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六章 高滔滔摆乌龙

元祐四年，随着吕公著的去世，朔党把持了政治大权。宰相变成了吕大防，严格地说他还是比较公正的，是个做事派，对政治群殴没多大的兴趣。可是资历、能力都决定了他最多只是个正常运转的办公室，让宋朝的官方机构能每天开工而已。

天下是朔党大佬们的，他们每天意气扬扬指点江山追忆往事，寻找下一个可以撒气的倒霉蛋。可是新党都被打倒了，旧党里剩下的都是徒子徒孙加粉丝，从概率上讲，日子要变得乏味寂寞了耶。

别忙，三巨头之一刘安世在关键时刻有了新发现，给党内无处发泄斗争欲望的同志们找到了突破口，只是目标貌似太艰巨了些，居然是……皇上。不过朔党是什么，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开封城管级帮派，没有任何标的能让他们放弃。

事情是这样的，话说元祐四年年底十二月的某天，刘安世在自己的大宅里对一个老妇人大发脾气，说她根本不配号称是开封城里的妇幼协会民间主席，只是找一个奶娘嘛，整整一个多月了居然一个都找不到，他哥哥的孩子等着吃奶，快饿死了！

老妇人的表情很遗憾，她已经很尽力了，但就是找不到啊。为了证明她的能力仍然坚挺，接下来她透露了一个业内秘密——据可靠消息，皇宫正在搜集奶娘，一天就拉进宫十个以上，以此类推，开封城里的优质奶娘就此断销了。

刘安世大惊！这还了得，他是20多年的老资格京官了，皇城内外各路消息他都门儿清，尤其是皇室成员的资料，这是一个成功的京官必备的本领，让他随时决断出各种或凶或吉的事件真假。比如这时的奶娘事件，有奶娘必有婴儿，有婴儿必有孕妇，有孕妇必有男人！

那么谁是那个男人？皇宫搜集奶娘，只有代表了皇室的男性才有这待遇，有这待遇的男人只有皇帝，神宗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可能。

哲宗。

可哲宗只是个小男孩儿啊，他搞出了什么……

哲宗这一年是13周岁，放在21世纪是初中学生，严禁发展校园爱情；穿越到两晋五胡时期，以他的超阶贵族身份，已经可以为了某些利益结婚。

具体到宋朝，这个年龄一般来说不会当爹，可是接触到女性是很平常的事。既然平常，那么讲还是不讲呢？刘安世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讲。

但是得有策略，刘安世凭着自己多年从政做人的经验，把这事做得非常有技巧。他写了份奏章，直接询问皇宫选奶娘做什么，之后没等有官方答复，立即把帽子扣到了小皇帝的身上。警告他做皇帝的不能好色，更不能这么早就好色。

朔党同僚们闻弦歌而知雅意，一般暗地里纷纷向刘安世竖起了大拇指，一边精选人才，推出了第二道攻击波。《资治通鉴》创作组的重要成员范祖禹入选，由这位仅次于司马光的历史大家执笔，写了两份奏章。一份是给哲宗的，里面博古通今历数前代，把君王好色的问题推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简直是篇家国一体天人感应学说的范文。

另一份是给高滔滔的，内容就很不客气了，点出皇宫里全是女人，对男性的诱惑力太大了，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高滔滔本人更是有责任，她应该像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对待仁宗那样，既要爱，更要严，杜绝一切不良习气。

之后朔党同仁静等皇宫的反应。

看上面的举动，大家以为怎样？抛开刘安世、范祖禹是不是小题大做、没事闲的之外，对这两人做事的手法有何评价，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真是高明。

所谓避实击虚，直指要害。刘、范两人绕过了最大的暗礁，不仅表现得忠君爱国，还把真正的意思清晰地传达了进去。

奶娘事件有难言之隐。宫廷是什么，用不世奇人韦小宝的话来说，那是与妓院等量齐观的世间两大最虚伪、最污秽的地方。

只有外界想不到的，没有内廷做不出来的，尤其是人世间最敏感的男女问题。现在婴儿出现了，到底是谁生的，谁敢确定这孩子一定是小皇帝的龙种？万一是某位不甘寂寞的宫中贵妇的小麻烦，突然间由言官们以官方公文方式给挑明了，这个麻烦会炸死多少人？

从最开始直接推给小皇帝，彻底绕过这些，再给高滔滔写封信，点出宫里的环境有问题，其余的什么都不说，大家心照不宣。

以上这些，看着是不是很聪明呢，传说中的老谋深算啊。可惜结果一落千丈。很快高滔滔给出了答案，皇宫是在找奶娘，可不是因为哲宗生了什么孩子，而是为神宗最小的女儿准备的。

这简直是赤裸裸地骗人，高滔滔以一个活了60多年、生过4个儿女的老女人身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应该直接扔到猪圈里，让她去训练母猪爬树。

这时是元祐四年，也就是说神宗死了四年多了，以理论上的可能计算，他死后留下了遗腹女儿，最小也有3岁了，还需要奶娘吗？何况皇家有明文档案，神宗最小的女儿是哲宗的同母妹妹，后来嫁给宋朝开国大将潘美曾孙潘意的徐国长公主，当时都快6岁了。

