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基韦斯特岛的信装回牛皮纸袋,将一包外科手套塞进黑色的医事包,乘电梯到下一层的太平间。

走廊刚拖过,瓷砖还有些潮湿。验尸间已经上锁,电梯斜对角就是不锈钢冰柜。打开沉重的大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熟悉而冰冷的臭味。不用看挂牌,我就能辨别出要找的尸体,因为覆盖在白床单下面的那双脚特别纤细。我对贝丽尔·麦迪逊的每一寸肌肤已经了如指掌。

她微张的眼皮下瞪着无神的灰蓝色眼珠。脸部已呈松驰状态,被许多苍白的刀伤毁掉。伤口多数在左半边。喉部整个被划开,直到背后的脊椎部位,颈部肌肉都被割断。左胸脯有九个密集的刀孔,像九颗红色的钮,几乎呈直线排开。这些伤口是以极快的速度连续造成的,威力非常大,连皮肤上都留下了刀柄的痕迹。胳膊和手上的伤痕从零点二五英寸到四点五英寸不等,加上背后的两刀,不算胸部与喉部的刀伤,一共有二十七处。这些伤都是因为她想抵挡一把来势汹汹、既粗重又锐利的刀而留下的。

不需要任何照片或图片的提醒,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贝丽尔·麦迪逊的脸,甚至能看到整个施暴过程。她的左肺有四处穿孔,颈动脉几乎全断,主动脉弓、肺动脉、心脏、心包囊都有刺伤。种种迹象表明,她被斩首时当场死亡。

我一直想找出事情发展的逻辑。有人威胁要杀她,她背负着极度恐惧逃到基韦斯特岛,她不想死。然而,她回到里士满的当晚,悲剧就发生了。

她为什么让他进了家门?究竟为什么?

我把床单重新盖好,将铁柜推进冰柜底部,和其他躺有尸体的铁柜排在一起。明天此时,她已被火化,骨灰正在前往加州的途中。贝丽尔·麦迪逊下个月就满三十六岁了。在这世上,她似乎没有亲戚,除了一个有二分之一相同血缘、住在弗雷斯诺的姐姐。

沉重的大门关上了。

我来到法医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脚下的柏油路很温暖,令我不禁感到一丝安慰。这不是个不该出太阳的季节,我闻到附近的铁轨枕木在骄阳炙烤下蒸发出的木馏油味。今天是万圣节。

大楼侧门开着,我的验尸助手正朝外面的水泥地洒水。他开玩笑般地将水射成弧形,落地时几乎溅到我。我的脚踝能够感受到那股水汽。

“嘿,斯卡佩塔医生,你开始赶银行啦?”他叫道。

现在刚过四点半,我很少在六点前离开。

“要不要我送你一程?”他问。

“已经有人来接我了,谢谢。”我答道。

我出生于迈阿密,对贝丽尔夏天的藏身处相当熟悉。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基韦斯特岛的各种颜色:碧绿的海,湛蓝的天,以及只有上帝才不会被震慑的日落美景。贝丽尔·麦迪逊真不应该回家。

一辆宛如一块黑玻璃的全新福特LTD维多利亚皇冠缓缓驶进停车场。我以为来的会是那辆破普利茅斯,所以当新车的车窗降下时,我愣住了。

“你在等公共汽车?”反光玻璃窗反射出我错愕的表情。彼得·马里诺组长咔嚓一声将电子门锁打开,还尽量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

“我很惊讶。”我说道,身体陷入厚软的坐椅。

“升官的好处。”他空踩油门,“不赖吧?”

马里诺骑了好几年虚弱的老马,现在终于换了一匹种马。

我掏出香烟,突然发现仪表盘上的点烟器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洞。“你用它来插灯泡还是电动刮胡刀?”

