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点,萨贝科中校的办公室来了两位客人。是NKGB的搜查官,都穿着便装。身上散发着让萨贝科有些畏缩的权力的气味。对于红军军官来说,大量的肃清记忆并不陈旧。搜查官做了极为简短的自我介绍,对萨贝科说:“我们正在追查乘坐瑞士特派公使专机来的两个男人的消息。”

萨贝科想,还是来了。他问:“我能知道理由吗,我也想从NKGB谋求特别处理。”

一位搜查官说:“驻瑞士大使馆发来了之后的消息。遭遇事故的美国政府职员死了,枪伤致死。伯尔尼的情报方面盛传他是和日本的情报部门发生了冲突。”

“不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传言中并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字眼。另外……”

“另外?”

“虽然还未经确定,甚至有人说此事和波兰旧流亡政府的情报部有关。”

萨贝科垂头问道:“这传言和那两个人有什么关系?那个白人有俄罗斯的护照,他的身份也得到了NKGB原德国科副科长的确认。如果说亚洲人是日本的情报人员的话,他没理由专门跑到伯尔尼的苏联大使馆求助吧?他去日本大使馆就行了。”

搜查官说:“昨夜莫斯科市内有一个叫古联普的波兰历史学家被杀害了。他为了波兰政府的统一,在莫斯科参与过谈判,被流亡政府方面当做卖国奴。”

搜查官断定这是政治性暗杀。被害者是在莫斯科学习的共产主义者,战争时逃到了苏联,大战末期开始领导卢布林委员会。他把与苏联的友好放在第一位,流亡政府和反共势力公开主张要铲除他。

搜查官说:“这个人断气前说了一个名字,是格温斯基。格温斯基实际上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情报将校。”

萨贝科整理了一下思绪,问道:“您是说那个叫库利科夫的男人实际上就是格温斯基?”

“伯尔尼的传言和昨夜莫斯科的暗杀可以联系起来。”

“日本的情报部又是怎么一回事?日本人突然闯进苏联大使馆的理由怎么解释?”

“请看看这个。”

搜查官把一张照片放到了桌子上。是莫斯科市内某条街道,上面有两个男的。

拿起来一看,两个男人是库利科夫和那个中国人。搜查官说:“这是昨天拍的照片,这两个男人您有印象吧?”

“嗯,这两个人跑到了大使馆,库利科夫和森四郎。”

“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前拍的。怎么看都像是那两个人想进日本大使馆。”

“那这个自称中国人的是……”

“真实身份是日本的情报人员吧。为了什么事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可以想到是一件重大的事。因为他们在伯尔尼甚至杀了美国情报人员。”

萨贝科觉得自己后背发冷,他问:“他们是为了到莫斯科才来苏联大使馆寻求保护的吗?”

“他们想坐公使的专机而不是营业性飞机。”

“为什么?为什么非得那么做?”

“我们也想直接问本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他们来莫斯科的理由应该会损害同盟国方面的利益。应该和战争走向有很大的关系。不然美国情报部是不会出动的。还有……”

“还有?”

搜查官同情地看着萨贝科说:“您在参谋总部工作,应该能感觉到现在的气氛吧。”

“军事上和日本紧张?”

“正是。关于日本和我国的军事,日本情报部得到了重大情报。现在日本大使正在进行和平中介交涉,可以判断他们想在这个重要时机把那份情报直接传递给日本大使。”

黑暗洞穴的画面在萨贝科的脑海中闪过。脚一滑,任凭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洞。祖国的黑暗部分。

搜查官说:“这两个男人就在莫斯科的哪儿藏着,有线索吗?”

萨贝科讨好地回答说:“没有。”

“他们有什么暗示吗?”

“完全没有。不过要是再和日本大使馆接触的话?”

“已经布下网了。不让一条小杂鱼逃出去。不过要是能早点儿逮捕他们的话最好。”

“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了。他们说NKGB的调查一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定会打来。”

“那很好。如果打来电话,拖住他们,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我会的。”

两位搜查官连谢谢也没说,站起来了。

为了比约定时间早到,森四郎他们出了芳子的公寓。格温斯基拿钻石换了钱,手头的卢布很宽裕。战争结束了,莫斯科的出租车情况也大为好转。他们乘出租车到波波夫剧团的办公室。

司机看到坐在副座上的芳子,欢呼着奥丽尔,说是她的歌迷。芳子不好意思地看看森四郎。他们在波波夫剧团前下了车,森四郎问格温斯基:“喂,慰问团要去远东,那不就是说对日参战不远了吗,可我觉得他们也太悠闲了。”

格温斯基答道:“对日参战应该是军内极秘密的事项。文化部和陆军的劳动部不可能知道。慰问都是按平常那样进行的。”

“这样啊。要是到头来只能有一个人进慰问团的话,怎么办?”