根本没法自圆其说，可是朔党接下来的表现就好玩了。刘、范两人接到高滔滔的解释必须得有回复，他们居然是……原来是这样啊，臣等误会了。前面的奏章写得鲁莽，请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关键时刻拉松了。

这就是旧党里的精英——“朔党”的真实底蕴。敢于挑事，却虎头蛇尾。面对那么大的破绽，你倒是继续啊。这样就软了，如果高滔滔直接承认就是哲宗搞出了孩子，你们又能怎样？

完全不知所谓。

这件事不了了之，唯一的结果是皇宫里的小哲宗又一次被祖母大人恐吓了，这给他阴郁的少年时代涂上了更加灰暗的一笔。他是个非常罕见的孩子，心灵受到的每一次波动，都深深地印刻下去，变成一个个强烈的愿望。

在这时的宋朝，没人注意到一个少年的心情积累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多年以后，旧党的人才明白，如果说高滔滔有一点点像从前的刘娥的话，宋哲宗半点都不像宋仁宗！

可惜那时什么都晚了……

奶娘事件之后，朔党走到了顶峰，党魁刘挚高升，从御史台长官升为次相。这时放眼大宋官场，朔党根基之牢、人脉之广、党内之团结程度、党魁职务之高前所未见，从哪方面看，都必将形成吕夷简、王安石般长期执政的势力。

可刘挚连同庞大的朔党在8个月之后就灰飞烟灭了，只因为一封私人信件。

信写给一个哲宗登基前夕的风云人物——邢恕。邢恕是个有来头的人，他出身在程颐的学堂，受司马光、吕公著的喜爱，当官后一度和王安石走得很近，在新党集团工作，关系网横跨新、旧两党，生活那叫一个复杂。在复杂中，和刘挚有点交情。

这些年里，他因为当初押错了宝，一直在下面被贬来贬去，当刘挚升官时，高滔滔从百忙之中想起了他，决定一次贬个够，让他从西北过长江，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去体验生活。

邢恕悲愤，没这么欺负人的！五六年了，有啥过不去的仇啊，居然越玩越狠……他发誓要报复，可是眼前却只能听从命令。长途跋涉中路过了京城，他想了想，给刘次相写了封信。看在从前的情分上，给兄弟讲讲情吧。

刘挚一时心软，情是没讲，回了封信，里边有这么一句安慰话——“……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邢老弟你不要郁闷，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去吧，好好改造，等待将来的好运。

很平常、很正规、很温馨嘛，可是经过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之后，北宋官场的文字能力提高得实在是太快了，什么样的词句都能有新注解。

有两个京官，名叫郑雍、杨易，他们把“休复”定位成“复子明辟”，结合刘挚信里整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成——邢老弟你不要郁闷，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去吧，好好改造，等待太皇太后哪天还政。

还政，即“复子明辟”的官方用语，指的是高滔滔撤帘，把皇权还给小皇帝。郑、杨两人义愤填膺，刘挚当着太皇太后的官，居然盼着领袖下台，为将来做别的打算，他是个居心叵测的奸臣！

除了这件事，好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也被翻了出来。王安石变法之前，新、旧两党矛盾还没有激化时，刘挚在自己的家里指点过章惇儿子读书。

两件事合成的弹劾奏章送进了皇宫。

刘挚、王岩叟他们一点没慌。第一，说文解字的功夫他们更到家，郑雍、杨易想陷害他们，简直是妄想。作为朔党，他们的注解才是官方的答案。

关于章惇儿子的事，刘挚也给出了答辩，官员之间的走动很平常，就算不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也不能证明背叛了旧党。毕竟章惇本人都是刘挚带人赶出京城的。

第二，郑雍、杨易是御史台的人，刘挚作为前长官兼旧党前辈，应该万事好商量。

他们想错了，不仅看错了高滔滔，更不懂旧党集团的真面目。高滔滔看到奏章之后，先是惊讶接着变成了沮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官场符号，刘挚之所以当上御史台长官，凭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强忠贞作风，他是旧党里首屈一指的纯洁牌，哪想到背地里有这样的勾当。

反差太大了，高滔滔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甚至越是解释，越让她反感。

旧党集团的真面目更可怕，只要有人挑事，马上就一窝蜂地闹了起来，两三天里近20封弹劾信连续出现，形势急转直下。刘挚完了，整个朔党跟着他一起没落，九成以上的人被贬出了京城。

至此元祐年间的党争终于告一段落。事件很杂，人员倏忽往来，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看看旧党到底是什么。从司马光开始，这个被压抑了15年之久的官员集团一直在“战斗”。打击新党、自身分裂、洛蜀朔三党互斗，终于朔党独大，突然间涌现出了新秀……真是生命不死，战斗不息。

这就是在中国从南宋起，一直被元、明、清三朝歌颂膜拜，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被认可的君子群体。我实在是搞不清，这些人到底君子在哪儿？

站在时代的峰顶，引领着这些君子们长年累月的内斗，就是高滔滔的全部工作。除了这些，还剩下了什么呢？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随着旧党人员大量返京，神宗改革的官员制度被冲击了。这本身高滔滔是不在乎的，和儿子唱对台戏是她人生最大的快乐！只是官员变多了，收入变少了，开支都成了问题。

