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鱼都下线了,剩下的才是精英。在这期间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很安静,当然这只是假象,他们的属性是与众不同的,从宋帝国诞生时起,就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官场的统治地位。

他们被称为“朔党”。朔,泛指北方,具体些说的是黄河以北。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从秦、汉、隋、唐直到宋朝,都是士大夫阶层的老根据地。无数的官僚士绅组成了无边无际的关系网,牢牢地把持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力。

直到王安石变法,格局才被打破。大批的南方籍官员北上,以王安石为中心,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为骨干,在15年期间统治了宋朝的中心。

老实说,这是北方士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危机,千多年的垄断被打破,托拉斯帝国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他们和洛、蜀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

洛、蜀两党想的是恩怨斗气,朔党要的是重返巅峰。

巅峰,前党魁司马光的确把新党击败了,可是效果仅仅达到了削弱的程度。他本人和王安石同年死亡,算是互相抵消;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人仍然有很高的公职,新法运动只是两年前的事,民间官场的影响都在,这些加在一起,他们随时能够卷土重来。

要怎样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彻底根除呢?这个命题是很难的,可绝对是必要的。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非常耐心地寻找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洛、蜀两党斗得水深火热时,机会终于来了。

历史性的机会由一个官场的异类创造。这位异类名叫吴处厚,出身是很正规的,考上来的进士,出名的方式却独一无二,和宋仁宗生不出儿子有关。

皇帝生不出儿子,在古代绝不是医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人品道德问题。以此为准,像宋仁宗这样几十年生不出一个健康儿子的,那么道德上的力度就要加大。

吴处厚有本事把力度加大到穿越时空,从北宋一下子返回到春秋战国时。在那时地域最广大的国家——“晋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的晋国还没有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后来赵国的祖先,当时晋国的豪族赵氏被政敌屠岸贾陷害,满门抄斩。唯一的孤儿赵武在两位义士程婴、公孙杵臼的保护下活了下来,后来报仇雪恨,逐渐坐大,建立了赵国。

这件事很有名,在几千年里一直流传,在近代,演化出了京剧里著名的一出戏——《赵氏孤儿》。在古代它更是教科书里必备的一章,它太符合儒家的“忠义”思想了。

很老旧的一件事,吴处厚给出了新解释。他认为程、公孙两人不仅仅是忠义的代表,更是爱护幼儿的典范,其巨大的爱心足以穿越千年保佑宋朝的皇子。为了让这两人开工,宋朝应该先有表示,给他们立庙,隆重地祭祀,之后就可以预备庆典,迎接仁宗的太子诞生了!

仁宗很高兴,吴处厚有了前程。只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仁宗无论如何也没生出儿子来,吴处厚的前程也就连带着变得黯淡,在近20年的时光里他大概都用在和程婴、公孙杵臼讨论为什么没把爱婴行动进行到底上了。他的官运一塌糊涂,直到神宗都去世了,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场小芝麻。

哲宗当上了皇帝,他人生的曙光终于再一次降临了,站在角落里仰望权力之巅,他突然看到了一位熟人,元祐元年时的次相蔡确。

蔡确……想当年他还跟我学过赋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吴处厚喜从天降,第一时间给次相写信,深情追忆过去的时光,重温当年难忘的友谊,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请给我一个大官当当吧——!!

等了很久,没有次相的回音。蔡确早就把他忘光了,就算是当年学赋时,也不过是文士间的探讨,还真把自己当成启蒙授业的恩师了?巨大的落差让吴处厚崩溃了,蔡确的形象变得恶毒,成了断送他升官发财美梦的最大罪魁,他恨他!

可是峰回路转,蔡次相拒绝他,王首相却接纳了他。王珪保荐他当上了大理寺丞,他真的一步登天了。重新回到天堂,吴处厚满足了,他不再恨谁了,只要能一直保持这样,哪怕不再升了,也很好。但是命运再一次拐弯,这一次蔡确主动找他了。

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法院,理论上除了极少数的超特权阶级,比如皇室成员及近亲之外,全体国民的刑、民两法的审理都由它负责。

吴处厚在这个位置上感觉非常优越,官是人上之人,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官上之官!翻一下以前的案例,有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这里摧眉折腰,他甚至可以幻想一下蔡确跪在他的办公桌前受审的快感。

可惜好梦不长,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个位子有多烫手。

一个案子发下来了,王安礼、舒亶互相指责对方贪污。手捧卷宗,刚开始时吴处厚没觉得心烦,首先这两人都是官员,王安礼是前首相、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弟弟。嗯,来头不小,可惜该弟弟和王安石不一样,投靠的是旧党。

吴处厚向四周望了望,元丰八年,还是新党的天下,那么简单了,舒亶是坚定的新党,不保他保谁?方向准确,正要操作,忽然传来了一张神圣的纸条。首相王珪指示,王安礼是他的好朋友,要关照他。

吴处厚心领神会,王珪是首相加恩相,他的话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可是紧急关头又被挡住,又有指示到了,蔡次相说,舒亶是他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关照。

关照谁?