“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去。比起歌唱指导教授,这位歌剧歌手更需要恋人。”

“我带着她能到‘满洲国’国境吗?”

“都到这儿了,接下来没我你应该也行。”

“我没这个自信,你怎么办?”

“不能一起去的话我逃到赫尔辛基吧。”

“你不是打算回华沙吗?”

“昨天我在这儿把事情办完了,没有去华沙的理由了。”

“就算是赫尔辛基,去那儿也不容易吧?”

“有麻烦时,去和那位萨贝科中佐商量商量。”

边往楼门口走,森四郎边说:“我啊,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我慢慢明白了,我们不是在朝战场走。”

“能进慰问团的话,我奉陪。”

亚历山大·波波夫不在办公室,说是在剧场。通过办公室旁边的门,森四郎他们被带到了波波夫剧团的专属剧场。剧场大概能容纳两百位观众,非常小。舞台上有十几个人正在排练。为了慰问表演的最后一次排练吧。森四郎他们坐在灯光照射下的观众席的后面,决定观看一会儿。森四郎和芳子握着手。

森四郎几乎不懂俄语台词,看着看着大概明白了故事情节。是以工场为舞台的恋爱故事。波波夫是主人公,好像是扮演工场的领导。故事中心好像是他在各种苦恼后,向身边的寡妇求婚,最终结为夫妇。

大概三十分钟后排练结束了,波波夫把演员召集过来,指出注意事项。森四郎问芳子:“波波夫是杂耍演员出身吗?”

“不是,”芳子小声地回答,“他出身于梅耶荷德剧场。”

“那是什么?”

“社会主义剧团。他在那很受欢迎,但是梅耶荷德遭到肃清后,他独立出来了。”

“这样啊,是知识分子型演员啊,不是单纯的喜剧演员。”

“现在排的这部剧基本上是喜剧。有很多诙谐的地方和俏皮话,还有讽刺。”

“表演太僵化了。这种剧能让驻地的士兵乐起来吗?光靠台词来逗观众不行。”

“要是你怎么做?”

“比如主人公困惑于要不要求婚时,可以问观众说求婚吗,反复问三回,每问一回观众的声音会更大。最后全体观众会大声喊求婚。这样终于让他下定决心。”

“然后呢?”

“最后拿着文件出场的是谁?”

“是工场的党委书记。”

“他应该从观众席出场。从后面的人口进场,大声喊着不行。”

芳子觉得有些奇怪,说:“就像是夜总会的表演。观众也被带进来了。”

“这样才好。对方是对休息娱乐如饥似渴的士兵吧,不是坏心眼的莫斯科知识分子。他们只想简单地豪爽地笑、激动。所以必须要迎合这样的观众。”

“演员从观众席出场的话,大家都会很惊讶。”

“就是要让他们惊讶,要出人意料,吓他们一跳,再马上亮出底牌,消除紧张。驻地的士兵期待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想看到的不是深奥的哲学、让人泄气的人生真理,他们就是想乐起来,想大吃一惊,想大笑。这方面,慰问团应该学习夜总会和杂技团。”

看着看着,波波夫对一个男演员提出了特别多的要求,可能是在叱责他。语气非常严厉,男演员垂着头。波波夫向观众席看去,好像终于注意到了森四郎他们。波波夫拍了一下手,演员就坐在了舞台上,可能是休息吧。森四郎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舞台走去。

波波夫走下舞台,笑着走到芳子面前:“奥丽尔,一天不见又漂亮了。无论如何也得请你加入慰问团。”

芳子边和他握手,边说:“萨沙,忙着啊。我们在办公室等你吧?”

“不用,没关系。说实话,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回复。文化部和红军方面说慰问团成员增加两个的话可以,三个就不行了。”

“那么我拒绝去。”

“非得这样吗?”

“是,不能三个人一起的话,我不去。”

“要是这样的话,只能让红军和文化部的高层给你下命令了。”

“命令?”

“是的。命令你在所提供的条件下去。哎呀,一半是开玩笑。”

也就是说有一半是认真的。

“那就不好办了。”

“你不能不理吧。”

波波夫回头看了看舞台,问芳子:“先不说这个了,刚才的剧怎么样?看了吧?”

“很有意思。”芳子的眼睛忽然灵光一闪,挽着森四郎的胳膊说,“森四郎刚才说了一点对演出的想法。”

“想法?你的恋人?能说说吗?”

