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一章

午夜过后下起一阵寒雨，早晨的世界如玻璃一样清澈洁净。整个周六我都待在屋里，艾尔·哈特的话不断地在我脑中重复，侵占了我原本独立隐秘的思绪，好似屋檐下断裂的冰柱突然插入了平静的土壤。我有罪恶感，就像所有接触过自杀者的人一样感到不安。我觉得应该可以阻止这场悲剧发生……

我麻木地将他的名字填入死亡名单。已经有四个名字了，两人遭蓄意谋杀，两人不然，可所有人的死彼此相联，交集点是那根橘色纤维。周末两天我都在家工作，因为城里的办公室只会提醒我，我已经暂时失去工作权。没有我，他们仍能照常运作。此时，来找我倾诉的人死了。我敬重的检察长来向我要答案，我无法提供任何东西。

我只能以最无效的方式对抗目前的心境。我在电脑前输入所有案子的线索，埋首阅读相关参考书籍，还打了很多电话。

周一早上，我在马槽街的火车站与马里诺见面。我们走在两列靠站火车中间，引擎令冬日的空气变得温暖，也带来了一阵机油的气味。我们在车尾找到座位，延续着先前的谈话内容。

“麦斯特森医生话不多，”我一面提及哈特的心理医生，一面将购物袋小心放好，“但我感觉他对哈特印象深刻，只是不肯多说。”为什么我总会碰到脚踏板坏掉的椅子？

马里诺慵懒地打了个大哈欠，调整好椅背半躺下来，他的椅子完全没问题。他没提议交换椅子。要是他提议，我一定接受。

他回答：“哈特入院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八九岁。”

“对，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我说。

“我猜也是。”

“什么意思？”

“他那种类型的人都有抑郁症。”

“什么叫‘他那种类型’，马里诺？”

“这样说吧，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总会想到‘病态’这个宇眼。”

马里诺同任何特殊的人说话时，都会想起“病态”这个字眼。

火车静静地往前滑行，像船只驶离港湾一样。

“我真希望你曾录下你们的对话。”马里诺又打了一个哈欠。

“和麦斯特森？”

“不，和哈特，他到你家对你说的话。”

“他说的话很抽象，不太重要。”我回答得有些不自在。

“很难说，我觉得那家伙好像知道不少，真希望他可以活久一点。”警察搜过他父母的住处，没有找到能证明哈特与贝丽尔·麦迪逊或盖瑞·哈博死亡有关的东西。况且，贝丽尔遇害那晚，哈特与父母在俱乐部用餐。哈博遇害时，他正与父母欣赏歌剧。警察查证过，他父母所言属实。

我们一路摇晃着向北，火车发出刺耳的笛声。

“贝丽尔的事将他推下了悬崖，”马里诺说，“他对凶手强烈的情绪感同身受，终于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

“我猜是贝丽尔掀开了他的旧创，”我说，“让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与人发展正常关系。”

“他与凶手像是同一个工厂制造的，两人都不能发展正常男女关系，都是失意者。”

“哈特不像凶手那么凶暴。”

“说不定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开始倾向残暴，无法接受才自杀。”马里诺说。

“我们不知道是谁杀了贝丽尔和哈博，”我提醒他，“不能断言凶手和哈特相像，也不知道行凶的动机是什么。凶手也可能是像杰布·普瑞斯这样的人，或是像吉吉。”

“吉吉个屁。”他嗤之以鼻。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条件把任何可能排除在外，马里诺。”

“怎么可能？他在瓦哈拉疗养院碰到个叫吉吉的人，现在这个叫吉吉的家伙突然成了身上带橘色纤维的恐怖分子？饶了我吧！”他躺入椅子，闭上眼睛喃喃自语，“我需要放假。”

“我也需要，”我说，“我需要没有你的假期。”

昨晚本顿·韦斯利打电话与我讨论哈特的事情，我提到必须出一趟差。他认为我不该单独前往，坚持由马里诺陪我去。我并不介意马里诺同行，只是没想到会变成一桩苦差。早上六点三十五分的火车已经客满，所以马里诺订了凌晨四点四十八分的车票。我在半夜三点钟赶到城区办公室拿保丽龙盒，也就是现在放在购物袋里的东西。我觉得身体遭到了惩罚，睡眠不足已经严重得无以复加。即使如此，世上所有与杰布·普瑞斯同类的人都别想趁机碰我一根汗毛，我的守护神马里诺会让他们好看。

