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两个人用很小的声音交谈着,但显然为一件什么事情讨论得十分激烈,以至于博登施泰因和皮娅走到了面前,他们才发现身边有人。两个人当然都已经听说了保利的死讯,昨天,埃丝特·施密特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弗洛特曼还专门去了她家。弗洛特曼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留着精心修剪的短胡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些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前。

“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要好,”弗洛特曼吸了一口烟,“实在是想不到……”

斯特凡·西本李斯特,罗默家具店的老板,身材微胖,脑袋前面有些秃,眼睛水汪汪的。他也戴着一副眼镜,左侧鬓角上有一块十分显眼的红色印记,这在当年的路基占领者当中已经看不到了。四个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在和弗洛特曼握手时,皮娅感到他的手汗津津的,她没说什么,装作不经意地把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保利、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相识于中学时期,他们一起反抗传统家庭的束缚,走上极左思潮的道路。他们声援核电反对者,支持德国红军团,七十年代末,绿党成立,他们更是找到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归宿。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们占领了规划中八号联邦公路的路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后来,保利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伙伴们却渐渐觉得,应该适当地考虑大众的社会规范。此后,沃尔夫冈·弗洛特曼继承了父母留下的书店,而斯特凡·西本李斯特娶了罗默家的女儿巴贝尔,罗默家开的家具店在本地名声在外,十年前,西本李斯特成为这家店的老板。说起来,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在本地都是有名望的人,在建立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时,两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年前,西本李斯特接替保利成为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而保利则因为其过于激进的行事方式落选。“我不想说保利的坏话,”弗洛特曼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他虽然有些急躁和固执,但是,他是个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人。尽管我们时有争执,但仍然是朋友。他就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我会想念他的。”

他越说越难过,但仍朝皮娅挤出了一个笑容,随后叹了口气。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在争吵,我再也没机会与他和解了。”

“为什么会争吵呢?”博登施泰因问。

“乌里总是喜欢攻击别人,他的这种行为对我们最近的工作有害无益,”弗洛特曼把手中的烟头摁熄在烟灰钮里,“很多凯尔克海姆的居民都不赞成继续修建八号联邦公路,我们的阵营很庞大——除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成员,还有很多其他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光有热情和投入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智。乌里却并不这么想。星期一的议会会议,我本来打算阻止他,但是没能成功,反倒遭来他一顿骂。不过,我并不怨恨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星期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博登施泰因追问道。

“还是那件事,关于八号联邦公路,”弗洛特曼回答说,“会上宣读了行政专区主席的一份文件,文件里提到,国土规划程序已经结束,环保组织递交的两千份抗议书无效。基督教民主联盟当然对这个文件赞誉有加,但是乌里不干了。他当场提出,他手头上有证据,能够证明博克咨询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中数据有误。他说的没错,这件事我们也知道,这绝不是凭空臆造的。我们已经和BUNTE的主席还有科尼希施泰因ALK的主席都谈过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要求他们重新进行评估。但是保利不同意,他说,我们想得太单纯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甚至牵扯到了柏林,这件事背后的黑手,是联邦州政府、行政专区主席会甚至国家交通部。”

皮娅低头做着笔记。

“乌里是有备而去。除了指出博克咨询公司的错误,他还抖出了施瓦茨和康拉迪买地的事情。他把两个人在公路规划路线上买的地的地段号码都指出来了,当场把施瓦茨和康拉迪气得七窍生烟。”

“施瓦茨在里德尔巴赫山谷有一块草地,”西本李斯特在旁边补充说,“康拉迪的在施奈德海因附近。还有市议会议长尼克尔,他也有一块地,也在八号联邦公路的规划线路上。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地都是在线路公布前不久买的。”

“为什么耐人寻味呢?”皮娅有些不明白。

“因为他们利用了自己知道的内部消息,”西本李斯特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当时他们买的时候,是以农田或者牧场的名义买的,便宜得很,两欧元每平方米。一旦公路开工,他们从政府那里拿到的补偿至少是十欧元每平方米。所以,线路公布以后,这些土地的卖家都愤愤不平,甚至扬言要去上诉。”

“原来如此!”博登施泰因也恍然大悟,他清了清嗓子,“但是保利凭什么证明政府部门收受了贿赂呢?”