芳子把刚才森四郎说的话原样告诉了波波夫。波波夫皱起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转而浮现出感叹的表情。他说:“让我想起了夜总会的表演,向观众提问什么的。”

芳子说:“夜总会有什么不好吗?又不是莫斯科的挑剔的观众。他们不是来挑毛病的。他们想兴奋,想惊讶,想大笑,想感动。萨沙你试着从舞台上问些什么,大家会马上回应的。互动会让他们感到高兴,现场不就越来越活跃了吗?”

波波夫看着森四郎问:“你精通戏剧吗?”

芳子翻译了,森四郎答道:“以前研究中国的大众文艺史。特别是演出方法的历史演变和无产阶级戏剧的关系。”

听到翻译过来的回答,波波夫的眼里突然充满了对森四郎的敬意。“想请你好好谈谈你的想法。请你来慰问团说不定也是宝贵的人才。对了,刚才的事也得继续谈。”

芳子又干脆地说:“如果不能带这两位,我就不进慰问团。哪怕是命令我。”

波波夫低声说:“等等,还有最后一招。我想要不要削减成员。只是减掉一个人也会给表演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的人少啊。”

“总会有办法的。”

“哎,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不光是角色,还有后勤工作。我是团长,还是团编剧、演员、导演、美术,还有会计、对外关系,一个接一个啊。想起了契诃夫啊。”波波夫口气一转,好像在说台词,“总是这样,追赶着我的身体,连心灵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自己的生命被蚕食着。迷迷糊糊地想给谁蜜糖,呃……”

波波夫卡住了,好像忘了下面的台词。格温斯基接过来:“我就好像一个从自己精心挑选的花上采集花粉,把珍爱的花连根拔起,践踏花根的人。”

波波夫惊得目瞪口呆:“你很精通戏剧啊。”

格温斯基严谨地点头道:“读戏剧是我的个人爱好。”

“教授你是不是还写剧本啊。”

“嗯,有几部不成器的练习作品。”

“笑话怎么样,能编吗?现在希特勒的笑话在前线很受欢迎。我手头的都没什么新意了,要是有笑话作者能随访问团的话就太好了。”

“我编过几个。”

“一定要说说。”

格温斯基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讲开了:“有一次,希特勒和戈林去前线视察。回去的时候坐夜车。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戈林说这是哪儿啊。希特勒说这么做就能知道。说着把手伸出了车窗外,窗外有人亲了一下他的手。希特勒说这里是罗马尼亚。

“下次停车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手伸出去了。有人吐了一口唾沫,希特勒说是捷克。

“下一次停车时伸出手后,手表被人拿走了。希特勒说这是波兰。

“列车再次停下来时,希特勒一伸手,有人递来了什么东西。抽回手一看,是

炸弹,导火线已经点燃了。

“戈林说,我知道了,这里是德国。”

瞬间的惊叹表情之后,波波夫大笑起来。坐在舞台上的团员都朝这边看过来。格温斯基不等波波夫的爆笑停下来,又开始讲下一个:“有一次,希特勒去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做视察旅行,旅途漫漫。有天晚上,聪明细致的侍从说把当地的女人找来吧,您喜欢什么样的?

“希特勒回答说:‘坏脾气,野蛮,能吃,嘴碎,任性的女人就好。’

“侍从听了很奇怪,他说:‘这里既有品位高雅的贵妇,也有漂亮的女演员、彬彬有礼的小姐,还有质朴温顺的村姑,任您挑选。能找着不让阁下生气的女人。’

“希特勒说:‘行了,就去找我说的那种女人。’

“侍从又说:‘反正要找,还是好女人吧。’

“希特勒大声喊着:‘行了,我只是想家了。’”

波波夫一边大笑,一边拍手:“有意思,教授,这个好。”

剧团的演员都站起来,走到波波夫身后。

格温斯基还是一本正经地讲着:“去年七月,有人暗杀希特勒未遂。炸弹爆炸了,希特勒受了重伤,马上被送往手术室。

“医生对还有意识的希特勒说:‘阁下,您伤得很重。必须做身体各部位的移植手术,可以吗?’

“希特勒说:‘没关系,只是血肉和内脏都要用白人的。绝不许用其他人种的,特别是犹太人的。’

“医生回答说:‘知道了。’

“希特勒又小声补充道:‘不过,那玩意儿,俄罗斯人的也可以。’”

这回剧团的演员都大笑起来。笑话有些怪诞,但波波夫还是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格温斯基不等他们停下来,又继续说:“占领法国后,有人给希特勒的官邸送去了蓝芝士蛋糕。第二天早上,希特勒还在睡觉,爱娃·布劳恩把蓝芝士端到他鼻子前。希特勒眼睛也没睁,说:‘爱娃,今天早上不行,晚上吧。’”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波波夫笑得东倒西歪,捧腹大笑。演员鼓起掌来。格温斯基终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向大家的掌声低头致谢。森四郎斜视了一眼芳子,她红着脸笑弯了腰。波波夫总算止住笑了,对格温斯基说:“杰作。太逗了。这正是驻地需要的。还有吗?”