别的乘客都在打瞌睡，车顶上的阅读灯都关掉了。没多久，我们已经穿过阿什兰的一半。许多围着整齐白栏杆的房子面对着铁道，空旗杆和空阳台向我们打着招呼，我一直在猜想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经过一家家沉睡中的商店、理发店、文具店和银行，伦道夫·梅康学院的英式建筑出现在眼前，覆盖着霜雪的运动场上已经有全身披挂的橄榄球选手的身影。火车绕过校区后，渐渐加快了速度，城镇的远方是红土河岸。我靠入椅背，火车有规律的响声催我入眠。离里士满越远，我感到越轻松，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没有做梦，一个小时里完全失去知觉。再度睁开眼睛时，窗外的天色已经透蓝，我们正跨过匡提科溪。溪水像抛过光的白蜡，弯道和波浪间闪着晶亮的晨光。我想起了马克，想起我们在纽约的那晚，还有过去的种种。自从上次电话留言后，再没有他的消息。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又害怕知道。

马里诺坐直身，眯着眼看我。是吃早餐和抽烟的时候了，但前后顺序不拘。

餐车里坐了五成人，这些人在美国任何一处车站都看得到，都呈半昏睡状态，相当闲适。一名年轻人打瞌睡点头的节奏，大概和他随身听里的音乐完全一致。一个疲倦的女人抱着蠕动的小孩。一对老夫妇正在玩扑克牌。我们在角落找到一张空桌，我点了根烟，马里诺去看有什么可吃。他带回包装好的火腿蛋三明治，唯一可称道的地方就是东西是热的，咖啡也还不坏。

他咬开三明治的保鲜膜，看了我椅角的购物袋一眼。袋中是一个保丽龙盒，盒内用干冰装着斯德琳·哈博的肝脏、血块和胃中的残留物。

“多久会化掉？”他问。

“还能撑一段时间，只要火车不改道就好。”我回答。

“说到时间，既然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何不再谈谈你说过的止咳药？你昨晚大致解释过，可当时我快睡着了。”

“你今天早上也一样。”

“难道你不累吗？”

“我累极了，马里诺，累到快活不下去了。”

“你最好活下去，我可不想一个人提那袋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喝了一口咖啡。

我故意像授课一样开始讲解。“我们在哈博小姐的浴室找到的止咳药，其主要成分是右旋美沙芬，那是一种可待因，类似鸦片中的催眠剂。除非你服用过量，否则基本上无害。它算是化合物中的右旋异构体，全名可能对你没有多大意义……”

“哦，是吗？你怎么知道对我有没有意义？”

“三-甲氧-N-甲吗啡。”

“算了，的确毫无意义。”

“还有一种相同的化合物，其异构体有别于右旋异构体，称为左旋异构体。左旋异构体是由左旋美沙芬（levomethorphan）组成，这是一种相当强的麻醉剂，药性比吗啡强五倍。这两种成分很难分辨，唯有一种叫作偏光计的光学仪器才测得出来。右旋美沙芬会将光线转到右边，左旋美沙芬则将光线转到左边。”

“也就是说，没有这种器材，就无法区分这两种药。”马里诺下了结论。

“对，一般的药品试验程序检测不出来，”我回答，“左旋美沙芬与右旋美沙芬看起来完全相同，因为两者的化合物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会将光线转到不同的方向。这道理就像右旋蔗糖和左旋蔗糖一样，它们在组成架构上看起来是同一种蔗糖，但右旋蔗糖是食用糖，左旋蔗糖则对人体没有营养价值。”

“我不是很懂，”马里诺揉着眼睛，“化合物怎么会看起来一样，事实上又不一样？”

“你把右旋美沙芬和左旋美沙芬当成双胞胎，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可看起来一模一样，唯一明显的差异在于一个是惯用右手，一个是左撇子，一个无害，一个足以致命。这样能不能帮助你理解？”

