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大清即将获得胜利,摄政王多尔衮近日来却寝食难安,心乱如麻。诸贝勒当然明白多尔衮心乱是为何事,所以在得知多尔衮召见的同时,他们就已经把所要说的在心中拟好了。

多铎说道:“我们夺得了北京城,也算是圆了先帝的梦。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应该是安抚民心吧,我认为我们在政策上一定要彻底地变一变,强行实施的东西必遭反噬,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明朝的灭亡和农民军的崛起,我们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以前车为鉴,改正不足之处。”

多铎说的话概括面很广,虽然没有说到多尔衮的心头上,却是句句在理,不容反驳。

济尔哈朗紧接着说道:“不错,得了城也未必是真的不得了,不得民心是个很危险的预兆。来之前我也曾仔细考虑过,我们是不是要把崇祯帝重新按照帝王的仪式发丧?从明与农民军和我大清来讲,我大清算来是个‘局外人’,李自成逼死崇祯帝,又把崇祯帝的尸体草草安葬,从这点上来讲,他已经给自己埋下了祸种。北京城里有数不清的明朝旧臣,看到李自成这么对待自己的故主,怕是也没几个敢出来为他效力的。就算我大清不来,他的统治权迟早也会被人从手里夺下来,而我大清的插入正好给了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我们是为明‘报仇’而来的,诛杀‘流寇’是势在必行的。前面的‘大事’我们都做到了,可是百姓大多从‘小事’中寻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以隆重的形式重新给崇祯帝发丧,这样肯定会得到百姓、亡明的旧官等人的支持。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再做其他事情受到的阻挠就少得多了。”

阿济格一直在摇头,想插话进去,这时见济尔哈朗终于说完,马上接口说道:“我听刚才的话实在是别扭,作为大清的子民,就应履行大清的政策。圆了先帝的梦固然是好的,但是给先明崇祯帝发丧我就深感不解了,我们的敌人是谁?”他自问了一句,见没人回答,自己又补充道:“是明朝,我们跟明朝打了这么多年仗,我大清的士兵死了多少,用数字恐怕都很难计算了,这是一个比血海更深的仇,不能不报,所以就刚才所说的,我不同意。我认为应该屠城,杀掉这些叛民,把我们满人从沈阳等地迁过来一部分,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济尔哈朗说话的时候,多尔衮一直在点头,等换了阿济格,多尔衮越听越不是味,他的想法和自己完全背道而驰。他朝众人看了看,见大家也都是神情不一,于是说道:“这点我也曾想过,不过我的话还是放在前头,法是要改的,人也是活的,如果一直按照先前的政策去做,我大清恐怕早在没入关之前就被灭了,先帝不也是在改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改,试问大家是强行的杀戮来得好,还是争取民心来得好?”

其实多尔衮心里明白,自己虽为摄政王,大权在握,但修改律法,做重大政体变革只有皇上才能定夺,即便是皇上也要和群臣商议才能行。阿济格的话里有挑衅之意,多尔衮心里自然听得明白。他朝诸贝勒看了看,目光定在了阿济格身上。

阿济格还想再说什么,被身边坐着的多铎给制止了,他说道:“当然是争取民心来得好,我认为可行,也劝有异议的都不要强拗下去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别把它给弄复杂了。”

多铎说话自然有些分量,贝勒中也有支持阿济格的,这时见连多铎都接受这个建议了,便狠了狠心把没说的、反对的话全都咽了下去,改变原先的想法,支持多尔衮了。

多尔衮用感激的眼神看了一眼多铎,说道:“我们本来就要是一条心,尽量避免分歧,如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我心里也很感动。好了,就这么定下来了。”

五月初四,也就是在清军入京后的第三天,多尔衮给故明的官吏、遗老及兵民颁布了一条令旨:

“流寇”李自成,原本是明朝的百姓,却纠集败类,攻陷了京城,并且在万寿山逼死明帝;诸王、公侯、驸马等人被“流寇”以酷刑肆虐,官兵财货也尽数占为己有。这是一件人神共诛的事,其所行不能所容。我虽然是敌国,却没有任何敌意,把“流寇”诛走,也是我国的责任。目前,要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我命礼部在太常寺为先帝重新厚葬,已使先帝上天之灵能够安息。

此令一发布,京城内顿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官民从惶恐中扭转过来,见清朝竟然如此对待先帝,对其的态度大都改善,清博得一片赞扬之声。从六日开始,令原明百官、士民服丧三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庙号“思宗”,谥号“端”皇帝,将他与周皇后同葬在规模宏大的田妃墓中,命名为“思陵”。

多尔衮紧接着又采取了另一项举措,他没有把大军完全带进北京城内,而是驻扎在城外,命大将把守城门,防止士兵随意进出京城。并且还下了一道严令:凡有军士随意出入百姓家中的,必当以死罪论处;进出城的军兵除非持有通行令牌,否则不予通行。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厉督促下,一改往日的杀掠政策,很快便赢得了京城内外百姓的信任。

他又取消了先帝曾指定的一条法令——剃发令,允许汉人照旧束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把汉人剃发换服看成是归顺大清的标志,而这条规定多尔衮早就在不止一次的实施过程中看清了,这样做不仅不会让汉人归顺大清,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反抗情绪。多尔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样延续下去,对清在北京的立足也十分不利。他提前做出了让步,于五月二十三日发布命令,允许天下臣民束发,衣冠服饰也可以依照明朝服饰穿戴,这一举措进一步赢得了民心。

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内三易其主,这让北京的百姓和明朝的旧臣无不感到惶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稳定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多尔衮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稳定了人心才有可能稳定局面,这也为后来顺治帝迁都北京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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