。这里的办公机构最初称为行为科学小组，后来改为调查支持小组，如今则是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名称变了，但负责的案件并无不同。男女探员天不亮就来这里工作，天黑后才离开，经年累月地研究着那些怪物的档案、齿痕、足迹，以及他们的思维、想法和恨意。

“消息走漏得越多，对我们越不利。”林恩说。我们走向另一道门，前往一间会议厅。我每个月总要来这里报到几次。“但我们提供一些案情好得到公众的帮助，则是另一回事……”

他继续说着，我没注意听。进了会议厅，只见韦斯利已端坐在那张光滑会议桌旁的主席席位上，戴着老花镜，正在看背面印有苏塞克斯郡警察局徽章的大幅照片。和他隔着几把椅子的格里格警探面前堆着一大叠文件，正凝视着一张类似肖像画的东西。他对面是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弗兰克尔。桌子另一端坐着我的外甥女露西，她正敲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打招呼。

我在韦斯利右侧我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打开公文包开始整理文件。林恩坐在我对面，继续我们刚才的谈话。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家伙在追踪新闻报道，”他说，“这是他的乐趣之一。”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目光凝聚在他身上，会议厅里只剩他的声音。他的态度平和理性，仿佛自己只是在传达真理，无意成为焦点。林恩是个一流的骗徒，而他接下来的话更加令我错愕。

“例如——关于这点我必须老实说，”他对着我说，“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该公布受害者的肤色、年龄和其他所有数据。也许我这想法不正确，”他环顾众人，“但目前看来似乎少说为妙。”

“我没有选择。”我说，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有人预先向媒体透露了不实消息。”

“可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我认为我们不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被迫透露消息。”他用同样恳切的语调说。

“但是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位失踪的亚洲未成年女性身上，对我们恐怕也没什么帮助。”我当着其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瞪着他。

“我同意。”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弗兰克尔开口了，“全国各地所有失踪人口的档案都会涌向我们，这样的疏失必须及时纠正。”

“这样的疏失根本不该发生。”韦斯利说着从眼镜上方环视众人，这是他心情沉重时的惯有动作，“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苏塞克斯的格里格警探和费里奈利探员。”他望着露西说，“她是人质救援小组的技术分析师，掌管我们称为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协助我们解决电脑方面的问题。”

我的外甥女头也不抬，只是专注地继续敲击键盘。林恩注视她的眼神像是要把她囫囵吞下。

“哪方面的电脑问题？”他问，目光仍停在露西身上。

“稍后我们会加以说明。”韦斯利果决地往下说，“先听我大概介绍，接着我们会讨论细部问题。最近这起发生在垃圾掩埋场的案件的受害者研究和前面四起一一包括爱尔兰的案件则共有九起——有明显差异，我的结论是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凶手。斯卡佩塔医生会就这点提供她的医学观察，我认为应该足以证明这起案件的犯案手法脱离常轨。”

他继续作说明，之后针对我的报告、图表和照片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中午。大家提出许多问题，主要是格里格，他急于了解这几件连环肢解案的每个层面和异同，好据此判断发生在他辖区的这起案件是否不同于之前几件。

“从关节或骨干切割对凶手来说有什么差别？”他问我。

“从关节切割比较困难，”我说，“需要对解剖学有所了解，甚至得有过操作经验。”

“例如屠夫或肉品加工厂的工人？”

“没错。”我回答。

“这么说，的确和肉锯这项凶器相吻合。”他加了句。

“是的，肉锯和解剖电锯非常不同。”

“到底怎么不同呢？”说话的是林恩。

“肉锯是用来切割肉类、软骨和骨头的手动工具。”我环视着众人，继续作说明，“通常大约长十四英寸，钢刃很薄，每英寸十个凿形锯齿，使用时得运用推力。使用者必须相当强壮。而解剖电锯无法切割肌肉组织，除非先用刀子之类的工具切开。”

“正是这起案件的手法。”韦斯利对我说。

“骨头上有一些符合典型刀子特性的切痕。”我解释道，“解剖电锯只能用在坚硬的表面，主要是运用来回的推拉，每次只能切割一点点。我知道在场的各位对这起案件都已相当熟悉，但还是带来了照片。”

我打开一个信封，取出几张我带去孟菲斯的那些骨头的十英寸照片，上面显示着凶手留下的锯痕。我把照片发给每个人。

“各位可以看见，”我接着说，“这锯痕的角度多变且非常光滑。”

“我想问问，”格里格说，“这就是你在停尸间使用的那种电锯？”