“哦,去他的!”他抱怨道,“一个混账把我的点烟器弄走了,就在洗车场。我拿到车的第一天就碰上这种倒霉事,你能相信吗?那时我正忙着别的事,电动洗车刷突然把天线弄断了,我把洗车场的工人臭骂了一顿……”

有时马里诺让我想起我妈。

“……后来我才发现点烟器不见了。”他顿了一下,将手伸进口袋。我也在口袋里找火柴。

“噢,长官,我以为你戒烟了。”他讽刺道,顺便将一个打火机扔到我腿上。

“是要戒了,”我含糊地说,“明天。”

贝丽尔麦迪逊遇害那晚,我耐着性子看完一场超大型歌剧,随后到一家拥挤的英国酒吧喝酒。跟我一起去的是一名已经退休的法官,夜越深,法官也变得越没尊严。我没带寻呼机,警方找不到我,便找了我的副手费尔丁前往现场。今天是我第一次造访这名被害作家的住宅。

温莎农庄丝毫不像会发生这种可怕事件的社区。这里的房子都很大,每一栋都离街道有一段距离,前面都有精致的园艺设计。多数都有安全系统,全部配备中央空调,让房主可以不必开窗。钱不能买到永恒,却可以买到某种程度的安全。我从未受理过发生在温莎农庄的谋杀案。

“显然她颇为富有。”我观察着四周,说道。马里诺在停止标志前暂停了一下。

一名头发雪白的女子正遛着一条雪白色的马耳他犬。她斜眼看我们,而她的狗正嗔着一堆草,接下来就干了那不可避免的事。

“没用的毛球。”马里诺边说边轻蔑地看着那女子和她的狗,“我讨厌那种东西,只会胡乱吠叫、随地撒尿。如果要养狗,当然要养一条牙尖嘴利的。”

“有些人只是想要个伴儿。”我说道。

“也对。”他停了一下,然后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贝丽尔·麦迪逊的确有钱,她生来就是个富家女。但不管她有多少钱,显然都花在那个同性恋岛上了。我们还在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有什么结果?”

“还没有,可我们发现她也是个成功的作家——如果以收入来衡量。她有好几个笔名:艾德尔·威尔德、埃米莉·斯卓登、伊蒂丝·蒙太古。”他又将遮阳板放下来。

这些名字我都没听过,除了斯卓登。我说:“她的中间名是斯卓登。”

“也许她的小名斯卓就是这么来的。”

“或许也与她的金发有关。”

贝丽尔的头发呈蜂蜜色,晒得到太阳的地方则是金黄色的。她身材娇小,五官精致,如果活着,应该相当美丽动人。但这也很难说,我见过的唯一一张她的生前照片,是她驾驶执照上那一张。

“我跟她同父异母的姐姐谈过,”马里诺说,“我发现只有亲近的人才叫她斯卓,而且我觉得,在基韦斯特岛与她通信的那个人知道她的小名。”他推推太阳镜,“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复印那些信,真不明白。世上有几个人会像她一样复印私人信件?”

“你是说,她有记录收藏癖?”

“对,可这也让我困惑。那家伙已经威胁她好几个月了。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因为她没有电话录音,也不曾写下任何记录。她会复印私人信件,对威胁她生命的人却不留任何记录。我真不明白。”

“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们一样。”

“有些人不像我们这么想,是因为他们陷入某种状态,却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争辩道。

他转进一条车道,然后将车停在车库门口。草坪的草都过长了,中间还夹着随风摇摆的蒲公英。靠近信箱的地方插了一个写着“出售”的牌子,灰色的门前还围着一圈标志着凶案现场的黄色警戒线。

“她的车还在车库里,”马里诺说道,我们下了车,“一辆很棒的本田雅阁。车上有些东西,你应该会感兴趣。”

我们站在车道上,四处看了看。斜射的阳光温暖了我的脖子和肩膀。空气很凉,秋虫的鸣叫是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我缓缓地做深呼吸,突然间感到非常疲劳。

她的房子是国际式的,现代化且十分简单,正面是一排大窗户,由一楼的角柱支撑着,让人联想到一艘舱室透明的船。房子由大石块和漆成灰色的木头建成,通常这样的房子会属于一对富有的年轻夫妇——宽敞的房间,高高的屋顶,还有很多未加利用的空间。温德汉姆大道在她房前终止,这大概就是没人听到或看到任何异常情况的原因。房子因两旁的橡树和松树而孤立起来,茂密的树叶形成贝丽尔与最近的邻居之间的帘幕。后院的下方就是峡谷,斜坡上布满草丛与岩石,延伸到平地时变为一望无际的森林。

“妈的,我敢打赌她可以看到野鹿。”当我们绕到屋子后方时,马里诺说,“够美吧!从窗子看出去,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你。我想,下雪的时候风景一定更棒。真希望我也有这么一个地方,冬天生起炉火,倒杯威士忌,光是看着外面的森林就满足了。有钱的日子真不错。”

