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了对地方权力的削减和对军队的控制之后,宋王朝的根基逐渐变得稳定起来。通过征伐而取得功勋的将领们,如慕容延钊、石守信、赵彦徽等,都不再手握大权,赵匡胤对这些人也不再加以重用,反而大量开始提拔文臣。用文臣来治理国家,提倡儒家思想,在各地建立儒馆,修复孔庙,以鼓励教化。

以半部《论语》来帮助赵匡胤治理天下的赵普,深知教化对于人的重要性,通过宣扬儒家思想,倡导诵读儒家著作,让百姓归心,更利于统治。他曾经对赵匡胤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以前的文臣只是被当做摆设一样,并未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但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文臣为官,才能倡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保证百姓都信奉忠诚。”

赵匡胤对于教育也非常在意,在赵普的建议下,他命令赵光义等在各地建立儒馆,增修了国子监学舍,希望通过文教的振兴来帮助管理国家。

因大量文臣被任用到各个岗位上,赵匡胤忽然发现朝中急缺可用的人才,便与众臣商议如何才能大量采纳人才。大臣李夷宾说:“历来世人进仕为官,无外乎荫补、磨勘、请郡等方式。荫补所面对的多是士族子弟,因为祖上的功德,而被封为各地的官员;而磨勘和请郡都是针对已经在政府中任职之人,磨勘有利于从下向上征调,请郡却只能是朝中显贵才有的资格,由自己提出想要往某地任职。这几种方式被用了几千年,已经可以满足朝廷所需。”

赵匡胤颔首道:“以前的帝王,选拔人才都只是在意其出身门第,而现在各地急缺官员,如果只在贵族中选择,范围太小了,人才的数量也不足。以前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情况了。荫补、请郡等法虽然一直沿用,但还是在士族之中选拔,更不利于真正有才的人涌现。”

宰相赵普说:“陛下所言极是,现在我朝所需要的官员,比从前多了几倍。只靠这些方法显然不足。而隋唐以来,推行的科举正可以去除荫补、请郡等法的弊病。只是连年战乱,各地的君主都将这一做法逐渐荒芜了而已。如果大宋可以将其发扬光大,势必能满足现在的人才需求。”

大臣陈靖说:“科举之法所选拔的人才,多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无奈每年所选中之人不过数十,要想满足现在各地所缺,尚有不足。”

赵匡胤说:“隋唐进行科举,每次只能有一二十人中选,并且对于出身寒微之人都不许参加考试,这些都不足取。既然大宋要重开金科,就应该重新设立规范,好为我所用。”

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对于参考之人的出身都严格把关,并且选中之人少之又少。作为普通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好机会显然不是任何人都能把握的。赵匡胤提出要改革科举之后,赵普、李夷宾等人便着力从科举考试的制度、时间、录取人数等方面进行考查,寻找突破点,以便寻求更多的可以为国所用的人才。

在开科取士不久,各地的读书人都纷纷开始准备参加科举,首先是通过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之后才能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经过这两次考试之后,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将会被委以重任,到各地或朝廷担任职务,辅佐皇帝。但开宝六年的科举却爆出了一条丑闻:参知政事李烁将自己的儿子李植送进考场,并通过贿赂考试官员等方式,让他取得了最高的进士及第成绩。

此事经人检举揭发而被发现之后,民间和朝堂之上议论纷纷,赵匡胤更是怒火中烧,责问李烁身为朝臣不能秉公之罪。李烁惶恐地辩解说:“现在朝廷以科举为选拔官员的第一渠道,让天下人都来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原先我等为官之人,还可以为子孙博得一点福分,通过荫补等方式谋得一官半职,现在也只能通过科举。因此,老臣只能这样为犬子寻求一点荫蔽了。”