于是还要再裁员。

在旧党内部裁员是个地道的噩梦。没事都要掐得水深火热，现在想动俺的职位俸禄，来吧，你想怎么死？在这件事里，首相吕大防、次相刘挚反目成仇，大批的被裁官员拉帮结伙到御史台、知谏院告状，闹到后来，搅得高滔滔也不知怎么善后。

混乱中一个沉稳精明的人站了出来，出了个主意。他说现在不能硬性裁员，而是应该不再往现有机构里塞人。等到在职的人员不断老化退休后，人数自然就少了。至于时间嘛，会比较长，估计需要十年。

这个主意真好，立即被全体旧党官员接受，高滔滔、吕大防、刘挚都长出一口气，真是天才啊，居然同时符合了所有方面的利益。就这么办了。

我们细想一下，这真是个好主意吗？十年，这是在乱世中创建一个王朝的时间；是宋、辽两国从幽燕城下激战到君子馆失败，决定两国命运走势的时间；是王安石改革，全面改造一个国家每个角落的时间。在这里，居然是用来减化国家官僚机构人数的时间……

而官僚的一个最大的本质属性就是听命令，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合格的官员吗？

旧党同仁们已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政府要裁员，都得照顾体贴到他们的情绪才行。最后说一下，提出这个主意的人叫苏辙。

就是在历史里一向被认为精明、干练、独立、沉稳、有才的苏辙。关于他，我一直没有细写。第一，他身处在元祐年间，在这种大环境里注定了无所建树，没什么好写的；第二，从这件可以作为他政绩代表作的事件上，可以看出他的执政能力，实在没心情写。

不往现有机构里塞人，等在职官员自然老化退休，这样的确避免了眼前的争端，可是职能部门的活力怎样保证？整整十年啊，一群群既老且废还特别暴戾的临退休高级公务员们，不说临走前大捞最后一笔是古今中外的共识，能带给国家怎样的损失？光是占住了位置，压抑了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才，这种损失哪个国家、哪届政府能承受得了？

类似这种乌龙高氏政府在八九年期间摆了一道又一道，次数多了也很累，导致高老太婆的身体崩溃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元祐五年的秋天，也就是奶娘事件的第二年。

高滔滔生平第一次请了长假，好多天没去上朝。这下子

旧党大佬们慌了，别看平时和高滔滔隔着帘子互吼，他们心里很清楚，高氏是他们的靠山，没了这人旧党根本站不稳。

以吕大防为首，三名宰执入宫探病。他们走进了宋朝当时最神秘的一座宫殿。

严格地说，这座宫殿既是高太皇太后的寝宫，也是哲宗皇帝的寝宫。这是宋朝前所未见的，自从登基以来，小皇帝一直睡在奶奶的身边，两者间只有一片厚重的帷幕。每天哲宗除了和各位侍读在一起学习的时间外，上朝时和奶奶坐在一起，下朝后和奶奶睡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在高滔滔的视线之内。

这也是《红楼梦》里贾母对宝玉用过的办法，为的是防备宝玉和女孩儿们做出点什么。现在清楚了吧，在“奶娘事件”里哲宗有多冤，旁边三米开外就是高滔滔，换了他爷爷宋英宗都别想玩什么花样！

回到探病现场，走进寝宫，吕大防等三人看见的是厚重的黄色幔帐，床全都被遮住。哲宗站在床的左侧，吕大防等站到右侧。

“太皇太后圣躬万福。”这是吕大防的原话。

幔帐里传出了一个苍老愤郁的老妇人声音——“老婆待要死也。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

这是高滔滔当时的原话，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临死之际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心里话。她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每件事都是全心全意为了保护宋哲宗才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对得起宋朝的列祖列宗，保住天下的太平。这样光明正大的理由，以她走极端无所顾忌的性格，似乎问心无愧，哪怕死了，也心无挂碍。

真的吗？那最后两句怎样解释？

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

这两问，明显地泄露出她心里没底。她做了什么自己知道，空前的跋扈压制了皇帝在内的整个官场；军、财两大国政全废，国际地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国内政治一塌糊涂，党争之祸在她的手里生成，这是北宋亡国的原因！

不仅她这样，宰执们也心里有数，面对她的提问，吕大防等人沉默不语，根本不知怎样回应。难道他们能说皇帝不知道、天下不知道？

不想活了吧。

说皇帝知道、天下也知道……皇帝就站在他们身边，给一段历史盖棺定论还轮不到他们。沉默是难堪的，沉默有时也是结束，可就在这次谈话很可能就此结束时，一贯沉默、四五年里在官方场合一言不发的宋哲宗突然说了一句话。

——“大防等出。”

吕大防，你们出去。这是宋朝历代皇帝从来没有用过的语气，祖、宗、真、仁、英、神六位皇帝从来没有谁这样对宰相说过话，简直是往外赶人。

吕大防等人立即出去了，看得出小皇帝愤怒了，几乎没有掩饰的愤怒。他们根本没法想象，把他们赶走之后，寝宫里还会发生些什么。

小皇帝会对跋扈的奶奶做什么吗？在奶奶重病将死的时候。答案是不知道，史书里关于这个片断的资料缺失了，吕大防等三人退出后，寝宫里发生了什么，一直都是个谜。能确定的只是高滔滔的生命堪称坚强，她恢复了，很快又重新坐在了垂帘后面，当她的幕后太上皇。