“嗯，我懂了。要多少左旋美沙芬才会让哈博小姐送命？”

“三十毫克大概就够了，也就是两粒十五毫克的药丸。”我说。

“假设她吃了，会怎么样？”

“她会很快进入昏迷状态，然后死亡。”

“你认为她明白那些异构物吗？”

“或许。”我回答，“我们知道她有血癌，也可以从火炉里融化的塑胶和其他烧毁物推测出她想隐瞒自杀的事实。她可能故意留下了那瓶止咳药，好让我们在进行药物化验时，误以为她体内含的是右旋美沙芬。”

哈博小姐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也不像是经常旅行的人。在发现她最近到过巴尔的摩后，我首先便想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那里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肿瘤科。我只打了两通电话，就确认哈博小姐曾到霍普金斯医学院接受过几次血液和骨髓检测。我一得知医生开给她的处方，立刻理出了方向。我们办公室没有测试左旋美沙芬的偏光计，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伊斯梅尔医生答应帮我，只要我提供抽样。

现在还不到七点，我们还在华盛顿特区郊外。树林和沼泽一一被抛在身后，城市突然出现了。透过树林可以看见白色的杰弗逊纪念堂。高耸的办公大楼就在我们面前，距离近得连窗内的植物和灯罩都清晰可见。此时火车像钻地鼠一样窜到了黑暗的地下。

我们在肿瘤科的药理化验室找到了伊斯梅尔医生。我打开购物袋，将小盒放在他的桌上。

“这些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抽样吧？”他微笑着问道。

“是的。”我回答，“应该还是冰冻的，我们从火车站直接来到这里。”

“如果浓度够，我可以在一两天内给你答案。”

“你到底要拿这些抽样做什么？”马里诺一面问，一面观察着化验室。这个化验室看起来和其他化验室并无不同。

“很简单，”伊斯梅尔很有耐心地说，“首先我会将胃中的残留物浓缩，这是整个化验过程中最费时又最艰巨的一部分。完成以后，我会把浓缩液放到偏光计里。偏光计看起来很像星象望远镜，但它的镜头是可旋转的。我从接目镜看检体，同时将镜头左右旋转。如果药物是右旋美沙芬，它会将光偏到右边，也就是说当我将镜头往右移的时候，光会比较亮。如果药物是左旋美沙芬，光就会偏到另一边。”

他继续解释，左旋美沙芬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止痛药，通常只开给长期受癌症煎熬的病人使用。这种药是霍普金斯医学院开发出来的，他记录了所有服用此药的病人，以便观察临床反应。这份记录对我们相当珍贵，因为其中包含了哈博小姐的完整病历。

“每两个月她都会来这里接受血液与骨髓测验，每次都会拿到二百五十颗两毫克药丸的处方。”伊斯梅尔医生边说边打开厚厚的病历表，“让我看看……她最后一次来是十月二十八日。算起来，她至少还剩下七十五颗甚至一百颗药丸。”

“我们没找到。”我说。

“真遗憾。”他的眼神中带着悲伤，“她复原的情况非常好，她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每次看到她和她女儿，我总是很高兴。”

我愣了一会儿。“她女儿？”

“我猜是，一个年轻女子，金黄色头发——”

马里诺插嘴道：“她上次也是同哈博小姐一起来吗？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次？”

伊斯梅尔皱起眉头：“没有，我不记得那次看到过她，哈博小姐是一个人来的。”

“哈博小姐来这儿就医有多久了？”我问。

“我要找出她的记录才能确切地答复，但我知道已经好多年了，至少两年。”

“她那金发的女儿是不是陪着她来？”我问。

“刚开始不常来。但去年每次哈博小姐来，她都一起来，除了十月的那次，之前那次大概也没来。我很感动，人生病的时候有家人扶持再好不过了。”

“哈博小姐来看病都住在哪里？”马里诺的颊骨又活动起来。

“多数病人都住在附近的旅馆，但哈博小姐偏好港口边的风景。”伊斯梅尔说。

我的反应因紧张和失眠而变得迟钝。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家旅馆？”马里诺锲而不舍。