“不，并非完全相同，”我说，“我通常使用较大型的钢刃。”

“但一样是医疗用的锯子。”他握着照片说。

“没错。”

“从哪些地方可以获得这种锯子？”

“医生办公室、医院、停尸间、医疗用品公司，”我回答，“很多地方。这种东西的买卖不受管制。”

“这么说，即使不是医疗人员也可以订购。”

“非常容易。”我说。

“或者是偷来的。也许这次他想出奇招来干扰我们。”林恩说。

露西望着他。我见过这种表情，她认为林恩是个傻瓜。

“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她说，“那他为什么会忽然在网上发送文件？这也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举动。”

“说得好。”弗兰克尔点点头。

“什么文件？”林恩问她。

“这稍后再讨论。”韦斯利重整会议秩序，“这起案件的手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

“我们怀疑她脑部有伤，”我说着将图表和用电子邮件发来的照片在桌上排开，“因为她的气管里有空气。我不确定这是否与前面几起案件有异，因为尚无法断定他们的死因。但X光片和解剖结果都显示，这位受害者比前面几位年长。而纤维化验也表明，她遭到截肢时包裹着厚布帘之类的布料，这点也与其他案件不一致。”

我对布块纤维和油漆的细节作进一步说明，同时明显觉察到林恩边做笔记边紧盯着我的外甥女。

“这么说，她可能是在某人的工作间或车库里遭到肢解的。”格里格说。

“我不知道，”我回答，“你也看见了，根据我电子邮箱里的这些照片判断，我们只能确定她当时所在房间的墙壁是淡灰色，里面还有一张桌子。”

“容我再次指出，凯斯·普雷森的屋后有个房间被用为工作间，”林恩提醒我们，“那里面摆着一张大工作桌，四周是没上漆的木头墙壁。”他看着我，“说是淡灰色也没什么错。”

“但要清洗那么多血迹可不容易。”格里格若有所思地说。

“有背胶的布帘可以解释为什么没留下血迹，”林恩说，“这正是重点所在，血完全不会渗漏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想知道我的意见。

“这样的案子里，现场不沾上血迹是相当罕见的，”我回答，“尤其她在遭到肢解时仍有血压。如若不然，至少在木头纹理或工作桌缝隙里应该会有血迹。”

“我们可以做化学测试检测。”这下林恩又变成法医科学专家了，“例如鲁米诺试剂，一点点血迹就能和它起化学作用，在黑暗中发光。”

“鲁米诺有个缺点，它具有破坏性。”我说，“我们还得拿血迹去做DNA化验，看是否和受害者符合。我们当然不能毁损好不容易找到的微量血迹。”

“总之我们根本没理由进入普雷森的工作间去做测试。”格里格瞪着桌子对面的林恩。

“我想我们有理由。”林恩回瞪着边说。

“除非改变规则。”格里格缓缓地说。

韦斯利一直在冷眼旁观，一如往常地评估着每个人和每句话。他自有主见，而且经常是真知灼见。但他保持沉默，让争执继续。

“我认为……”露西开口了。

“很有可能这只是模仿犯罪。”林恩说。

“哦，我也这么想，”格里格说，“我只是不赞同你关于普雷森的说法。”

“让

我把话说完。”露西锐利的目光扫过男人们的脸，“我想解释一下这两份文件是如何通过美国在线发送到斯卡佩塔医生的邮箱里的。”

每次她用职衔称呼我时，我总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对这个倒是很好奇。”林恩用手掌托着下巴，打量着她。

“首先，你需要一台扫描仪，”她开始作说明，“这并不难。只要是彩色、分辨率达到七十二DPI的就可以。但这些照片的分辨率应该更高，也许有三百DPI，既可能是用三百九十九美元的手动式扫描仪扫描的，也可能是用分辨率高达好几千DPI的三十五毫米幻灯片扫描仪……”

“那你认为他用的是哪种电脑呢？”林恩问。

“我正要说。”露西对自己不停被他打断显得很不耐烦，“系统需求是：八兆以上内存、彩色显示器、FotoTouch或SMan之类的扫描软件，加上一台调制解调器。那可以是麦金托什或者更老的机型。重点是，任何人都可能把照片扫描进电脑，然后用网络发送，这也是近年来电子犯罪如此猖獗的原因。”