哲宗也恢复了沉默，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哲宗奇特的、堪称宋朝皇帝中唯此一份的个性在这之前也曾经偶然流露过，据统计前后一共有四次。四次中有对大臣的，有对高滔滔的，每次都流露出哲宗无法遏制的情绪波动，他暴怒、他孤愤、他怨怼、他忍无可忍，可是都被无视了。

第一次是在神宗的葬礼上。当时的首相是蔡确，不管蔡确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甚至他到底是新党还是旧党，他对哲宗是非常好的。多年以后，哲宗亲政时曾深情地回忆，在刚刚即位的两年里，他身为皇帝可使用的餐具、茶具等，都是陶器。

是蔡确亲自过问，才换成了铜器。

在神宗的葬礼上蔡确很担心，宋、辽两国通好，像彼此皇帝的葬礼都会派使节来致哀。他担心哲宗太小了，突然见到神态凶猛衣冠特殊的辽国人会惊恐。于是他一遍遍地向小哲宗介绍辽国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习惯说什么话，唯恐漏掉了什么。

哲宗安静地听着，直到蔡确不说了，才问出一句话：“契丹人也是人吗？”（彼亦人乎？）

当然是。蔡确吃惊地回答。

更让他吃惊的是哲宗的下一句话——既然是人，怕他什么？！

那一刻蔡确一定看到了和刚刚死去的神宗一样的眼神，坚强、刚烈、骄傲的血脉，他当时仅仅9岁。

第二次是在皇宫深处的经筵学堂。年幼的哲宗在学习，有时高滔滔会来看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件怪事。小哲宗不知为什么，使用的书桌是旧的。

换成新的。高滔滔下了命令就走了。可是几天之后她发现，那张旧桌子又出现了，哲宗还在使用它。高滔滔奇怪，这样一件小事，自己亲自下了命令，居然没生效？

问过才知道，是哲宗自己要求送回来的。高滔滔不解，她问孙子为什么。年幼的哲宗好一会儿才回答。

——这是爹爹用过的。

不知高滔滔作何感想，是喜是悲抑或是恐惧，这个孩子是这样强烈地热爱着自己的父亲，而她把神宗的一切都毁掉了。

异地而处，换作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这时都应该想到补救。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怎样挽回孙子的好感，尤其是这个孙子还是实质意义上的皇帝，是刻不容缓的事。

可是高滔滔不管，她的事业刚开始，外面全国上下划党派列名单政治运动热火朝天，她怎么能因为顾及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去破坏这些？开玩笑，一个能对自己亲生儿子都痛下杀手抹平一切的女人，会对儿子的儿子手软？

于是才有第三次。

这次发生在奶娘事件刚结束时，某天高滔滔在严肃、认真、积极、愉快地办公之后，突然间发现了身边还坐着一个人，她的长房长孙现任皇帝赵煦。这个一贯沉默的孩子，在奶娘事件之后变得更加的阴郁，可以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一言不发，像个没有生命的摆设。

高滔滔一时高兴，问了句话：“孙子，你看每天有这么多的大臣来说事，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难得一见的关心，真是皇恩浩荡，却不料哲宗的回答是：“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俾，指卑微弱小。整句话是说，尊贵的娘娘您都处分好了，还要我这个卑微的小世说什么呢？身为皇帝，说出这样的话，怨愤之心有多强烈可想而知。

可惜毫无作用，高滔滔继续我行我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于是哲宗的郁闷岁月在延长，看不到半点的光亮，直到高滔滔第一次病倒，他说出了第四句话。

“大防等出。”

结合前三句时的遭遇，完全可以体会出哲宗这时的心情。高滔滔躺在病床上向宰相们宣称：“……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说得多么的冠冕堂皇、博爱慈祥，想一想13岁的少年都被她“保佑”得一脸木然跟活死人一样了，亏她老着脸皮说得出口。

还当着当事人的面。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和侮辱！稍有一点点血性的人都没法再忍耐。哲宗小小发作了一次，把吕大防等外人赶走，这透露出他当时的难堪。

高滔滔是怎样待他的，他知道，这些宰执们更知道。就是这些人，每天上殿奏事，眼里只有高滔滔，根本毫不理会他这个皇帝。在他亲政之后，有一天他忍不住对父亲的臣子，那些新党成员，如章惇等人说出了真相——“每大臣奏事，但决于宣仁后，朕每日只见其臀背。”

这些势利眼的大臣们，有高滔滔撑腰，把宋朝的皇帝都忽视掉。每天都面向着垂帘后面高滔滔的方向跪拜舞蹈，哲宗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和屁股。这在儒家学说里是重大的邪恶事件，为臣不忠，无礼于主上，没有比这更重大的罪恶了。