“不，我不知道……”

突然，我的脑海中出现白灰里的铅字。

我打断了他们。“我可以借用你的电话簿吗？”

十五分钟后

，马里诺和我已经站在街上寻找出租车了。阳光很耀眼，但依然很冷。

“去他的！”他说，“我希望你没说错。”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答案。”我说。

电话簿里有一家名为港口广场（HarborCourt）的饭店。“borCo”，“borC”。那些纸灰上的小小黑字不断出现在我眼前。这家饭店是城里数一数二的豪华旅馆，就在港湾对面。

“有一点我不懂，”马里诺说着，又一辆出租车开走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哈博小姐想自杀，何必用这么神秘的方式？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她是个很有尊严的女人，自杀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耻辱，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可能还故意挑我在的时候自杀。”

“为什么？”

“她不想让别人在一星期后才发现她的尸体。”交通十分混乱，我开始考虑是否步行到港口。

“你真觉得她懂得这些药物的事？”

“我想她知道。”我说。

“为什么？”

“她想有尊严地死去，马里诺。可能她已经计划自杀一段时间了，她病得这么严重，不想让自己或别人承受煎熬。左旋美沙芬是个完美的选择。一般来说，这种药不会被检测出来，警方又在她家找到了含右旋美沙芬的止咳药。”

“他妈的！”他招手，谢天谢地，有一辆出租车驶出车流，向我们开来。“难以置信，真的！”

“很悲哀。”

他抽出一片口香糖，用力嚼着。“不过，换成是我，我也不喜欢被关在医院里，让人用管子插进鼻孔，我可能也会做出和她一样的事。”

“可生病不是她自杀的唯一理由。”

“我知道，”我们走下人行道，“但一定有关，一定有。她快离开人世了，结果贝丽尔被杀，然后她弟弟又被杀。”他耸肩，“还活着干什么？”

我们上了车，我给了司机地址。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都安静不语。出租车拐进一条窄巷，又转进一个红砖广场，周围种着装饰用的卷心菜和小树。身穿燕尾服、头戴高帽的门房过来扶我的手臂，领我走进宽敞明亮的粉红色大厅。眼前的东西都崭新干净，高级家具间点缀着新鲜的花束。服务人员数量得当，个个整齐利落地分布在旅馆各处。

我们被带到一间高雅的办公室，衣冠楚楚的经理正在打电话。他桌上的铜牌表明他叫T.M.布兰德。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很快挂断电话。马里诺开门见山道明来意。

“我们的顾客名单一向是保密的。”布兰德先生亲切地微笑道。

马里诺自行坐到一张皮椅上，还点燃一根烟，无视墙上贴着“请勿吸烟”的提示，然后掏出皮夹，亮出证件。

“我叫彼得·马里诺。”他简明地说，“里士满刑事组。这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们当然了解保密的重要性，也很尊重贵店。不过，布兰德先生，斯德琳·哈博死了，她弟弟盖瑞·哈博死了，贝丽尔·麦迪逊也死了，我们还不知道哈博小姐的死因，所以才来这里。”

“我看过报纸了，马里诺警官。”布兰德先生的态度软化了，“敝店会全力配合你的吩咐。”

“那么，他们几个的确在这里住过？”马里诺说。

“盖瑞·哈博从没来过。”

“但他姐姐和贝丽尔·麦迪逊来过。”

“是的，没错。”布兰德先生说。

“多久来一次？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我要找出哈博小姐的入住资料。”布兰德先生答道，“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他离开不到十五分钟，回来时手上多了电脑打印出来的资料。

“正如你们看到的，”他重新坐了下来，“哈博小姐与贝丽尔·麦迪逊在过去一年半共来住过六次。”

“平均两个月一次。”我浏览着住房日期，“八月的最后一周和十月的最后几天，哈博小姐都是一个人住。”

他点头。

“她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马里诺问道。

“大概是商务，也可能只为购物，单纯的放松，我真的不知道。饭店没有监视房客的规矩。”

“我也没有追查房客的规矩，除非他们被杀。”马里诺说，“告诉我这两位女士来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什么？”