“就像最近你们都参与侦破的大规模猥亵儿童的案件？”格里格说。

“没错，大量照片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陌生人又有机会和孩子们说话了。”露西说，“我们手上这起案件的有趣之处在于，若照片被扫描成黑白的，也许就没什么大不了，但一旦是彩色的，情形就微妙复杂得多。而且传给斯卡佩塔医生的照片相当清晰，几乎没什么噪点。”

“看来这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格里格说。

“是的，”露西赞同道，“但他不见得就是个电脑分析师或绘图师，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年头，只要有硬件和几本参考书，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上手。”弗兰克尔说。他在工作中也使用电脑。

“好，假设那些照片都被扫描到电脑里了，”我对露西说，“然后呢？它是经由什么途径被发给我的？”

“你必须把文件上传，上传的是图形文件或GIF格式的文件。”她回答说，“一般来说，如果要上传成功，你必须作数据位数、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相关设定，这操作起来不太便利，但美国在线网站替我们省掉了这些麻烦。因此在这起案件中，发送文件的步骤非常简单，只要把图片上传就可以了。”她望着我。

“而这基本通过电话线就可以进行。”韦斯利说。

“没错。”

“可以追踪吗？”

“第十九小组已经在追查了。”她是指联邦调査局负责调查非法使用网络的部门。

“我不太确定这起案件是否涉及犯罪。”韦斯利说，“如果那些照片只是伪造的猥亵照片，那么很不幸，这并不犯法。”

“那些照片不是伪造的。”我说。

“很难证明。”他注视着我。

“如果不是伪造的会如何？”林恩问。

“照片就会成为证物。”韦斯利稍作停顿，继续说，“触犯刑法第十八章第八七六条，信件恐吓。”

“恐吓对象是谁？”林恩问。

韦斯利的目光仍停在我身上。“再清楚不过，是指向收信人。”

“可信里并没有恐吓字眼。”我提醒他，“我们只是需要足够的证据申请法院令。”

“我们得先找到那个家伙。”林恩说着伸了个懒腰，猫一般地在椅子里打起哈欠来。

“我们正在等他再度登录网站，”露西说，“已经在实施监控了。”她继续敵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査看着不断跳出的信息，“但这个全球性电话系统有四千万用户，当中没有电话指南，没有总机，没有辅助目录，而这就是网络。当然也没有会员名单，连美国在线网站都没有，除非用户自愿填写个人资料。在这起案件里，我们也只知道死医客的账号。”

“他怎么知道斯卡佩塔医生的邮箱地址呢？”格里格看了我一眼。

我向他解释了一番，然后问露西：“整个过程都是用信用卡付的账？”

她点点头。“对此我们已作了追踪，査出一张美国运通卡，持有人叫肯恩·L·珀利。此人为退休高中教师，住在诺福克，七十岁，独居。”

“能査出是谁在用这张卡吗？”韦斯利问。

“珀利不常使用这张信用卡。最近一次用是在诺福克的红龙虾餐厅，时间是十月一日。他和他儿子在那里共进晚餐，消费二十七美元三十美分，包含小费，用运通卡支付的。父子二人都不觉得当晚有什么异常，只记得付账时餐厅里非常忙碌，那张信用卡在餐桌上搁了很长一段时间。服务员把卡拿走后，珀利去了洗手间，他儿子则到餐厅外抽烟。”

“上帝，真够粗心的。服务员是否注意到有谁曾靠近那张餐桌？”韦斯利问。

“我刚说过，当时餐厅十分忙碌。我们正在清查每一笔账目，好列出当晚所有顾客的名单。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些用现金付账的人身上。”

“现在就查出了珀利在美国在线网站使用运通卡的账目，这非常及时。”韦斯利说。

“没错。根据美国在线的说法，死医客的账号是不久前才申请的，确切说来是在红龙虾餐厅事件一周后。珀利非常配合我们，”露西补充说，“而美国在线也将继续免费开放这个账号，以备死医客又要发送别的文件。”

韦斯利点点头。“虽然无法确定，但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凶手——至少是大西洋垃圾掩埋场这起案件的凶手——很可能一个月前在诺福克现身过。”

“这起案件一定是本地人所为。”我再度提出这个观点。

“那些尸体可能经过冷冻处理吗？”林恩问。

“最近这件没有。”韦斯利迅速作答，“绝对没有。凶手甚至不敢看受害者的脸。他把她遮盖起来，隔着包裹物肢解，我猜他不会跑太远去丢弃尸体。”

“很像《泄密的心》啊。”林恩说。

露西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信息，神情严肃地静静敲着键盘。“第十九小组刚刚发来消息，”她说着拉下窗口滚动条，“死医客在五十六分钟前登录，”她仰头看着我，“他给总统发了封邮件。”