抛开感情谈利益,新党的势力里不能当拦路石,分量明显不够,随时能掉沟里;可是恩相的话能违背吗?毕竟王相公才是他的靠山。想来想去,他只有拒绝蔡确。

他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一来报效了真领导;二来报复了小怨恨,从哪方面来说,都让他愉快加妥帖。事实证明他做对了,不久之后王珪投桃报李,对他的忠诚给出了回报,推荐他进入馆阁。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他至少会是两制官,与百官之首的宰执只有一步之遥。

美梦成真,美梦终于要成真了!但是,他的生命里充满了但是,王珪的推荐居然没生效。他想不通,平时一位翰林当推荐者都足够了,他有首相的推荐怎么还会失败?很快消息传来,他一下子就僵硬了……原来是蔡次相不同意,投了坚定的一张反对票。

蔡确……蔡确!你不知道打碎一个人的美梦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吗?不明白那会让碎梦者产生多么巨大的怨恨吗?不清楚那会给你带来怎样惨烈的报复吗?!

蔡确根本无动于衷,你是谁啊?摁死一只小蚂蚁需要负责任吗?需要吗?你就是我生命里偶然出现可有可无的一粒尘埃,全部使命只是为了我的大厦堆积出哪怕一微米的厚度。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敢作对的话,不坚决摁死,怎能震慑其他尘埃,免得它们见样学坏?

蔡确心安理得地生活着,半点都没理会吴处厚的怨念,直到小半年之后,帝国换了主人,神宗死了,哲宗即位;权力机关跟着重组,王珪死了,首相换成了蔡确。

蔡确的记忆力非常好,在百忙中回忆起了生命里的每一件事。他真正做到了对敌人“一个都不原谅,一个都不放过”,连吴处厚这样的小人物都积极打击。吴大院长被下放了,到汉阳去当知州。截止到这里,蔡确已经凶残地终结了一个官员的政治生涯。虽然官员的职位是不确定的,还有再升的可能,但是作为没有背景、死了靠山的吴处厚来说,已经可以判定终身了。

所以蔡确没有任何担心,那就是一粒尘埃、一只蚂蚁而已。可是一年半之后,他自己也被贬出京城,到安州当知州。

汉阳,今湖北武汉市西南;安州,今湖北安陆。人生机遇,殊为难料,从前两人一个在天下,一个在地下,谁能料到居然有一天会变成平级的邻居。

可就算这样,蔡确仍然把吴处厚看成是空气,平级只是表面现象,下放的中央领导和地方上的中层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资历决定一切!老实说,这次蔡确是正确的,不管别的时代,至少在宋朝有宰执经历的官员,哪怕到了地方上也有超然的身份。比如说富弼、韩琦、范仲淹、王安石,这些人都从宰相位置上掉下去过,但到哪里都是爷。

于是蔡确继续了对吴处厚的鄙视加折磨,哪怕是公务,都敢拒不执行。某次他境内的静江厢军要移防到汉阳去,他像忘了一样就是不下命令。

吴处厚怒了,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蔡确,当年在开封城里我惹不起你,现在大家是平级了还混成了邻居,你真以为还像从前吗?你给我件红外套,我就得宣布自己是地瓜?

鉴于蔡确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光是折磨吴处厚还远远达不到让他消愁解闷、抵消贬职痛苦的程度,苦闷中他决定出去转转。当地没什么名山大川,只有一座小山还有些特色。它叫车盖亭山。

车盖亭,这三个字从蔡确登山走了一回之后,在中国的历史里变得非常有名。多有名呢,决定北宋的命运。

话说北宋四蔡无一凡庸,诗词歌赋样样全能。当蔡确带着满腔的负面情绪爬了一天的山回到家后,他作了10首诗。因为他的地位,这些诗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当地迅速流传了开来。

吴处厚第一时间看到了,他捧着这10首诗看了很久很久,终于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里附带了他对这10首诗的注解。

由于篇幅的原因,原诗不引用了。吴处厚像前些年的李定一样,别有用心地曲解了,至少是夸张了蔡确诗里的含义,说他讽刺朝廷,尤其是把高滔滔比成了武则天。

这封承载着吴处厚个人卑劣欲望的检举信送进了开封城,引起了一连串的剧烈反应。先是高滔滔,这位老年妇女自从当上太皇太后就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每天与新党斗、与言官斗、与斗,让她不停地在垂帘后面怒吼。这封信的出现让她加倍地紧张,因为她最怕的是和旧账本斗。

她的权力来得不正,时刻都警觉着各方面的质疑。蔡确作为前宰相、新党政敌的身份写诗揭露她,很容易会掀起宋朝全国性的八卦浪潮,到时全民大讨论,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蔡确曾经亲身参与了皇位的更替,有太多的猛料加隐私可以提供,想到这些她没法不发抖。

从重、从严、从快地办了蔡确!