布兰德先生的笑容消失了。他慌张地从记事簿上取下金笔，却似乎忘了自己做这动作的目的。他茫然地把笔收进浆得笔挺的粉红上衣的口袋，清了清喉咙。

“我只能告诉你我看到的。”他说。

“请说。”马里诺说。

“两位女士来的时候都是分开登记。通常哈博小姐会比贝丽尔·麦迪逊提早一个晚上到。她们退房后也不一起离开。”

“什么意思？不一起离开？”

“我是说她们可能在同一天退房，可不在同一个时间走。她们也不一定乘同一种交通工具离开。比如，她们不搭乘同一辆出租车。”

“她们都去火车站吗？”我问。

“麦迪逊小姐搭的都是前往机场的车，”布兰德回答，“但哈博小姐习惯搭火车。”

“她们的房间呢？”我边问边研究那些资料。

“对。”马里诺插嘴道，“这份资料上没有说是什么房间。”他的中指敲着资料，“她们睡两张床还是一张床？”

布兰德的双颊因这一问题的含意而变红了。“她们都睡两张床的房间，面对港湾。如果你想知道细节又不公开，我可以告诉你，她们是敝店的特别贵宾。”

“嘿！我看起来像记者吗？”

“你是说，她们住这里完全免费？”

“是的，小姐。”

“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马里诺问。

“是约瑟夫·麦克提格先生的意思。”布兰德先生回答。

“请再说一次。”我倾身望着他，“你是说里士满那位营造商？那位约瑟夫·麦克提格先生？”

“已故的麦克提格先生是这一带的开发者之一，也是本饭店的大股东之一。”布兰德先生回答，“他要求我们尽力款待哈博小姐，我们在他过世后仍遵守这一嘱托。”

几分钟后，我塞了一美元给门房，和马里诺上了出租车。

“现在可以请你告诉我约瑟夫·麦克提格是谁了吗？”马里诺问我，“你一定知道。”

“我在里士满拜访过他太太，她住在钱伯连花园公寓，我对你提过。”

“该死！”

“没错，连我都一头雾水。”我同意道。

“要不要试着分析给我听？”

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开始怀疑了。

“听起来很怪，”他说，“首先是哈博小姐坐火车，贝丽尔却搭飞机。她们难道不是往同一个方向？”

“这点倒不奇怪，她们当然不能同行，马里诺。哈博小姐和贝丽尔不能冒这种险，她们不应该有往来的，记得吗？如果她们一起搭火车，而盖瑞·哈博去了火车站接他姐姐，贝丽尔绝不可能突然消失，逃离盖瑞·哈博的注意。”我停了一下，因为我又想到了一些事情，“哈博小姐可能也正帮助贝丽尔写书，告诉她哈博家族的历史背景。”

马里诺望向他那一边的车窗。

“如果你要我说，我认为那两位小姐是同性恋。”他说。

我看到后视镜中映出司机好奇的眼睛。

“我认为她们彼此相爱。”我只这么说。

“所以这两位女士可能有那么点关系，每两个月来巴尔的摩幽会一次，反正没人会注意到她们。说不定这就是贝丽尔逃到基韦斯特岛的原因，她是同性恋，她到那里就像回家一样。”

“你对同性恋的偏见太深了，而且让人厌烦。小心点，说不定人家也会认为你是同性恋者。”

“才怪。”他丝毫不觉得幽默。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道：“说不定贝丽尔在基韦斯特岛还找到了一个小女朋友。”

“也许你应该去查。”

“我不可能去。那是全美国的艾滋病首都，我要是让那里的蚊子叮了怎么办？跟一堆病态的人讲话可不会让我愉快。”

“有没有请佛罗里达州警方去查过她在那里的交际情形？”我认真地问。

“两个警察说他们查访过了，真是难为他们。他们不敢吃任何东西，水也不敢喝。她信上写的餐厅，他们也去过。里面一个侍者已经得艾滋病快死了，他们和他谈话时还得一直戴着手套。”

“谈话的时候？”

“可不。他们同那个快死的人说话时还戴着口罩。他们没问到什么，所有回答都是废话。”