电子邮件直接寄到了白宫，这并不稀奇，因为白宫的邮箱地址向公众公开，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向其发送邮件。这封邮件的内容同样全部小写，标点符号也用间隔代替。里面写道：“道歉，则我会在法国动手。”

“目前出现了好几个迹象，”韦斯利对我说，此时楼上的射击场传来枪响，仿佛远处正有一场战争在闷声进行。“而所有迹象都让我不能不替你担忧。”

他在饮水机那里停了下来。

“我不认为这与我有什么相关，”我说，“这和美国总统关系更大。”

“老实说，那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能看表象。”我们慢慢走着。“我认为这个凶手内心充满愤怒，他认为某个或某些大权在握的人应该为他的生活困境负责。”

“就像大学炸弹手。”走进电梯时我说。

“非常类似，甚至可能就是模仿他。”韦斯利说，“你走之前我能请你喝杯啤酒吗？”

“除非有人替我开车。”我微笑着说，“咖啡倒是没问题。”

我们经过枪械清理室，数十名调查局和缉毒小组的探员正在那里忙着拆开枪支，将零件擦亮，并用压缩空气除尘。他们好奇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不知他们是否对流言有所耳闻。我和韦斯利的关系一直是学院盛传的流言之一，这令我相当困扰。多数人似乎深信他的妻子离开他是因为我，但实际上她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楼上的福利中心排了很长的队伍，一个人偶模特儿展示着局里最新的运动衫和打靶长裤，橱窗里陈列着感恩节南瓜和火鸡。紧挨着的是会客区，电视机声音很响，有些人已经开始享用爆米花和啤酒了。我们坐在远离人群的位置上，轻啜着咖啡。

“你对法国也被牵扯进来有什么看法？”我问他。

“这家伙显然相当聪明，懂得追踪新闻。自从法国进行核武器测试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你应该还记得那些暴力和破坏事件、对酒类等各种法国产品的抵制行动。法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美国也难脱干系。”

“可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问题是，伤口还没痊愈。”韦斯利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而更重要的是，法国绝不会感谢我们向他们输出一个连环杀人犯。我只能这样猜测死医客的动机。长久以来，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就一直在担心迟早也会面临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似乎暴力是传染病。”

“确实是。”

他点了点头，端起咖啡。

“如果我们把爱尔兰和这里的十起案件都算到一个凶手头上，或许能让他更加称心。”我说。

“凯，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他再次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我摇摇头。“他先是把别人的案子揽在自己身上，现在又威胁起我们来了。也许他不清楚这次犯案手法和以前那些案件并不一致。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本顿，但我很清楚验尸结果，而且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查出这最后一名受害者的身份。”

“这是你一贯的想法。”他笑道，一边把玩着咖啡匙。

“我知道我在替谁工作。此时此刻，我是为那个尸骸被丢在冷冻柜里的可怜女人工作。”

天已经完全黑了，会客区里涌进一大群生机勃勃、生活规律、穿着彩色条纹工作服的男男女女。一片嘈杂声中谈话很难继续，况且我也想在离开前和露西见面。

“你不喜欢林恩。”韦斯利转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他十分聪明，而且似乎用心良善。”

“你对他的最后一项侧写大错特错。”我说着站了起来，“但前面那句说对了，我确实不喜欢他。”

“你的态度将此表露无遗。”

我们绕过许多拿着啤酒杯找位置的年轻人。

“我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

“他只是有点虚荣并急于出名罢了。”韦斯利说。

“你不觉得这很危险吗？”我看着他说。

“我合作过的每个搭档几乎都是如此。”

“我是个例外，希望如此。”

“至于你，斯卡佩塔医生，无论在哪方面你都是个例外。”

我们走过一条通向大厅的长廊。我现在不想离开他，不知为何我感觉有些孤单。

“希望能与你共进晚餐，”我说，“可露西要给我看些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到时没有别的安排呢？”他替我开门。

这话令我有些难堪，尽管我知道他在开玩笑。

“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吧。”我们走向停车场时他说，“也许这个周末，那时才好真正放松。这次我下厨。你的车停在哪里？”

“这里。”我用遥控车钥匙指着。

车锁自动打开，车厢内亮起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照例没有碰触对方。

“有时我真的很讨厌这样，”我说着钻进车子，“谈论了一整天尸骸、强暴和凶杀案后，却不能互相拥抱握手告别。得规矩点，因为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我发动引擎，“告诉我，这正常吗？这与我们还守着婚外情并怀着罪恶感交往时有什么区别？”我把安全带甩到胸前，“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且不准问不准说的调查局规定吗？”

