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忽必烈指挥他的铁骑水师,将战火烧过淮河、烧过长江之后,后勤供应问题让伯颜这位征宋都元帅颇费脑筋。

要知道,几十万大军的粮秣,需要近百万的民工运输。那时没有现代化的运输装备,只能靠骡马大车、肩扛人挑,速度缓慢,运输量小,耗费极大。因此,在开战之前,他便和河渠副使郭守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察,他们考察了河北、山东的河道,考察了隋唐的运河,成功地利用隋唐旧有河道运送给养,不仅节约了运力,提供了运能,而且也满足了前线将士的后勤供应。

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攻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后,对江南水路四通八达的状况更是深有感触。他回大都后,即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

对于伯颜的建议,忽必烈非常重视。他知道:剿灭南宋,得益于优良的水路运输,才使得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如今,四海统一,万民来朝,大都作为首都,需要源源不断的粮食、贡品,而这单依靠陆路交通是远远不够的。单粮食一项,近百万的人口就需要从南方调运两三百万石粮食,运费开支将是多么巨大。他还知道:虽然现在财政比较紧张,但一日不解决这个问题,京城将一日不得安宁。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构筑一条沟通南北的水上通道!

看着郭守敬的开挖疏浚运河形势图,忽必烈很想听一听这位水利专家的意见。

对于郭守敬,忽必烈并不陌生。他是刘秉忠的弟子,由张文谦推荐上来的。中统三年(1262年)春,他在当时新建的京城上都(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召见了郭守敬。透着精气和灵性的郭守敬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次诏见,郭守敬向他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渊博的知识、科学的设计使他对这个博学的汉人深为赞许。

他还记得,当时他就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主持掌管全国修河开渠之事,并任命张文谦任河渠副使,帮助并保障郭守敬的后勤供应。他当时就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能挖更多的河,开更多的渠,把旱地都变成水田!

郭守敬也没有让他失望,至元元年(1264年)初夏,忽必烈汗派郭守敬往西夏一带视察黄河河渠水道。到了那里,他立即着手整顿。有的地方疏通旧渠,有的地方开辟新渠,有的地方重新修建起许多水闸、水坝。郭守敬带领工匠、民夫日夜赶工,以最快的速度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不但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而且这里还成了江北粮仓,为忽必烈灭亡南宋提供了不竭的财源。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年的提举诸路河渠使早已成为都水监、工部郎中。还是先听听郭守敬的意见吧。

郭守敬叩拜皇帝忽必烈后,忽必烈微笑着对他说:“郭爱卿,自你掌管都水监,掌管河渠、堤防、桥梁、闸坝等的修治工程以来,全国疏浚河道,开挖水渠,兴修水利,朕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最近,大臣都上书要求开凿运河,利用水道运粮,以节减运力,提高运量,节约成本,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郭守敬赶忙回答:“启奏陛下,臣下以为,此乃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之事。”

“噢?你说说为什么?”忽必烈听他这么说,连忙问道。

“陛下你想,如今我大都消费粮食,约十之七八来自于江南,而江浙一带的漕粮沿着江南运河北上入淮河,在淮安由淮河转入黄河之后溯流至中滦镇(今河南封丘西南约30里);在这里卸船装车,转为陆路运输,到达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再装船入御河(今卫河),运至直沽(今天津),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如此这般水陆相交,反复装卸,费时又费力,况且这一路虽以河道为主,但河道迂回曲折,运行不畅。因而,尽快在原有的这些运河基础上去弯取直,开凿直穿山东而取直北上的运河河道,使南北实现直航,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大事。况且,运河一旦完成,不但减少了运费开支,更重要的是能使子孙万代受益!”