“当然会这样，”我批评道，“你把人家当成麻风病人，人家自然不会对你敞开心胸。”

“要是你问我，我希望他们把那个半岛锯掉，让它脱离佛罗里达，永远漂浮在海上。”

“幸好没人问你。”我说。

半夜回到家，答录机中已经有好几则留言等着我了。我期待听到马克的声音。我坐在床沿喝酒，有些不经意地听着从机器里飘出的声音。

我请来帮忙打扫的柏莎说她感冒了，明天不能来。检察长明天要与我一起吃早餐，还说贝丽尔的遗嘱执行人正就手稿遗失一事进行诉讼。三名记者打电话来要我表示意见。我母亲想知道圣诞大餐时，我想吃火鸡还是火腿。这是她征询我今年是否会回家过圣诞节的一种方式。

我认不出接下来那气息沉重的声音。

“……你的金发真美，那是天生的颜色，还是染的，凯？”

我倒带重听了一次，发疯般地打开床头柜的抽屉。

“……那是天生的颜色，还是染的，凯？我在你的后阳台留下了一份小礼物。”

我震惊地握着手枪，又倒带一次。那是一种耳语式的声音，非常沉静，而且是故意如此。是个白人，我分不出口音，也感觉不到语气中的情绪。我自己下楼的脚步声令我不安，每经过一个地方就把灯打开。后阳台就在厨房旁，我来到可以看到后院饲鸟器的窗户旁，心狂跳不已。我慢慢掀开窗帘高举手枪，枪管对着天花板。

阳台的灯光推开草坪上的黑暗，勾勒出周边树木的轮廓。红砖阶梯上什么都没有。我把门锁打开，转动门把，感觉到心脏像铁锤一样敲着。

开门时，门后面传来轻微的敲击声，轻得几不可闻。我一看到外面门把上挂的东西，立即奋力带上门，连窗户都震动了。

马里诺听起来是被我从床上挖起来的。

“现在就过来！”我朝着话筒大叫，声音比平常高了八度。

“待着别动。”他坚定地说，“不管谁来，都不要开门。等我过去，听到没有！我马上到·”

我的屋前并排停了四辆替车，警用手电筒的光线穿透了四周的树丛。

“警犬也快到了。”马里诺说着把无线电对讲机摆在我的厨房流理台上，“我想那浑蛋已经不在附近了，但为安全起见，我们还是要搜索。”

我第一次看到马里诺穿牛仔裤，要不是那双白色运动袜和那双学生皮鞋，他其实可以有点格调的。咖啡香味弥漫了整个厨房，我煮了足够半条街的邻居喝的咖啡。我的眼睛不安地到处乱转，搜寻着下一件可以做的事。

“再好好对我说一次。”马里诺点了根烟。

“我放着答录机里的留言，”我重复道，“最后一则留言就是他的，白种男人，很年轻。你一定要自己听听。他提到我的头发，想知道我有没有染过。”马里诺的目光移到我的发根，让我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在我的后阳台留了一件礼物。我来到这里，从窗户往外看，什么都没看到。我不知道东西在哪里，不知道会是什么。我想难道是一个盒子，还用包装纸包好了？然后我听到门外有轻轻的敲击声，像是什么东西挂在门把上。”

桌子正中央有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个金色徽章，串着沉重的金链子。

“你确定这就是哈博遇害当晚戴的？”我又问了一次。

“没错。”马里诺表情凝重，“毫无疑问。而且最近这项链也全无下落。那浑蛋从哈博身上摘下它，结果你提早拿到一份圣诞礼物。看起来这位朋友对你还不错。”

“拜托！”我不耐烦地说。

“嘿！我不是开玩笑，明白吗？”他真的面无笑容。他把信封移到面前，透过玻璃纸袋研究那条项链。“看到了吗，扣环已经扭曲了，是他从哈博脖子上扯下时弄坏的，然后又自己拿钳子修过。他大概一直戴在身上，妈的！”他弹弹烟灰，“有没有在哈博的脖子上看到什么伤痕？”

“他的脖子几乎断了。”我淡淡地说。

“以前有没有见过这种徽章

？”

“没有。”