联想下前面洛蜀朔三党争端里那些因为只言片语就指对方是奸邪小人，甚至捏造事实曲解本意搞文字狱的行径，和这种大罪比怎样？这就是旧党君子们的真面目。

吕大防等人都在其中，现在高滔滔当着他们的面问出这样无耻的话，让哲宗无地自容，等于是当着臣子们的面打他的脸。不赶他们出去，难道还要给他们继续演戏的机会？

当天的事过去了，随着高滔滔恢复健康，世界变得和从前一样。他继续忍，局面不仅没有好转，忍的方面反而变得更多了。他一天天地长大，到了17岁，一件人生中必须要做的事摆上了桌面。他到结婚的年龄了。高滔滔海选天下官绅士族，以她自己的喜好，给他选出了皇后。

皇后姓孟，是一个安静、有礼、体贴的好女孩儿，出身不算很高，但是足够高贵，她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可惜事情和高滔滔挨上了边儿，一切就都变了。孟皇后是两宋所有皇后中命运最颠沛流离、最奇特、最反复的一个。究其原因，就在于她是高滔滔选的，不是哲宗本人选的。

亲手导演了这出悲剧之后，高滔滔的生命圆满了。在外部，她摧毁了宋朝的军事优势、经济根基，政治也一塌糊涂，让官员队伍自相残杀，埋下炸毁王朝的地雷；在内部，她在宋哲宗从9岁到18岁，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发育阶段始终郁闷怨愤，不仅导致他性格变得偏激，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导致哲宗英年早逝。

而且临死前还尽最后一份心力，把哲宗的婚姻给毁了。这让哲宗后宫生活长期不和，始终没生出健康的儿子……死后只能从兄弟中选继承人。

这样的奶奶，让人说什么好呢？

高滔滔的生命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走到了尽头，七八月间她觉得自己不行了，又一次把宰相们召到了病床前，这一次她显得非常伤心。

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因为受到了神宗皇帝的临终托付，才和官家升殿听政。九年过去了，你们说心里话，我曾经给娘家人什么好处吗？只因为必须做到公正，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死了，都没有见到。”说完她流下了眼泪。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她这时说的是实话，流出的是心底里真正酸楚的泪。人之将死，她再没有必要虚伪。

也因为如此，可以看出她真正的问题。头一句话，她给自己正名，之所以垂帘听政，都是神宗安排的，她没有贪恋权位。

可信度有一半。哲宗实在太小了，神宗临死前只能托付老娘，这合情合理。但是另一半呢，神宗准许她垂帘听政，只是要她当监护人，谁让她以母改子颠倒乾坤的？难道这也是神宗给她的权力？

更何况哲宗17岁大婚了，她仍然不还政，这仍然是她不贪权？

活见鬼！

至于9年期间对娘家很吝啬，这实在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往高处拔的话，她抑制了外戚的实力，避免了汉朝时母党的嚣张。可这是宋朝啊，以前那么多的皇后，见过哪个的娘家出格过？她把这个当政绩，实在应该去买张逻辑卡去充值。

就像她随时可以扮演武则天，只是由于道德太隆重了，才不忍心似的。

她应该做的，是坚持宋朝的传统，对皇室、后族成员大发赏钱，高官大爵钟名鼎食，无穷尽地享受，却不给半点实权。这样既雍容又平安，有必要弄得刻意去压制娘家人，显得自己多清白吗？

说得刻薄些，农村的老太太才讲究这些，女人顾娘家是没教养。最后儿子女儿病了死了不去探望，这让我很无语，实在想不出有任何崇高的地方。翻开宋朝历史，赵光义病重时赵匡胤去探病了，拿起艾火往自己身上炙，试探痛感，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长兄对幼弟父亲一般的疼爱。

真宗为年老的姑母做寿，像对母亲一样尊重；仁宗给失明的长姐舔眼睛，让整个亲族感动。与这些对比，高滔滔简直是不知所谓。毁掉长子一生业绩、压抑孙子直到临死、儿子女儿病重身为母亲不去看望，种种劣迹加在一起，说她天性凉薄已经很厚道了吧。

平心想来，她也不是天性凉薄，她是笨。假定上面她临死前所说的话都是真心的，那么“笨”是她最明显的属性。

证据是她的眼泪。

把什么都做错了，哪一点都经不起推敲，她本人却被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是超越了凶狠、奸诈、厚黑等传统政客精神内核等级之上的超级存在——纯天然。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回首一生，什么都是对的，这样还需要什么奸诈厚黑之类的东西吗？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人，这种素质像雨点一样砸向大地，无数的人身上都带着这种特质。比如说超级倔的车夫、特别粗暴的店员、比公安局长还牛的看门人、每个男人婚后十

年以上的老婆，当然也有超级富翁、国家总统、艺术大师、超级特种兵。

也就是说，能力上有差别，性格上差不多。在宋朝，两大代表是王安石、高滔滔。

两个极端自信、永不言错的人，他们带领宋朝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同时都坚信自己才是最正确的。怎样才能区分他们俩呢？简单，一个聪明，王安石；一个笨，高滔滔。如此而已。