赵匡胤说:“只要你们的后人是有才之人,朝廷自然不会错过;如果只是想要依附朝廷而获得安逸的生活,那就只能是国家的蛀虫,反而让真正可以为国效力之人丧失了机会。你身为朝中的老臣,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李烁认罪,同时也供出朝中官员多通过此举来获得官职,用盘根错节的官场人脉为其子孙谋福。赵匡胤严惩李烁之后,也认识到只惩处这么一个人,并不会起到警示作用。科举的巨大诱惑只能让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他忧虑地对赵普说:“看来要想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也不是一件易事啊!权贵舞弊势必会破坏规定,所选拔出来的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让这样的人去担任要职,又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赵普说:“历朝历代所进行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各州的取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便可。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大多会被委任重要官职。所以,难以避免出现舞弊,甚至有权贵直接将其子孙亲戚推到进士及第之中,而让真正有才之人沦落到进士出身。这些都是无法遏止的事情。”

赵匡胤对于赵普所说的理由并不赞成,他说:“无法遏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去找办法来解决。如果真的要让这些人无机可乘,一定会有办法的。”

赵普说:“要不然就将取解试和省试的考官严加考核,从上而下监督。”

赵匡胤说:“仅此还不够,为了让选拔出来的人是真正有用的,我要亲自进行考试。”

赵普惶恐地说:“臣子们办事不力,让皇帝亲自来主持考试,这是罪过。”

赵匡胤说:“在举子们参加完省试之后,还要参加殿试,让我来亲自考核一下他们的帖经、墨义和诗赋。只有通过我的考试,才可以被委任官职。”

李夷宾说:“对于考试中舞弊也应该加以监督,以避免真正的有才之人不能来到天子面前,参加殿试。”

赵匡胤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李夷宾说:“官员舞弊,都是看着试卷上的名字,对举子暗中加以扶持。只要将举子的名字隐藏起来,让阅卷的官员不知道是谁的卷子,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

赵匡胤点头称赞:“此法甚妙!以封弥之法,糊名以试,让那些舞弊之人再也无机可乘。”

陈靖在一旁又说:“臣曾经在省试之中做过考官,发现考生的笔迹也有很大区别。如果有人舞弊,在笔迹上做文章,就算不能看到名字,也一样可以找到他想要扶持之人。”

李夷宾说:“在考试结束之后,所有的试卷都不能立刻交付考官去查看,而是找专门的人来誊录一次,这样就可以让考官在阅卷的时候,不能通过笔迹来判断是谁的试卷了。在封弥之外,还应该辅之以誊录,这样就可以杜绝舞弊的发生了。”

赵匡胤闻之大悦,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夷宾和陈靖,让他们仔细为科举建立完善的制度,从取解试开始严格控制考试的每一个环节,让举子们可以公平地参加科举,真正有才之人才能脱颖而出。

通过几次的改革之后,宋朝的科举开始大异于前朝,不仅考试的次数增加到三次,由皇帝亲自担任考官的殿试成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在殿试上能考中进士及第者被称之为天子门生,甚至可以官至宰相。每年的秋天各州进行考试,而隔年的春天则由礼部进行省试,并于当年进行殿试。同时,考试放宽了范围,让很多出身贫寒之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改变人生。隋唐之时,通过科举录取的人才每次只不过二三十人,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人。而宋代为了各地的官员所需,每次都会录取二三百人,多的时候甚至有五六百人。

在考试范围上,宋也区别于前朝。从帖经、墨义、诗赋等逐渐改革为经义、论、策等更贴近治国管理需求的内容。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还监督考试公平性,对徇私舞弊等现象也严加管束,但官场的腐败并不能因为封弥、誊录等办法就完全革除,因此舞弊现象依旧猖獗。

科举制度的复兴一方面是为了提倡教化,让百姓推崇儒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统治需要,大量提拔文臣。这一措施让宋代在文化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诗词歌赋以及经义研究都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了大量学者、诗人,学术成就硕果累累。赵匡胤的继任者将这一政策持续贯彻,两宋的军事实力虽不能快速提升,但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足以傲视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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