“还得能活着享受。”

“这倒是真的。”他说。

落叶在我们脚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我们从西侧绕回正门。正门与阳台等高,我注意到门上有个窥孔,像个空洞的小眼睛瞪着我。马里诺将烟蒂弹飞进草坪,然后把手伸进蓝色长裤的口袋。他没穿夹克,臃肿的肚腩上挂着皮带,白色短袖衬衫的领口敞着,肩膀部分已被枪套压皱。

他拿出一把挂有黄色牌子的钥匙。我看着他开门,很惊讶地发现他的手竟那么大,黝黑粗糖,像一对棒球手套,这样的手让他注定无法成为音乐家或牙医。他已年过五十,灰色的头发正日益稀少,面容就像他的外套一样既老且皱。他的块头足以令多数人望而生畏。像他这样高大的警察很少与人发生冲突,那些宵小只要看他一眼,就不敢嚣张跋扈。

我们进入走廊,立刻置身于一块四方形的阳光中。我们各自戴上手套。房子里有一种腐烂物和灰尘的混合气味,是房子闲置一阵后的典型气味。里士满警局的鉴定组已经仔细搜查过现场,但一切原封不动,马里诺向我保证,这房子的情况和两晚前贝丽尔的尸体被发现时一般无异。他关上门,打开灯。

“你现在看到的情况足以说明一点,”他的声音带着回音,“一定是她主动开门让凶手进来的。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而且房子有三层防盗设备。”他将我的注意力引到门边的一排按钮上,“现在保险已经解除。可在我们抵达时仍一切正常,警铃响个不停,这也是我们能很快发现尸体的原因。”

他进而告诉我当初报案的原因不是谋杀,而是有人听见警铃。晚上十一点刚过,警铃已响了近三十分钟,贝丽尔的邻居终于打了九一一。一名巡警接到通知后赶到现场,发现大门微开着。几分钟后,他通过无线电寻求支援。

客厅一片凌乱:茶几被甩到一旁,杂志、水晶烟灰缸、几个装饰艺术碗和一个花瓶散落在地毯上,淡蓝色皮椅翻了个身,旁边有个同色的沙发靠枕,门左方通往走廊的白墙上溅满已经干了的血迹。

“她的警铃会不会延迟作响?”我问道。

“哦,会。打开门以后十五秒才会响,这样你才有时间键入密码,解除警报。”

“所以她一定是开了门,解除警报,让凶手进来。当凶手还在屋内时,她又重新设定保险。否则,警铃不可能在凶手离开时响起。嗯……很有趣。”

“对,”马里诺答道,“有趣个鬼!”

我们站在客厅内翻倒的茶几旁,茶几上蒙了一层灰尘。地上的杂志不是新闻就是文学方面的,都是几个月前的过刊。

“有没有找到最近的报纸或杂志?”我问,“如果她在附近买过报纸,或许会提供重要的线索。她下飞机后到过的地方都值得一查。”

我看到马里诺的颌部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最讨厌我教他怎么做。

他说:“楼上她放手提箱和行李的卧室里有两样东西,一是《迈阿密先驱报》,另一个是叫什么《放眼基韦斯特岛》的刊物,上面都是基韦斯特岛上的房地产广告。也许她原想搬到那里去。两份报纸都是星期一出的,一定是她回来时在机场买的。”

“我想知道她的房产经纪人说了什——”

“没说什么。”他打断我,“他不知道贝丽尔去了哪里。贝丽尔外出期间,他只带人看过一次房子,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觉得房价太高,贝丽尔开价三十万。”他四处看了一下,假装无动于衷地说,“现在有人可以捡到好价钱了。”

“那一晚贝丽尔是乘出租车从机场回家?”我继续追踪细节。

他拿出一根烟,烟头指着走廊。“我们在门边小桌上找到了出租车收据,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是个名叫伍德洛·汉诺的家伙,傻得跟木头似的。他说他在机场乘车处排班,她向他招手。当时接近八点钟,雨下得很大。大约四十分钟后,他开到这里,帮她把两件行李搬到门口后就走了。车费是二十六块,包括小费。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回到机场,做了另一单生意。”

“你确定这些都是事实,还是只听他说而已?”