忽必烈看着地图,眼睛在扫视着郭守敬说过的这些地点。他知道,一旦运河沟通南北,那将成为沟通全国的经济命脉,不但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在战略上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财政再困难,也得挖!只有拉直了缰绳,马儿才能任自己驱使。对,就叫它“将马头上的缰绳拉直”运河修筑方案吧。

“好!那朕就命你全权负责运河河渠疏浚开挖工作,帮朕把马的缰绳拉直了!不过,运河开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动辄耗资百万,费时费力,绝非儿戏!你一定要先作周密的考察,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然后我们再上马,千万不要重蹈胶州至莱州运河的覆辙,一定要爱惜民力,慎之又慎呀!”忽必烈语重心长地说。

“卑臣愿鞠躬尽瘁,完成皇上的宏愿,造福子孙,留芳千古。”

接受任务以后,郭守敬便马不停蹄搞起了运河开凿的调研工作。他一路翻山越岭,蹚水跃渠,遍访地方群众,走访沿途船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山东境内,看到满路的运粮民工,他更是深有感触。回到工部衙门,他立刻与各位水利专家商量,确定运河开挖方案。

马之贞认为,开挖运河,重点在山东,而山东要开挖运河,只需把黄河和卫河水道沟通即可。要沟通两河,他建议应开凿汶泗新河。此议一提,立即引起郭守敬的重视。

方案很快就拟订出来,并报请忽必烈审批。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将隋朝完成的、呈扇面展开的大运河,裁弯取直:北端自大都起至通州,保留永济渠河北段,后进入山东德州,再南下聊城、临清、济宁,进入永济渠、山阳渎,经扬州越过长江与江南运河连通,直达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弃“弓”走“弦”后的这条南北大运河,比起扇面展开的隋代运河来,航路缩短2000里。

元世祖欣然同意。

经过一番筹划,至元十七年(1280年),“将马头上的缰绳绷紧拉直”的浩大工程拉开了它最初的序幕。

直通大都的大运河并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沿途地势三起三伏,最高处是山东境内的南旺镇,人们将这里称为“南旺水脊”。

保持水源充沛和河面水平,克服悬殊的水位差,以使船只能顺利地爬过“水脊”,成为摆在工部郎中郭守敬面前的一道难题。汶水向西折而东流,泗水折而南流,要使运河有充足的水源,必须要对两河加以改造,郭守敬经过实地考察,精心设计出了爬越“水脊”的方案——

利用东平、马场、南旺等湖泊作为蓄水的水库,用来调节运河水量,同时利用这些湖泊为天然航道。湖畔之间阻隔不通的地段,开掘人工河道以相连接;然后,北引汶水作为水源;在今宁阳的冈城(汶水与洸水分流处)筑坝建斗门,阻遏汶水,使汶水南流入洸水,到任城(今属济宁市)汇入马场湖;再将此水分流南北,南与泗水会合流入淮河,北由任城开河道至须城(今属山东东平)的安山,与大清河相接,以入于海。

此方案需要开掘的河道从济宁任城开始到须城安山,全长约百里,称济州河。

丞相伯颜将此施工方案奏报给了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在收到奏折的当日就批准了这个方案,并钦批:“以钞万锭为佣值,仍给粮食,开凿济州河。兵部尚书奥鲁赤、刘都水及精于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同时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

按郭守敬规划的方案,在兵部尚书奥鲁赤的指挥下,在刘都水的具体监督下,数十万河夫星夜奋战在挖河工地上,挑筑的号子响彻河北、山东,河夫们用号子将弃“弓”走“弦”的宏伟蓝图,化为山河大地上的壮丽景观。

整个河道,南起济州(今山东济宁),北达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镇,全长150余里。济州河开通后,输运入京的物资便可以先由大清河运至利津,从那里入渤海,出海后沿海道转运至直沽,这样比原来经河南走御河大为便捷。可好景不长,连接济州河段的重要环节——大清河,其入海口为泥沙淤积,通航不便,再加上海上风高浪大,这样便不得不废弃大清河航道,船只通过济州河进入大清河后,只能航行到东阿(今山东东阿以南),再陆行200里至临清入卫河抵达通州。如此下来,虽然只有200多里,但需要常年役使13200多民户来运粮,特别是茌平一段,地势低平,每逢夏秋霖雨,便会泥泞不堪,车马阻滞、输运艰难,民工苦不堪言。这样,在开凿济州河之后,如何解决由东阿至临清这一段路运的困难又提上了元政府的日程。对此许多大臣纷纷上书,奏请朝廷开凿一条连接御河与济州河的运河。