徽章看起来是18K金的，上面没有刻任何字，只在背面有“1906年”的字样。

“从这四个数字来看，出处应该是英国，”我说，“这些数字是全世界通用的记号，可以看出徽章的出处，什么时候做的，谁做的。珠宝商都可以看出来。我只知道它不是出自意大利……”

“医生……”

“如果是18K金，背面应该印有75，如果是14K金，则应该有一个500的数字……”

“医生……”

“我认识斯瓦兹柴尔公司里的一个珠宝顾问——”

“嘿！”马里诺提高嗓音，“这都没有关系，明白吗？”

我知道我像一个唠叨不停的老女人。

“就算我们查出曾拥有这徽章的所有家族成员，也查不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谁把它挂在你的门把上。”他的目光趋于柔和，音量也降了下来，“你这里有什么喝的？白兰地，你有白兰地吗？”

“你正在工作。”

“不是我要喝，”他笑道，“是你，替你自己倒这么多，”他做出半杯的手势，“然后我们再研究。”

我去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从嘴里一路辛辣下去，马上令我全身暖和起来。我不再发抖。马里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使我突然意识到，我身上穿的还是在巴尔的摩时的那套衣服，丝袜已经裂到腰际，膝盖上还折了几折。我突然有一种想洗脸刷牙的冲动，而且头皮发痒。我看上去肯定糟透了。

“那浑蛋不是打打电话就会罢休的。”我喝酒的时候，马里诺这么说。

“大概是因为我经手贝丽尔的案子，他才来烦我。凶手骚扰办案人员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也送纪念品。”连我都不相信我说的话，马里诺当然也不相信。

“我会派一两组人保护你，在你的房子四周巡逻。”他说，“我还要替你订几项规定，你要切实遵守，不要自作聪明。”他盯着我的眼睛，“第一，不管你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我要你尽量把它打乱。如果你通常在周五下午买菜，下次改成周三去，而且换一家超市。还有，踏出大门或汽车以前，绝对要注意附近有没有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外面停了一辆陌生的车，或感到有人踏过你的草坪，绝对不可以出去，一定要把门锁上，打电话通知警察。如果你进门时，感受到任何不寻常的气氛，甚至只是感到莫名的恐惧，都要出去找电话打给警察，让警察陪你回来，查过屋内没有异状后才行。”

“我有防盗铃。”我说。

“贝丽尔也有。”

“她是自己让凶手进门的。”

“不要让任何你不认识的人进门。”

“他能怎样？逃过我的警戒系统？”我固执地问。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记得韦斯利也这么说过。

“不要等天黑了或没人了才离开办公室。如果你必须工作到凌晨才回家，停车场已经没有人，那就干脆等天亮再走。答录机要一直开着，把所有留言都录下来。如果再接到一个那样的电话，立刻让我知道。再接到两个，我们就装侦防器……”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贝丽尔的吧？！”我开始愤怒。

他没有回答。

“怎样，马里诺？你们也打算让我等到一切太晚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要不要我晚上睡你的沙发？”他平静地问。

那样，面对早晨的来临会是件难事。一想到马里诺穿着内裤，套着盖住他大肚皮的T恤，睡眼惺忪，光着脚丫走向厕所，可能还忘记把马桶盖放回去，我就觉得郁闷。

“我不会有事。”我说。

“你有携带武器的许可证吧？”

“没有。”

他推开椅子：“早上我和莱赫法官聊聊，替你弄一张。”

不久，我又变成孤身一人，而且无法成眠。我喝完另一杯白兰地，又喝了一杯，躺在床上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如果你碰到太多不幸的事情，别人便会开始私下怀疑，是否是你自己惹祸上身，认为你可能是吸引祸端的磁铁。连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艾斯瑞兹说得对，我干涉太多，让自己陷入危险。过去我也碰到过许多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不巧就会呜呼哀哉。

我终于睡着了。我的梦境是一连串荒谬的事情：艾斯瑞兹的背心被雪煎烧了一个洞。费尔丁正在验尸，竟然找不到动脉，尸体被他插得像个针线包。马里诺踩着高跷上坡，我知道他一定会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