自信与顽固，真的只差一点点啊。

所以做人，不管能力怎样，还是要保持着一些清醒，经常怀疑一下自己。有个圣人不是说过吗，“一日三省吾身”。

高滔滔死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死时带着很深的忧虑。她仿佛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把之前贬出朝廷的一些重臣召了回来，重新安排到重要岗位。比如苏轼、范纯仁。这是她为保住自己创建的理想社会留下的最后一道保障。

关于她，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她的安葬规格。作为太皇太后，她的墓本应是园陵，可是建成了山陵。那是皇帝才有的资格。她的随葬物使用了纯金，而宋英宗、宋神宗只用了镀金。

她生前一直自我标榜、最自豪的一点，是节俭。

高滔滔死后的一个多月是宋朝近10年以来最安静的日子，没有争斗，没有诬陷，没有黑名单和派系，笼罩在开封城上的政治空气是透明的。

久违的清新宁静终于又出现了，这在仁宗去世之后，已经有近30年没有过了。多么美好的日子，最后还是被旧党人打破了。

吕陶和范祖禹，这两位神仙哥连篇累牍地写了好几篇奏章，表达了他们很着急很焦虑的心情，至于原因，只是因为小皇帝太安静了。

吕陶的奏章里说：皇帝你好，这一个多月里你都在想什么呢？估计你啥也想不清，所以我指出两点。一、不管你要起用谁，要做哪些事，都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二、关于伟大的故太皇太后，她是我们完美无瑕的太阳，哪怕陨落了，也不能怀疑她曾有的光辉。我建议你向仁宗皇帝学习，当年刘太后去世后，他下令不许任何人议论天圣年间的是非，保证了朝局的安稳，更维护了刘太后的尊严，同时也造就了仁宗自己的孝子之名。这才是你应该所思所想所要做的事。

奏章送进去了，哲宗继续安静。

吕陶们先是迷惑后是愤怒，这个破小孩儿变坏了，开始不听话了！这还了得？范兄，请你接着上，不服就整服他。

范祖禹刚想出手，局势有了新变化。哲宗颁布了他亲政以来的第一条命令，给六个内侍复官。范祖禹立即抓住了新重点，奏章就拿这件事说起。他说：皇帝你好，你现在亲政一个多月了，天下人都看着你，你没有施行一个善政，没有访察一个贤人，却给身边的太监升官，这会让天下人说你闲话的，能不能注意点？

哲宗仍然保持安静。

范祖禹火了，没回答是吧，我要求追回任命太监的诏书。

哲宗还是安静。

范祖禹决心顶到底，他要求面谏，和皇帝当面说清楚。

这次哲宗同意了，给了范祖禹当面说话的机会。范祖禹不愧是位在斗争中幸存的精英分子，见面之后他立即把太监扔到了一边，说起了整个旧党集团达成共识一致关心的问题。

怎样打压新党集团，防备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危险。

范祖禹发挥自己宋朝公认的唐史第一大家、还活着的人中第一历史大宗师的功力，全面回忆从熙宁变法到元丰改制这十五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论述从王安石到蔡确、章惇每一个变法派高层的奸诈本性。长篇大论精彩纷呈，说了好半天，发现哲宗仍然还是安静。

时间到，他只好告退走人。总不能拎起哲宗的领子，命令皇帝一起高喊变法派该死吧。

消息传开，旧党一片茫然，小皇帝到底在搞什么？这样安静，实在让人心惊肉跳。不过也很可能什么都没搞，因为他和高太皇太后在世时一样嘛，一、直、很、安、静……安静中有的人变得松懈，有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闪人。

在斗争中幸存的人都有独特的预感，尤其是那些被斗争的人，比如苏轼，他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地逼近。

他的预感对了，不久之后，哲宗全面开始对章惇、吕惠卿、曾布等新党人复官。复官，并不是一下子恢复到原来的官职，而是一点点地向上升，从闲散的、只有工资没有权力的“宫观”职，比如章惇这时是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只是主持了一个道观。

从这个基础上升起，给一点点的小实权。

只是这种程度的升职，苏轼立即决定撤退。他写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放。哲宗同意了，在临走前苏轼写了一份奏章，这份奏章在历史上很有名，因为历代公认，苏轼当时说得太理智、太耐心、太切实了。

里面说：“……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换成普通话，他说，皇帝你是超级天才，年龄处在最好的阶段。臣希望你放弃高傲遵循道理，在什么都没有去做之前，先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臣子们的心性。要观察三年，等你看得清楚，心里有底，然后再找个好机会开展工作。这样，你做了之后，天下苍生才不会产生怨恨，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看似合情合理，哲宗的反应却是厌恶。为什么呢？我们切换视角，以哲宗的眼光来看就会明白。

关于吕陶，他提出的两点让哲宗蔑视。自从亲政以来，哲宗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会怀疑到新党重新登台？开口闭口是国家利益，似乎只有旧党才能代表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引用新党，就是败坏国家利益了？

谁给你的唯一确定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

第二点让人更加忍无可忍，以高滔滔九年来的作为，哲宗身受其害，不追究也就算了，吕陶居然要求哲宗出面，去压制要求清算的声音。士可忍孰不可忍，尤其过分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还搬出了仁宗对刘娥的例子。这简直是荒谬。