太史院令史边源、寿张县尹韩仲晖向朝廷建议:自安山穿渠至临清通御河。次年十月,丞相桑哥再次提出此议。见这么多的朝臣建言开挖运河,经过认真考虑,忽必烈果断下旨,开凿联通御河与济州河的运河。

于是,郭守敬又一次来到了山东。这次他带着礼部尚书张孔孙及韩仲晖等人,他们勘察了今山东西南的泗水、汶水、御河等主要河流,设计、审订了大运河山东段的河道路线。

要修建这段河道,关键是要爬过地势较高的大清河。年近花甲的郭守敬有着三十多年的治水经验,他首先说道:“要突破地势起伏坡度大的难关,必须采用闸化运道。即沿河修筑船闸,利用两端闸板的此闭彼启,往返控制,调节流量,平衡水面高差,实现运河水位的动态变化,互相阖辟,势如呼吸,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的通航了。”

寿张县尹韩仲晖对当地地形地貌比较熟悉,他一听郭守敬的闸化运道,便建言道:“要过大清河,我们可以采用‘引汶绝清’的方案,即在冈城以下,利用泰山西麓地势较高的有利条件,使汶水保持稍高于大清河的水平,绕道北流,积潴于安山,从安山山脚筑闸开沟引入寿张县境内的大清河,再堵绝大清河,迫使河水向北注入通往临清的新沟。针对临清新沟一带坡降较大的地形特征,为防止开建的新渠泻水过快导致运道浅涩,采用筑造节水闸的办法,使南来北往的船只逐闸浮升,以顺利地‘爬’过大清河。”

“好!就采用此方案!”郭守敬一听,大喜道:“这样可以容纳较多的船只顺利通行,又可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建设完成后就可以实现梯级通航。”

最后,郭守敬补充说道:“这一段,修筑船闸是关键。在建造船闸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地形的变化。大体上采取统一规格,船闸一般长一百尺,阔三十尺,孔间净长四十尺,净阔二十尺,高十尺,可用大条石筑成各长三十尺的‘雁翅’。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地方和重要的码头之处,则用两闸或三闸串联,配合使用,以保障通航的能力。”

方案又报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元世祖欣然同意。为稳妥起见,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政府委派漕河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再一次进行实地考察。

方案确定后,忽必烈这次拨出钞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斤、盐五万斤作为开河经费,又征调民夫三万人,委命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工程指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工程正式动工,仅用半年时间,六月便告工成。这条新的河道,南起须城(今东平)安山之西接济州河,中经东昌(今聊城市)至临清入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修建闸门三十一座,随时蓄水和排水。因这条运河起于须城安山,初名为安山渠。河道开通以后,河渠官张孔孙等人说:“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忽必烈对此河的开通也十分高兴,亲自赐名为“会通河”。

从理论上将,会通河说来并不算太长,它南起安山,北抵临清,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占不到南北长约三千多里的大运河的十分之一。然而,此段因在平地开河,沿途多丘陵,地形高低起伏,所以其技术之复杂、规模之宏大、役工之多、工期之长,无疑是中国运河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它采用划时代的“闸化运道”,突破地势的起伏,凝聚了古代建设者们的杰出智慧和才能。

会通河的开凿,从此结束了山东境内漕运必须周转陆运的历史。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又从郭守敬建议,役使一万九千多名兵士、五百四十多名工匠、三百多名水手、一百七十多名“没官囚奴”,共用二百八十多万工,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这样,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它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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