“有。”

他吻我一下，一群探员正好经过。“别告诉任何人。”他说。

不久之后，我在工程研究部前停车。这栋颇具未来感的巨大建筑是联邦调查局机密的技术研发部门所在地。露西就算知道这里的实验室在进行什么工作，也绝不会透露，而我即使有她的带领，可以进入的楼层仍然十分有限。她已在门口等候，我将遥控车钥匙对准车门，但车子没有反应。

“在这里行不通。”她说。

我抬头望着建筑顶端那些古怪的天线和卫星接收器，叹着气用钥匙锁上车门。

“你大概以为我早就习惯了吧。”我喃喃说道。

“会议结束后你那位调查员朋友林恩想陪我走回这里。”她说着将拇指划过大楼的生物辨识系统门锁。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说。

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几个玻璃柜里展示着工程研究部设立前，执法部门所用的效率低下的老无线电和电子设备。

“他又约我了。”她说。

这里的走廊无比单调，仿佛没有尽头，总是让我产生四下无人的错觉。工程研究部雇用了数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都在足可容纳多辆汽车、直升机和小型飞机的封闭空间里工作。我们绝不会在街头认出他们，连他们的名字都无从得知。

“我相信

想和你约会的人必定多如牛毛。”进入电梯时我说，露西又划了一下拇指。

“通常在与我相处不久的情况下。”她说。

“我不知道，可直到现在我还没能摆脱你。”

她十分认真。“每次我一打开话匣子，那些男人就会把话题岔开，可是他偏偏喜欢挑战，你知道这种类型的人。”

“再清楚不过了。”

“他一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姨妈。”

“想猜猜是什么吗？对了，你要把我带往哪里呢？”

“我也不确定，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她打开一扇通往虚拟实境实验室的门，补充道，“我有个相当有趣的想法。”

露西的想法向来不止有趣，通常会令人大吃一惊。我随她进入一个房间，里面陈列着虚拟系统处理器、上下叠放的绘图专用电脑、散置的工具、电脑主板、芯片，以及感应手套和头盔显示器等外围设备。大卷的电线线轴滚落在空荡荡的油布地板四周，露西经常在这里沉浸于虚拟之境。

她拿起一个遥控器，两台视频装置随即开启，我认出那正是死医客寄给我的照片。屏幕上的彩色影像显得无比巨大，我有些不安。

“你这是做什么？”我问。

“一个贯之始终的基本问题是，身临其境是否确实能增强操作者的感知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率。”她敲着计算机指令，“你始终没有机会融入现场情境——犯罪现场的情境。”

我们一起看着终端机显示的躯骸和残肢，一股寒意流过全身。

“假设你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呢？”露西继续说，“假设你现在可以进入死医客的房间？”

我想打断她，但她对我毫不理会。

“你会看见什么？你会做些什么？”她说。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几近痴狂。“你会发现多少关于受害者和凶手的线索？”

“我不确定我是否会用这种东西。”我抗议着。

“你当然会。我还没来得及进行声音合成，只有一些罐头音效。‘嘎吱’是东西打开的声音，‘咔嗒’是开关声，‘叮咚’一声通常表示你撞上了什么东西。”

“露西，”她抓住我的胳膊时我说，“你在胡扯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为我的左手套上一只感应手套，确认松紧。

“人们沟通时一般会使用手势。同样，我们也可以用手势，或者姿势和电脑沟通。”她解释道。

手套是黑色莱卡布质地，背面固定着光纤感应器，由一条电线与露西正在操作的髙性能电脑主机相连。她拿起一个连着另一条电线的头盔显示器向我走来，我心里一阵慌乱。

“VPL公司的HRX立体眼镜，”她开心地说，“与太空总署艾姆斯研究中心使用的相同，我就是在那里发现这东西的。”她调整着电线和胶带，“三十五万彩色元素，超高分辨率和广角视野。”

她为我戴上头盔，头盔很沉，而且遮住了视线。

“你看见的是液晶屏，你的基本视频配备。玻璃板、电极和分子的交互作用会产生很酷的效果。你感觉如何？”

“好像要窒息昏倒了。”

我惊慌起来，仿佛是第一次学习水肺潜水。

“不会的。”露西一手将我稳住，极富耐心地说，“放松。一开始觉得恐惧非常正常，我会指引你的。起身，深呼吸，准备进入。”