试问刘娥改变过真宗的国策吗？她唯一废掉的是真宗时代的拜神风波。透过这两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吕陶的小心思，不用新党、尊崇高滔滔，这两点达到，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出这两点，哲宗能保持沉默已经相当有涵养了。

关于范祖禹，他提出的太监问题看着很正义、很光明，里面却有内幕。首先注意是复官而不是升官，这个区别很重要，意味着这几个太监以前是被贬职的。被谁贬的呢，之前的时代高滔滔一手遮天，只能是她。事情清楚了，这些太监得罪了她，而哲宗急于奖励他们，证明当初发生的事是因为哲宗而得罪了高滔滔。

忠于皇帝的，难道不是忠臣？为什么不可以表彰？

答案是不可以，以旧党所坚持的真理标准，内侍一律都是小人，不可以亲近，不可以封赏，实在要赏，也要排到正人君子之后。这个理论看似不错，至少汉朝唐朝的历史证明了太监真是妖孽一般的生物，他们强大了之后，大臣、皇帝、将军、国家都会死得难看。

所以必须压制，不能给好脸。

但是哲宗最生气的也正是这一点。

太监不好，可太监忠于我；你们大臣好，可都做了什么？众所周知，哲宗极为尊重自己的父亲，他的一生都沿着父亲走过的脚印前进。

他也爱自己的母亲，他像天下每一个儿子一样，希望母亲健康、快乐、尊荣。可是，这些他都做不到，在奶奶高滔滔、旧党大臣们的压制下，他既没法延续父亲的事业，连母亲应有的权益也不能维护。

哲宗的母亲姓朱，开封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里；她的父亲叫崔杰，很早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她改嫁朱士安，因之姓朱。这些她都不知道，甚至对朱家的印象都很模糊。她还在童年时，就被寄养在一个叫任廷和的人家里。

一个失去生父、继父也不愿养在身边的女孩儿，生得还很美丽，她的命运会怎样呢？很简单，几乎没有例外——及早嫁出去。幸运的是，朱氏“嫁”进了皇宫。说嫁其实是不标准的，她最初只是一个御侍，一个没有身份的下人。不过根据皇宫法律第一条，皇帝对所有女性都有合法侵犯权，说嫁也能贴一点点的边儿吧。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被神宗侵犯了，命运随之改变，她居然怀孕了，这孩子就是哲宗。从这时起，母以子贵，她一步步在杂乱森严的后宫里有了地位，再之后，她又生下了蔡王赵似，以及几位公主，成了一位身份稳定的贵妇人。

身份巨变，她的想法却不多。神宗的儿子很多，哲宗只是第六子，以这样的排名顺位，加上她本人低微的出身，根本不能去想什么。奢望会害死人的，只要她的儿子都健康，两位亲王封号稳稳到手，她也就知足了。可是人生只在潮流里浮沉，谁能主持自己的命运？到神宗去世前，哲宗的五位哥哥全都病死了，他变成了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哲宗登基，当上了皇帝。朱氏身为皇帝的生母，地位反而走低了。高滔滔从前是跋扈型的儿媳妇，现在是凶狠型的婆婆，她从当年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了真理，想独霸后宫，必须压制每一个敌人，哪怕是潜在的。朱氏首当其冲，首先是不给名分。

朱氏本应是皇太后，只给了皇太妃。皇太后是神宗的正室向氏。向氏出身名门，是从前名相向敏中的后代。在高滔滔的眼里，她是没威胁的，第一早就服了；第二向氏没儿子，注定了是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拿她去打压朱氏，真是绝配。

下面是具体的打压手段。

经大臣们提议，高滔滔批准，在神宗去世的三年内，皇太妃要服丧，衣服褥裍等用品的颜色要浅淡；每年的生日、例行年节日，所得物品及冠服的等级颜色，比皇太后减损五分之一；出行时只可用青色伞，乘车用肩舆，俗称檐子，不许用皇太后标准配置六龙舆；每月费用与其他嫔妃混在一起，不单独别立；不立宫殿名；不许单独走皇宫正门宣德门。

三年过后，可以使用红色伞，不许用黄色；用五龙舆；不许单独走宣德门。

这些不公平，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不仅没法改变，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上朝静坐之外，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

这些，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九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都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想来，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九年里他做过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

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记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则可以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十五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来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九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有点绕，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废除了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搞得农民很穷；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一直没结果，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他去，争来争去定不下来，水灾越来越大；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希望边境安宁，没想到适得其反，异族人气焰嚣张，胃口更大了；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商业活动反而滞殆衰弱。世界上的事，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结果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必须改，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

大家觉得怎样，冷汗下来没？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从农业到科考、从役法到救灾、从商业到外交，统统地失败。

很震撼，一般来说，这样全方位的否定，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不这样说，就没有推翻的理由。

可这是顺延时期的宋朝，至于这么血淋淋地批判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哲宗亲政之后的政治精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谁在这九年里干了什么，都要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首先从施政纲领上做起。