“确定到不能再确定了。”他把烟在指关节上点了点,将滤嘴捏紧一些,“我们查过汉诺的证词,他说的都是真的。他没碰她,时间上不符合。”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走廊的黑色溅迹。凶手的衣服上一定也沾满了血。一个穿着血衣的出租车司机的确不可能立刻搭载下一名乘客。

“她回来没多久就遇害了,”我说,“回到家的时候大约是九点,邻居十一点报案,那时警铃已经响了半个小时,所以凶手约在十点半离开现场。”

“对,这就是最难解释的部分。根据那些信件,我们知道她早就吓得要死,然后她偷偷回来,将自己锁在家里,甚至把枪放在厨房流理台上,一会儿我再带你去看。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门铃响了?她让他进来以后,又重新设定了保险。我看凶手一定是她认识的人。”

“我不会因此排除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我说,“如果那个人很圆滑,看起来可信任,她有可能让他进来。”

“在那个时间段?”他扫视着四周,看到我的时候,不可思议地眨眨眼,“晚上十点来推销杂志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答案。

我们通过一道敞开的门进入走廊。“这里是血迹刚开始的地方。”马里诺望着溅在墙上,已经干掉的血迹,“她在这里被剌了第一刀。我猜她一定拼命奔逃,他也一路乱砍过去。”

我脑中出现贝丽尔脸庞、胳膊与手上的刀伤。

“我猜,”他继续推测,“他在这里刺了她的左臂或背部或脸,墙上这部分血迹是从刀上反溅上去的。他至少已经砍中她一次,刀上沾满了血,当他再度挥刀时,血滴便飞溅出去,喷到墙上。”

这里的溅血呈楠圆形,直径约六厘米,越到后面,形状拉得越长,到门框左方已经成了弧形,长度约有十英寸。凶手像是一个拼尽全力的回力球员。我感受得到动作的剧烈程度,那不是愤怒,而是比愤怒更强烈的心态。她究竟为何让他进门?

“从这块血迹的位置,我推断他们站在这里,”马里诺站在门后几码靠左的地方说,“他又动手砍了她。刀反复挥动,血也不停地溅到墙上。你看,这一连串的血迹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指着最上方的血迹,几乎在他头顶,“然后向下散布,一直到离地面几英寸的地方才停止。”他稍稍停了一下,以挑战的眼神看着我。“你验过她,你认为昵?凶手惯用右手,还是左撇子?”

警察们总喜欢问这个问题。尽管我一再告诉他们这无法判断,他们照问不误。

“光从这些血迹得不到答案。”我感到口干舌燥,有一种灰尘的味道,“这完全要看他们两人所处的位置。至于她胸部的刀伤,是稍微从左而右的方向。凶手可能是左撇子,但还是那句话,这完全要视他们两人所处的位置而定。”

“我认为很有趣的一点,是她所有的自卫刀伤都集中在身体左侧。你想想,她在跑,他从左边砍过来,而不是从右边攻击,我不禁怀疑他是左撇子。”

“一切都要看受害者与凶手所处的位置。”我不耐烦地重复道。

长廊铺的是硬木地板,上面的血迹一路延伸到我们左方十英尺外的楼梯上,用粉笔标了出来。可见贝丽尔是沿着这里逃到楼上,她受到的惊吓远超过疼痛。左面的墙上每隔一步就出现糊状的血迹,是她伸出受伤的指头扶墙稳住脚步时留下的。

黑色的污渍布满地板、墙壁和天花板。贝丽尔逃到了楼上走廊的尽头,暂时陷入死角。这个死角全是血。当她逃出这里,冲向卧室时,追逐重新开始。她跳上那张双人床,凶手则绕了一圈。在这里,她可能将公事包掷向凶手,但更有可能的是,原来就在床上的公事包被撞了下去。警方看到的场景是公事包躺在地板上,像个帐篷似的敞开着并翻了过来,纸张散落各处,包括她在基韦斯特岛上写的信的复印件。

“你在这儿还找到了什么文件?”我问。

“收据、几张游客指南,其中一份夹了一张市区地图。”马里诺答道,“我可以印一份给你,如果你要。”

“麻烦你。”

“我们还在梳妆台上找到一叠打印文件,”他说,“大概是她在基韦斯特岛写的东西,空白处用铅笔随手做了一些笔记。没有什么可疑的指印,只有一些她自己留下的污溃。”