“据说是博克咨询公司和这些部门的一些信件往来的复印件。不过,我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西本李斯特说。

“这件事和博克咨询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只不过负责评估,能分到什么好处吗?”皮娅不解地问。

“博克咨询公司只是博克股份公司旗下的一个公司,”西本李斯特回答说,“这个股份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子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的领域包括公路建设、地面和地下建筑、道路标识以及公路防护栏安装等等。最近这些年,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所有的项目都由这个公司承包,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项目,这个公司都能给出最便宜的价格,最终在公开招标时中标。”

“嗯,的确有点意思!”博登施泰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要是我们有证据证明,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西本李斯特说,“但是现在估计很难了。乌里打草惊蛇,想必所有相关的人都警觉起来,兴许这会儿都忙着销毁证据呢。”

“保利怀疑的是谁呢?”博登施泰因又问。

“首当其冲的是扎哈里亚斯,其次是美因陶努斯区工程建设部部长格奥尔格·沙费尔,还有博克咨询公司的经理卡斯滕·博克。”

“周二晚上您为什么又去找保利?”博登施泰因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一次,西本李斯特犹豫了。

“我想找他单独谈谈。”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不像之前的那些问题那样乐意回答。

“谈什么呢?”博登施泰因并不理会他情绪的变化。

“这个,就是谈谈星期一晚上的事情。”西本李斯特遮遮掩掩地说。

“但是,有证人亲耳听到,您指责保利想利用一陈年旧事威胁您。请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博登施泰因见西本李斯特不肯说实话,直截了当地说。西本李斯特立刻脸色大变。

“噢!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西本李斯特竭力表现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可是,放在装着苹果酒酒杯上的手却不自觉地握紧了,指关节都变成了白色。“保利其实并没有威胁我,只是我当时太生气了,口不择言而已。”

“有多生气呢?”许久不说话的皮娅突然开口。

“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西本李斯特恼火地瞪了皮娅一眼。

“您是否太生气了,于是把保利给杀了呢?”皮娅大胆而不客气地假没。

“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西本李斯特一副错愕的表情,“我从来都是反对武力冲突的,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皮娅注意到,西本李斯特的手在发抖。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是,”皮娅看着西本李斯特,笑了笑,“可是,对于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来说,暴力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如果一件尘封多年的罪恶被揭发,威胁到一个人现在的生活……”

西本李斯特脸上的汗珠不停地从微胖的脸颊上流淌下来。

“请告诉我们您周二晚上和保利的谈话内容。”博登施泰因严肃地要求道。西本李斯特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似乎在后悔之前自己说得太多。

“保利对您说了什么?您为什么那么生气?”见到西本李斯特不说话,博登施泰因厉声追问道。

“那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西本李斯特明显不太自在了,“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当年,我当选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时,他就开始对我耿耿于怀,他一口咬定我肯定耍了什么阴谋诡计。乌里就是这样,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殉道者和牺牲者的形象,总是活在否定、怀疑他人的臆想里。其实,他落选只能怪他自己。”

“但如果是您,事情就没那么好办了!”皮娅又在旁边插话道,“您是地方名流,是凯尔克海姆工商联合会的会长,又是著名家具店的老板。要是出点什么对您不利的流言——即使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也会大大有损您的声望,您说是吧?”

西本李斯特明显激动起来,眼睛睁得老大。

“我没对乌里做过什么!”他似乎着急得很,却又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我只是跟他说了一会话,其他什么都没干。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生生的呢!”

“离开之后您去了什么地方?”博登施泰因顺着他的话问道。

“我的办公室。我不喜欢看足球,在办公室里给几个客户做了报价。”西本李斯特说。

“有证人吗?”博登施泰因问。

“清洁女工十点钟走的。之后是我一个人在。”西本李斯特有些底气不足。

博登施泰因和皮娅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细微的动作还是被西本李斯特察觉了,他的脸上又重新冒出了密密的汗珠。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保利先生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十点半,”皮娅不紧不慢地说,“而您当晚对死者发了脾气,也去找过死者,而且,您在这个时间段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半天没开口的弗洛特曼激动起来,“即便偶尔意见不合,毕竟我们几个都是多年的好朋友。如果要说杀掉保利,还有很多人比西本李斯特的动机更大吧!”