这种全面的否定在九年前出现过，高滔滔、司马光把熙宁新法全废了，如果不是抱着全面的否定，怎会做出以后的事？既然做了，就不要怪受害人反击。

这道考题发下去后，新、旧两党的新一轮战斗展开了，各自的先头部队在考场里就地厮杀。第一轮由考生们出场。

面对考题，考生们知道这已经是新一届政府的政治大方向。有的人很清醒，记得自己是为什么来的，顺着潮流走，才有眼前的功名，他们选择了批判；有的人勃然大怒，恨不得在考场里喊口号找同志，立即反批判。

这种人是主流，九年的老式教育，他们本身就是“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这伙儿的，头一句就被骂了，拿什么不生气？

愤怒中他们有不同的发泄方式。

有一个叫尹焞的人出了最大的风头。他看过考题之后二话没说站起来交了白卷，就出去了。走出考院之后他对着外面的人群说了一句话。

——难道可以这样去博取功名吗？

说完直接离开了京城。他身后是一大片旧党人激动欣赏的目光。这真是个卓尔不群的好苗子，他是谁，谁教出来的这个君子仔？答案很快出现，尹焞，洛阳人，圣人程颢的亲传弟子。堪称根红苗正，旧党里的旧党，从这一刻起，他成名了。

其他的人选择了更实惠的方式，他们精心构思写了一篇篇的反批判论文，反驳李清臣在考题里对元祐政绩的指责。

这种行为在明清两代够杀头的了，没事都能搞出来文字狱，何况这样明目张胆拉帮结伙地搞事。可是在宋朝很平常，指责政府，甚至指责皇帝，都是气节学识的表现。想当年二苏兄弟考馆阁就这么做过，为了成功率他们定下了一正一反的策略，由苏轼演红脸，赞美仁宗抬高时政；苏辙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宗骂了个狗血淋头，连带着韩琦等大臣也没跑了。

事后怎样，苏辙啥事也没有，这时都做到次相了。

第二轮战斗在考官中进行。卷纸收上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选谁？贬谁？出乎意料，反驳派居然赢了，主考官站在了旧党的一边。

问题严重了，这个结果相当于哲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施政方向刚出炉就被否定，让天下人怎么看，让他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展开？没别的办法，面对反抗，必须打压下去。哲宗宣布这次考试作废，还是原来的题目，重新考。

这一次换了考官，终于选出了熙宁新党的追随者。

哲宗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信息传出去了，相信影响很快就会波及全国，同时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也会随之改变。新党新政，当年的盛况终于要重现了……他高兴得有点早，他把事儿挑明了说，仍然有人敢反对他。

苏辙。

这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乖乖宝、沉默好人的小苏同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写了两份奏章，第一份的内容太彪悍了，就算司马光从坟墓里爬出来都别想猜到。

他说，我看到了这次的考题，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捣毁元祐政事，要恢复熙宁新法。这样做您错了，您不知道神宗的真正理想，我们在元祐年间做的，都是神宗的遗愿，都是为国为民为先皇为陛下，半点错都没有。

这是总前提，下面是核心。

——“……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历史，之前司马光之所以敢废除新法，是在“以母改子”的理由下进行的。哪怕是牵强，毕竟抬出了长辈。可苏辙这时说，政治上有错误，哪朝哪代都出现过，父亲做错了，儿子来补救，这是圣人提倡的孝道，是崇高的品德。

崇高你个眉山猪！哲宗气得要爆炸了，苏辙把这九年里高滔滔、元祐党人做过的事都扣到了他的头上，是他废除的新法，毁了神宗的业绩，居然是他！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堂堂的副宰相、大文豪居然当面撒谎，把满世界都知道的真相让受害者承担，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吧。

写到这里，还只是这份奏章里的一部分。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生动形象，苏辙接下来举了个例子。他说当年汉武帝对外开战，大修宫殿，把父祖两代积攒的国库都花光了。于是把盐、铁、茶等国民命脉收归国有，弄得民不聊生，差点动乱。

他的儿子汉昭帝任用霍光，把苛政废除了，天下才重新安定。

言下之意，宋神宗就是汉武帝，同样对外开战，对内剥削，搞国家垄断，压榨民脂民膏，幸亏死得早。现在哲宗登基，好比是汉昭帝，事实检验真理，废除苛政是唯一出路。

而且您已经这样做了……当然，不管是不是摄政王高滔滔的具体实施，都记在您的名下。现在盛世已经来到，长达九年的内外平安，千万不要破坏它！

文章到此结束，宋哲宗已经说不出话来。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才华、怎样的胆魄，才能一次性地否定两位政绩卓越功在千秋的进取型皇帝呢，尤其是能逼着现任皇帝去否定、去更改、去补救自己父亲的“失德失政”。

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确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确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没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听点，也得饶蔡确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确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同情心杀死，她不惜赤裸裸地说出真相，把之前公开定案的理由推翻。她说，蔡确的罪不在那几首诗上，而是他对国家利益有害。为了公益，他必须死。接着她问在场的顶级大佬，爱卿们，这事儿关系重大，你们怎么看？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先表了态，刘挚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中，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回到现实，经过回忆，哲宗明白了苏辙的本质，事情会变得简单了。哪怕面对再大的挑衅，为了目标的顺利达成，也要忍住。他选择了继续沉默，他绝不想像元祐年间那些大臣们隔着帘子和高滔滔互吼，在吼叫中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邪门。

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

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