她的床只剩下床垫,被血玷污的褥子和床单都已送到化验室。她慢下来了,已经无法自主行动,整个人变得衰弱。她踉踉跄跄地回到走廊,摔倒在那块东方式的祈祷地毯上,我在档案照片上看过那块地毯。地板上拖着长长的血迹和手印。贝丽尔爬进浴室后面的客房,就在那里,她终于断了气。

“在我看来,”马里诺说,“凶手追她纯粹是为了取乐。他明明可以在客厅里就抓住并杀死她,但那样就太枯燥了。他的脸可能自始至终都带着微笑,她的流血、她的尖叫、她的乞求都能带给他快乐。当她爬到这里倒下的时候,游戏结束,他也收手了。”

这个房间很冷,黄色使这里苍白如一月的阳光。单人床边的地板是黑色的,白色的墙上有黑色的血纹与血斑。档案照片上的贝丽尔躺在地上,双腿张开,双臂放在头边,脸朝窗户,全身赤裸。我初次观察这些照片的时候,简直辨认不出她的长相,甚至连她头发的颜色也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一片血红。警方在她身边找到一条沾满血的卡其裤,她的衬衫和内裤都不见了。

“你提到的出租车司机,那个叫汉诺什么的,记不记得贝丽尔从机场搭车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我问道。

“那时天色已晚,他不是很确定,只依稀记得她穿着裤子和外套。我们知道当她遭到攻击时,身上穿的是我们找到的这条卡其裤,她卧室的椅子上有一件同质料的外套。我不认为她进门后换过衣服,她只脱了外套,扔在椅子上。不知道她里面穿了什么,总之凶手将它们带走了。”

“纪念品。”我将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马里诺盯着陈尸的黑色地板。“照我看来,他在这里剥光她的衣服,强奸或是企图强奸她,然后又砍了她,几乎将她的头切下来。可惜她的PERK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他说的PERK是指尸体化验证据,检查结果显示没有精子存在。“我们别想靠DNA破案了。”

“除非血迹中有部分是他的血。”我答道,“否则,你说得没错,别想靠DNA了。”

“也没有找到毛发。”他说。

“有几根,不过是她的。”

房子里空空荡荡的,我们的交谈声显得格外响亮。不论我转向哪里,都会看到丑陋的血迹。我的脑海中又出现那些影像:刺伤、砍伤,还有脖子上那个看起来像张大嘴打哈欠的刀口。我走出房间来到走廊,这里的灰尘让我的肺不舒服。我呼吸困难。

“带我到发现枪的地方。”我说。

当晚,在厨房流理台上靠近微波炉的地方,警方找到了贝丽尔的点三八自动手枪。枪已经上膛,保险打开了。枪上留下的部分指纹,经化验比对确定都是她的。

“她把子弹留在床头柜里,”马里诺说,“大概也把枪放在同一个地方。我猜她将行李提到楼上,将大部分衣服倒入浴室洗衣篮,然后把行李收进卧室衣橱。其间,她取出手枪。她一定紧张得要命。我敢打赌她带着枪检查了每个房间之后,才稍微喘口气。”

“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我说。

他看了看厨房四周。“可能她想到这里吃些点心。”

“她可能想到过,但没有吃。”我答道,“她胃里约有五十毫升暗褐色液体,也就是不到两盎司食物。不管她吃了什么,在她死的时候,或是说在她遭到攻击的时候,都已经完全消化。面临极度的压力或恐惧时,人的消化功能会自动停止。如果凶手动手前,她刚吃完点心,她的胃里会是另一个样子。”

“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他打开冰箱后说道,好像这是个重点。

冰箱内有一个干巴巴的柠檬、两条奶油、一块发霉的乳酪、一些作料和一瓶奎宁水。冷冻室丰富一点,可也没多少东西,只有几袋鸡胸肉、冷冻餐和绞牛肉。显然贝丽尔不热衷烹饪,对她来说,做菜只是一项果腹运动而已。我明白,我的厨房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水槽上的百叶窗挂着丝丝灰尘,水槽里空无一物,完全是干的。家电用品十分现代化,但看起来都没用过。

“她可能进来喝过酒。”马里诺怀疑。

“她的血液中没有酒精反应。”我说。

“那不代表她没想过。”

他打开洗手台上的柜子,三层夹板上没有一点空间,塞满了杰克·丹尼、芝华士威士忌等烈酒。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法国白兰地前面有一瓶海地朗姆酒,酒龄有十五年,和纯苏格兰威士忌一样昂贵。

我戴着手套将它拿出柜子。瓶上没有贴进口标签,金色瓶口旁的塑胶套仍然完好,没被打开过。

“我觉得这瓶不是在这里买的,”我告诉马里诺,“我猜它来自迈阿密的基韦斯特岛。”

“你是说她是从佛罗里达带回来的?”