“比如说?”皮娅反问道。

弗洛特曼迟疑起来。

“我不想随意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他的眼神迅速扫了一下西本李斯特,“在这种形势下,人都会容易变得冲动,很有可能一下说出不是本意的话来。”

“就好像康拉迪前几天说要朝保利的墓碑上撒尿一样吗?”博登施泰因说。

“没错!”弗洛特曼扶了扶眼镜,“这根本就是逞口舌之快嘛!”

“您说得也挺对!不过,考虑到保利在这番话后一天遇害,我们就不得不要多想想了。”博登施泰因说完,女服务生正好端着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的食物过来了。博登施泰因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下去。

几人彼此都不说话。弗洛特曼看起来胃口不错,但西本李斯特却心事重重,吃了没几口就停下了。

在博登施泰因和皮娅去“金色狮子”饭店调查的同时,本克和卡特林·法欣格也没有闲着,他们到赫维森路调查走访了保利的多个邻居。当晚,他们有的在看足球赛,有的在自家花园里乘凉,没有一个人听到或者看到过异常情况发生。不过,从几个邻居的话语中,至少有一件事情得到了证实——埃尔温·施瓦茨和伊丽莎白·马特斯所说不假,保利家每天都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已经对络绎不绝的车辆、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和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习以为常。所以,就算是周二晚上真的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邻居们都见怪不怪。一个叫亨德里克·凯勒的人倒是提供了一条信息。亨德里克·凯勒是《陶努斯环视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诉奥斯特曼说,周日晚上,他在一家叫做“快乐农夫”的乡村饭馆用餐时,凑巧坐在市长丰克的邻桌,所以,不经意听到了市长和他朋友的谈话。凯勒还向奥斯特曼保证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市长的声音很大,他绝对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当时,一桌人都在等诺贝特·扎哈里亚斯,但是诺贝特·扎哈里亚斯却一直没有露面。吃饭过程中,丰克猜测说,扎哈里亚斯约了自然保护机构进行会谈,有可能正为这件事情发愁,另一个人则担心扎哈里亚斯会临时变卦,改变自己的立扬,第三人却说,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扎哈里亚斯,而是想办法让保利闭嘴,至少在这次会谈时不要捣乱。

两路人马各自回到警察局后,大家开始分析手中的线索。

“扎哈里亚斯没有不在场证明,”皮娅得出结论,“‘金色狮子’的服务生说,他十点就离开了。”

“目前来看,扎哈里亚斯的嫌疑是最大的。”奥斯特曼也表示同意。

“我也这么觉得,”博登施泰因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手表,“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扎哈里亚斯了。”

“那我们呢?”皮娅连忙问道。

“你和本克去保利的餐馆看看,这会儿应该已经开门了。”博登施泰因不假思索地说。

皮娅露出不乐意的眼神,博登施泰因却装作没看见。对于皮娅来说,本克是她最不愿意合作的一个同事,两个人似乎互相都看不顺眼。起先,皮娅以为本克是眼热头儿对自己的器重,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原因,本克就是不喜欢自己。而自己呢,对他也是退避三舍。这个人,高傲自负,又喜欢说些针对女性的笑话,其实,那些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简直就是幼稚!还有他的车,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可他自己还洋洋自得,真是让人暴汗!

皮娅心里打着算盘,希望能说服头儿和自己换换,不要和本克搭档去餐馆调查,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亨宁的号码。

“喂,亨宁,怎么了?”她问。

“我又检查了一遍奥佩尔动物园发现的那具尸体,”电话那头的亨宁谈起工作来总是一本正经,“在被抛尸草地之前,他曾经在某处仰躺过。虽然现在看已经不明显,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在死者肩部和臀部有印痕,貌似是一块木板留下的痕迹。”

“木板?”皮娅愣住了。

“昨天,我在死者的小腿肚和上臂的表皮上发现了木屑,可以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还想不出,这些东西会从哪里来,你能想到吗?”亨宁问。

“木板这种东西,到处都有,没有别的线索了吗?”皮娅有些犯难。

“有!”亨宁回答道,“我还在死者的四肢后面以及头发里发现了氯化钠。”

“氯化钠?”皮娅脱口而出,“是什么东西?”

“哈哈,我就知道你化学学得不好!”基希霍夫在电话里头笑了起来,“不过,这可是个生活常识,氯化钠就是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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