“要多少有多少,无穷无尽。”

“定了。教授,请和慰问团一起去吧。这位中国来的先生也是慰问团的一员。”然后他用同样的声调对站在后面的一个剧团演员说,“米沙,来一下办公室。”

被称作米沙的就是刚才被波波夫厉声叱责的那个男演员。这个男演员还止不住笑,径直向舞台侧面走去。

在剧团的办公室有一些手续和需要商定的事,还听了第二天出发需要注意的细节。森四郎他们离开办公室是在一小时以后。出了楼,森四郎对格温斯基说:“你在俄罗斯文学上造诣也很深啊。”

格温斯基一副痛苦的表情说:“因为我接受的是俄语教育。”

“希特勒笑话真的是你编出来的吗?”

“在波兰人中很流行,当然也有的是在说斯大林。”

芳子愉快地说:“得收拾行李,不过还是先美美地吃一顿吧。我托人看能不能搞点儿好东西。”

森四郎说:“要美酒,有劳您了。”

“没问题。”

森四郎看看表,下午三点二十八分。七月三十一日。

日本是三十一日的晚上。此时,美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一天的猛攻。不只是越洋轰炸机的突袭。上周的二十八日,美海军机动部队靠近了日本西部,一千架舰载机对东海、中部地区、四国地区发动了轰炸。三十日,机动部队向关东地区南部移动,共计两千架次飞机袭击了东海地区。

为了本土决战,日本的反击战斗机部队被保存着。美军飞机在日本上空肆意地飞来飞去。另外,美海军舰艇于三十日炮击了浜松,三十一日炮击了清水市和苫小牧市。美军最终到了军舰炮弹的射程内,也就是到了日本的海岸边。在海岸可以目视到美军舰艇。日本已经没有军事力量可以阻止美军靠近。

当晚,三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不管怎么说要从博尔贾到“满洲国”国境,行李不能太夸张。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是准备了好几个旅行箱。

晚上十一点,森四郎和芳子进了卧室。这晚格温斯基还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因为顾忌在客厅的格温斯基,他们极其克制地做爱。达到高潮顶点时,芳子咬着森四郎的肩膀,忍住了没大声叫出声来。但肯定还是有声音传到了客厅。在客厅的格温斯基只是咳嗽了一声,没起来。

余音犹存,芳子在森四郎胸前说:“我现在都不敢相信你是为了拯救日本而行动。”她的声音很低,微微地振动了夜晚的空气。芳子的腿缠绕在森四郎的大腿之间。“国家什么的,你看起来是无拘无束的。并不像一个投身于天下国家的人。这次的旅行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森四郎说:“斯德哥尔摩的武官夫妇鼓励我、信任我。我想不管怎么样应该回报这份信赖。”

“日本的命运啊,世间的事都不是理由啊。”

“不是。能让他们高兴、幸福的话我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碰巧他们让我做拯救日本的密使。”

芳子说:“昨天也是,听到了武官夫妇的事我就在想,对于森四郎来说那两位一定像父母一样。”

森四郎想了想,说:“也许是吧。有点儿这个因素。”

“总之,静子夫人就像是你的母亲,不是吗?”

大概是吧。

芳子若有所解地说:“你为了她答应了危险的旅行,答应做划不来的密使。因为你说过那个人信任你、请求你。她请求的话,不管多过分、多无理,你都不介意。你无条件地爱着那个人,而她也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是你梦想中的母亲。”

森四郎问:“说到底,祖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女人啊。”

“嗯,我觉得是这样。对德克特尔来说,祖国一定是历史,印在脑中的历史的思考。但是你的祖国就是一位女性,一位女性的面容,再说的话就是母亲。”

“你昵?如果也有祖国这么一个东西。”

“很清楚。”芳子有些羞怯地说,“男人。爱人的胸膛就是祖国。”

“那个男人不在巴黎也行吗?”

“老实说,和你在一起的话,哪怕是西伯利亚的尽头也没关系。东京也行。如果你是地狱,那我就住在地狱。”芳子的声音带着睡意,她有些迟钝地说,“但是,带我去吧。去我们的巴黎,我们初次相见的巴黎,我们误解着生活过的巴黎。不过,包括误解和擦肩而过,一切还是很美好的巴黎,去每天狂欢中的巴黎。”

森四郎说出一起去的时候,芳子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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