“有可能。显然她是个品酒专家,这种酒好喝极了。”

“以后我要称你为品酒大夫了。”

这瓶酒一尘不染,其他酒则不然。

“这瓶酒可以解释她为何进厨房,”我继续说道,“很可能她下楼来将酒摆进柜子,想晚上品尝几口,然后有人来访了。”

“但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去开门时没把枪带上。她应该很害怕,不是吗?我觉得她已经知道有人会来找她,她一定认识他。她有这么一堆好酒,难道她老是独享吗?不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她偶尔会有一些轻松时光,让某个男人陪她。嘿!或许就是她在基韦斯特岛写的那个叫M的家伙。或许她遇害当晚就是在等那个人。”

“你在暗示M就是凶手。”我说。

“难道你不这么想?”

他变得有些不客气,摆弄起那根未点燃的香烟。这个动作让我烦躁不安。

“我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我答道,“比如,我也会怀疑她是否没在等任何人,只是进厨房把酒放好,也许想给自己倒上一杯。她很紧张,手枪始终放在离自己不远的流理台上。突然,门铃响了,或是有人敲门,令她十分震惊——”

“若如你所说,”他打断我,“她很震惊,防御心极强,那么她开门时,为什么把枪留在厨房?”

“她练习过吗?”

“练习?”他望着我,“练习什么?”

“射击。”

“妈的……我怎么知道……”

“如果没练过,那么她不会习惯性地用武器自卫。妇女经常在手提包里放喷雾器,可一旦遭受攻击,却全然忘记去使用它,直到事后才记起来。用武器自我保护并非她们的反射动作。”

“我不确定……”

我确定。我有一把鲁格点三八手枪,配备银顶子弹,这是金钱能买到的破坏力最强的武器。我认为它可以保护我,因为我会带着它到射击场去练习,一个月练习几次。所以,当我独自在家时,我会对有枪这件事感到习惯些。

还有一件事。客厅的火炉旁立着一排铜制工具,当贝丽尔遭到凶手攻击时,竟然没想到用那里的铲子或火钳抵抗。自我保护不是她的反射动作,她的反射动作是逃跑,不管是逃到楼上还是基韦斯特岛。

“她可能对枪感到陌生,马里诺。门铃一响,她突然感到困惑、焦躁,她走到客厅,从窥孔里看了一眼。不管来者是谁,显然她信任他,所以开了门。枪,早就被遗忘了。”

“她有可能在等她的访客。”他再度说道。

“当然有可能,也就是说,有人知道她回来了。”

“也许‘他’知道。”

“也许他就是M先生。”我说出他想听到的话,将酒放回柜子。

“对极了,这样就说得通了,不是吗?”

我关上柜子的门。“她遭到威胁,几个月来始终惊慌失措,马里诺。我很难相信会是个亲密朋友干的,而贝丽尔竟一点都没怀疑。”

他显得有些介意,看了看手表,从口袋里拿出另一把钥匙。贝丽尔的确不可能给陌生人开门,但令人更难相信的是她会被信任的人所杀。她为什么让他进来?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

一条林荫小道通往车库,阳光从树荫间洒下来。

“先告诉你,”马里诺用钥匙打开车库门,“我是在打电话给你以前才进来的。她遇害那晚,我们无法把门打开,也没必要硬闯进来。”他耸耸肩。他的肩膀满是肌肉,像在告诉我,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举起一扇门、一棵树或是一辆卡车。“她去佛罗里达后就没进过这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把钥匙。”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在四周镶了墙板的车库,地上铺着昂贵的意大利红色瓷砖,有一条龙形的美丽花纹。

“这里原先真的是设计成车库的吗?”我问道。

“这不正是车库

门吗?”他又掏出几把钥匙,“真是个豪华的车库,对吧?”