她进行调整，缩紧我头上的显示器，然后回到电脑前。我一片茫然，失去平衡感，双眼前方各有一个小屏幕。

“好，开始了。”她说，“不确定作用有多大，但试试看总没坏处。”

键盘声清脆地响起，我被丢进了那个房间。她开始指示我如何用手势向前飞或加速，或者相反，以及如何放松和抓紧。我移动食指、弯曲指头、将拇指贴近手掌，然后把手臂横在胸前，冒出一身冷汗。我在天花板上停留了五分钟，然后踏上墙壁，转眼间又出现在覆着蓝布、陈列尸骸的桌子上，踏着证物和死者。

’“我快吐了。”我说。

“保持平衡，”露西说，“深呼吸。”

我打着手势正想说话，却发现自己踩在虚拟地板上，好像从空中掉落了。

“所以我才要你保持平衡。”她看着终端机上我做出的动作，“现在伸出手，用两根指头指向我声音的方向。好点了吗？”

“好多了。”我说。

我站在房间地板上，仿佛置身于那张照片变成的偌大三维空间中。我四下张望，目光所及都是范德作影像强化时我亲眼见过的东西。这就是我此时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也决定了我的所见。

墙壁是泥灰色的，有些浅浅的斑驳污点，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湿气所致，类似地下室或车库常有的情形。但现在看起来大不相同，污点分布得相当均匀，有些浅得几乎看不见。这几面墙壁曾经贴着壁纸，撕掉后留下了粘贴的油灰，但没有像天花板饰板和窗帘横杆那样换新的。一扇活动百叶窗关闭着，上方有几个小孔，那是旧托架所在之处。

“这里不是案发现场。”我说，心脏一阵狂跳。

露西没做声。

“她是事后被带来这里拍照的，这里不是她遇害并被肢解的地方。”

“你看见了什么？”她问。

我移动手臂，朝那张虚拟桌子靠近，然后指着虚拟墙壁，让露西知道我的所见。“哪里有插座让他插验尸电锯呢？”我说。

我只发现一个插座，在一面墙壁的底端。

“那块布帘也是这里的吗？”我继续说，“一切都不吻合。没有油漆，没有工具。”我环顾四周而地板边缘的木头颜色较浅，似乎铺过小地毯。“谁会在工作间铺地毯呢？并且贴壁纸、挂窗帘？电锯的插头又该插在哪里？”

“你有什么感觉？”她问。

“我觉得这是某人家里的一个房间，家具都移开了，除了那张用什么东西盖着的桌子。也许是浴帘，我不确定。这房间给人很居家的感觉。”

我想伸手触摸那张桌子的边缘，似乎可以把它髙举起来，看底下藏着什么。我四处观察，一切细节都变得无比清晰，我不禁纳闷为何先前竟会将此遗漏。桌子正上方的天花板上裸露着电线，似乎曾经安装着吊灯之类的灯具。

“现在我的色彩接收情况如何？”我问。

“没改变。”

“我发现别的了。这些墙壁——”我碰触着墙面，“这一处颜色较亮，应该有一道出口。也许是房门，灯光从那里投射进来。”

“照片里没有房门，”露西提醒我，“你不能无中生有。”

奇怪的是，一瞬间我似乎可以闻到血腥味和受害者死亡多天后尸体腐烂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我记起她苍白浮肿的皮肤，还有那些令我怀疑她是否感染带状疱疹的奇怪斑点。

“她不是偶然被找上的。”我说。

“其他几个却是。”

“那些案子和这一起完全不同。我看见重叠影像，你可以作些调整吗？”

“视网膜垂直像差造成的。”

她按住我的肩膀。

“通常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后会出现这种情形，”她说，“该休息一下了。”

“我觉得不太舒服。”

“这是因为影像回转对位不准。视觉疲劳，仿真不适，虚拟不适，随你怎么称呼，”她说，“总之会导致视觉模糊、流泪甚至恶心。”

我迫不及待地摘掉了头盔，却在将液晶屏幕移开前再度回到桌边，俯瞰着那片血迹。

我双手颤抖着让露西为我脱掉手套，然后坐到地板上。

“你没事吧？”她温柔地问。

“太可怕了。”我说。

“可见效果很棒。”她把头盔和手套放回工作台，“你进入那个情境，有这种反应很自然。”

她递给我几张面纸，我擦着脸。

“其他照片呢？不想再试试吗？”她问，“那张手掌和脚的照片？”

“我在那房间里待得够久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