高滔滔以火线速度下达了处理蔡确的决定,可是却被一帮人给阻止了。朔党同仁们现身,机会来了,他们不动则已,一动则惊天动地,看似一点点的理由,足够让他们操作到打倒全部敌人,让新党万难翻身的程度。

之前隐藏在王岩叟背后的人走上了前台,朔党领袖刘挚,三巨头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他们是北方政客的代表。在洛、蜀两党两败俱伤之后,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宋朝的言官职位,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精密的人脉网络,覆盖着宋朝军、政、财各个角落。

吴处厚的信落在他们手里,就绝不仅仅是蔡确一个人的事了。他们指出,蔡确作为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前首相,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死党,都是危害国家败坏社会的奸邪小人,蔡确诗里的含义是这个集团的共识思想,蔡确有罪,这些人个个都有罪。

朔党由梁寿出面,把这些人的名单列了出来。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新党集团里大小干部都有份。由于这些人是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提拔使用的,这份名单又叫做“元丰榜”。

要记住元丰榜,要记住它产生的过程和时间,这是一切争斗的源头。世事复杂,很多貌似很成熟的人总是说,争斗都是相互的,是没有对错的。不,物种起源都可以逆流追溯到几百年前,发生过的具体事件怎么会没有对错、没有责任源呢?

元丰榜,是一切的源头。

这份名单报上去,高滔滔顿时神清气爽、老怀大畅。众位北方爱卿,真乃国家的传统栋梁,一切照办。当然,为了突出重点,蔡确仍然要从重处理……嗯,算了,还是由哀家亲自来办。

高滔滔找来了首席元老文彦博,问怎么处理蔡确。文彦博,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他就是例子。当年平定内敌支援西北的鹰派人物不见了,他对外非常的软,第一个赞同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给西夏;对内异常的凶残,他建议把蔡确贬过岭南,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去当官。

宋朝时的岭南地区是荒蛮之地,把半老的蔡确贬到那里去,和当年贬寇准到海南一样,是明摆着的政治迫害,要置蔡确于死地。

这个决定别说是新党,在旧党内部都通不过去。范纯仁找到了逐渐升到权力核心的吕大防说,岭南荆棘之地至今有七八十年没有政治犯下放了,现在贬蔡确过去容易,我担心不久之后斗争升级,我们一旦失手,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吕大防心惊肉跳,从熙宁到元祐,政坛风水已经换了三次,有没有第四次谁说得准。想来想去,他带人去见高滔滔,贬蔡确可以,换个人道点的地方成吗?

不行!

高滔滔厉声在垂帘后喝道:“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领袖发狠到这地步,谁还能说什么,蔡确就这样被贬到了南海之滨。随后是元丰榜上的人,各位新法名人们注意了,从这时起他们身边有无数只眼睛盯着,有天才的吴处厚为榜样,鬼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罪名掉下来,把谁砸成蔡确第二。

最小心的人是吕惠卿。他的处境是最尴尬的,旧党视他为死仇,新党看他是叛徒,里外不是人,天下虽大,他却没一个朋友,还要提防每一个人。

怎么办,还要生存下去,百般无奈,只好严格要求自己。在9年之间,他小心到连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他生怕自己稍一不留神得了感冒,都有人告发他在旧党领导下的光明世界里活得不快乐。生病绝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心灵的阴暗才是主要原因!

其余的人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在不断地折磨下,有些人消沉了,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些人却在沉默中积聚着怒火,这是不公平的。当年新党上台,大批的旧党官员出京外职,可王安石从来没有迫害过他们,甚至给的职位都是肥缺,才造成了后来他们阳奉阴违扰乱新法。

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礼敬有加,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从始至终既尊且富。可是旧党上台,居然对新党大打出手,不仅后果残酷,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

新党成员李定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被大肆宣扬,用大文豪、万人迷的凄惨遭遇反衬新党都是小人;车盖亭诗案就被刻意地淡化了下去。两相比较,同样是文字狱,李定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朔党放了新党全体所有人。谁是小人,什么是恶毒,显而易见了吧。

这样的理念在新党人心里生成,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本来性格就强硬刚烈的那几个人。这时施压的人或许想不到,他们压抑的是火山,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等岩浆喷发出来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这时唯一的人性光辉闪耀在首相吕公著的身上。他在一片肆虐报复的疯狂中向高滔滔提醒——“录人之过,不宜太深。文景之治,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高滔滔难得地冷静了一下,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没几天,吕公著居然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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