车库里通风不畅,有股灰尘的气味,但相当干净,除了角落的扫把和耙子,没有其他该有的东西,像除草机或是什么常见的工具。这里看起来更像卖车展示场,黑色的本田停在正中央,闪闪发亮,一尘不染,简直像一辆没开过的新车。

马里诺插入钥匙,打开车门。“请进,别客气。”

顷刻间,我已坐上柔软的象牙色皮座,望着挡风玻璃外的墙板。

他退了一步:“就坐在那儿,静下来看看四周,告诉我你的感觉。”

“要不要我发动车子?”

他交给我钥匙。

“请你把车库门打开,免得我们被废气呛死。”我提议。

他皱着眉四处寻找,终于看到了按钮。门开了。

车子一下就启动了,引擎声掉了几个音阶,沉沉作响。收音机和空调都是开着的,油还剩四分之一,里程表上的数字不到七千英里,天窗开了一部分。仪表盘上有一张洗衣店的干洗单据,日期是七月十一日星期四,贝丽尔送洗了一条裙子和一件外套,显然她没去领回这些衣物。副驾驶座上有一张超市收据,日期是七月十二日,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分,她买了莴苣、番茄、黄瓜、绞牛肉、乳酪、橙汁、薄荷糖,总计九元十三分,她付了十元。

收据旁有一个白色银行信封,里面没有东西。再旁边有一个土黄色的雷朋牌太阳镜盒,也是空的。

后座上有一支温布尔登网球拍和一条皱了的白毛巾。我伸手去拿,厚绒布的角上印了几个蓝色小字:“维斯伍壁球俱乐部”。我记得这个名字曾出现在贝丽尔楼上衣橱里的一个塑料提袋上。

马里诺故意这么安排。我知道他已经看过这些东西,他只是要看我作何反应。这些都不是证物,凶手没进过车库,马里诺在吊我胃口。从我们踏进这栋房子,他就在吊我胃口。这是他的嗜好,却让我厌烦到了极点。

我关掉引擎,下了车,用力关上车门。

他望着我,想知道我的想法。

“两个问题。”我说。

“放马过来。”

“维斯伍是会员制的私人俱乐部。她是会员?”

他点头。

“有没有查过她上次订球场的时间?”

“周五,七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她跟一个职业球员学球,每周上一堂课,此外她很少练习。”

“我记得,她在七月十三日周六上午离开里士满,中午过后不久抵达迈阿密。”

他再度点头。

“那么,她上了课,直接到超市购物,之后可能去过银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她购物之后突然决定离开这里。如果她早就预备次日出发,绝不会去超市购物。她没时间吃买下的食物,也没把东西冰起来。显然,她把东西都扔了,除了那包绞牛肉、乳酪,或许还有那条薄荷糖。”

“听起来很合理。”他轻描淡写地说。

“她把眼镜和这些单据留在椅子上,”我继续分析,“收音机和空调没关,天窗也还开着。她似乎一将车驶入车库,关上引擎后便径直冲入房子,还戴着太阳镜。我不禁怀疑她从网球场和超市到回家这段路上,是否发生过什么……”

“有事发生,我确定,你绕到那边,好好看看另一扇车门。”

我照做了。看到的东西令我惊择,门把手下面被刮出一个心形,里面写着“贝丽尔”。

“是不是让人毛骨悚然?”他说。

“如果是趁车子停在俱乐部或超市的时候干的,”我思索着,“应该会有人看到。”

“也可能是在更早的时候。”他顿了一下,玩味着刮痕,“你上次看你的右侧车门是什么时候?”

或许是几天前,又或许是一周前。

“她去了超市,”他终于点燃了那根该死的烟,“没买多少东西。”他饥渴地深吸一口,“应该能放在一个袋子里,对吧?要是我太太只买一两袋东西,她一定把东西放在副驾驶座上。这时她看到了刮痕。也许她知道那是当天刮的,也许不知道,那不重要,总之一定把她吓坏了。她直接赶回家,也许去了银行取钱,然后立刻订了下一班飞往佛罗里达的机票。”

我跟着他走出车库,回到他的车上。夜晚就要降临,空气中带着寒气。他发动引擎,我则静静地望着贝丽尔家的侧窗。鲜明的窗影已经褪落,窗里一片漆黑。忽然,阳台和客厅的灯亮了。

“上帝!”马里诺叫道,“闹鬼了!”

“计时器。”我说。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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