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

冯玉祥与南京栖霞山下的千年古刹栖霞寺寂然法师有过一段交往，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为筹备中国国民党五届全会，先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收到请柬的冯玉祥将军从山东泰山动身赴南京开会。当时冯玉祥将军已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尽管冯玉祥将军位高而权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受震惊，冯玉祥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中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会大失民心，确应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1935年11月中旬，时已近初冬，冯玉祥听说栖霞山秋景很美，为舒展一直沉闷的心情，遂前往散心。冯玉祥在副官警卫们的陪同下，观赏了陆羽亭、桃花涧、舍利塔、藏经楼等景观。在栖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当家僧人接待了冯玉祥将军。寂然和尚是一位阅历颇深、办事沉稳的人，他请大本和志本两位先暂时避开，自己与冯将军相对品茗。寂然先说了对冯将军带兵，爱护百姓和艰苦奋斗的钦佩之情，继而谈起了其他话题。冯玉祥很欣赏寂然宁静的气度和渊博的才情，感到这位僧人既谙熟古今典故，又了解当前时事，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高僧。于是冯将军决定多在寺中停留一会儿，并在寺中吃斋饭。在谈话间，寂然向冯玉祥诉说了寺院方与紧傍栖霞山的省立乡师为争夺一片土地引起的冲突与自己的烦恼。寂然法师俗姓严，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栖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务。那时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地产之争已经聚讼数年，广受社会上的关注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支持栖霞乡师校长黄质夫的是陈果夫，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固磐、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等都唯陈果夫马首是瞻。

戴季陶则是栖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让栖霞寺发动各个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内，向政府游行请愿。在这次方丈室的会面中，寂然法师再三表示，他与常来寺里烧香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只是一般关系，他认为游行请愿的方式，在国难当头之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土地之争的问题只是一个触点，它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争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这种争斗，这也有违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够平等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了抵御外侮的准备，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态度。薛笃弼当年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经冯推荐到南京政府任职，1928年2月出任内政部长。中原大战后，冯、阎讨蒋联军失败，薛也因这个原因呈请辞职。1934年蒋为了拉拢西北军旧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笃弼代理内政部长。在栖霞山的土地之争中，陈果夫本已倾向栖霞乡师，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应强烈，便把此事推给了内政部长薛笃弼，由他做最后定夺。寂然法师从国民党高层获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这次谈话。

其实寂然法师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日本全面侵华在即，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肯定是战略打击目标，而南京人口甚众，一旦受到攻击，必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出家人应该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难民，仅仅凭小小的栖霞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必须有一大片能够安置难民的土地。以冯玉祥当时的身份也不便与寂然法师议论战局，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看了栖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便触及的问题，但又都在不言中。

冯玉祥将军来过的第三天下午，内政部的一名办事人员乘车来到了栖霞寺。将该部对黄质夫申请报告书的批复函复制件交给了寂然法师。此函明确表示“争地产事件，经部办公会议研究，拟同意维持现状，栖霞乡师必须退出有争议地区。损坏围墙，应由校方修理……”很显然，冯玉祥将军回城后找了薛笃弼，讲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笃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议。后来这段往事还被载入了《栖霞县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师和冯将军所料，此后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军的攻击，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栖霞寺，正因为有了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而奔走呼号。1943年他赴四川20多个县市卖字、卖画、演讲、游说，动员各阶层捐资献物。那年的3月，冯玉祥在江津县(今重庆市辖)的工厂、学校、机关、商会、教堂作了一场场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踊跃解囊支援抗战。特别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镇的演讲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白沙镇位于长江畔，距江津县城45公里。那天，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轮船从江津逆水行驶，于傍晚时分抵白沙镇码头，在江津县县长肖烈(四川宜宾县人)和夫人郑玉冰，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邵建工、顾仿百等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稍事休息，吃过简单的饭菜(一饭、一菜、一汤)后，冯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镇公所礼堂。没有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讲抗战形势，不虚不浮，实实在在，听众心悦诚服。冯玉祥突然刹住话头，问：“怎样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走?”自答：“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校长、士绅们恭听着，礼堂内寂静安然。冯玉祥激昂亢奋地讲道：“德国打苏联，打到斯大林格勒。苏联危急万分，于是发起献金运动。在3个月又21天里，苏联人民献出七十万万四千万。斯大林拿这笔钱买了飞机、大炮、坦克，就把德国鬼子赶走了!”冯玉祥停了停，注视着听众，提高音调说：“苏联是一万万七千万人，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果按苏联的比例献金，是二百万万。用这笔钱可以买两万架飞机、两万辆坦克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连轰带推赶出中国去!”听众击响阵阵掌声。

趁大家兴奋难抑、激情洋溢之时，冯玉祥喝了几口白开水，清清嗓子继续说：“节约献金，是当前一项最重要的救国工作，希望诸位本着唤起民众之旨，深入学校和民间大声疾呼——为救我们国家多多努力!”经久不息的掌声，震响会场内外。被热情与激情感动了的冯玉祥兴致愈高，精神愈振，把本来可以结束的演讲推向高潮。他声情并茂地说：“在座有许多大、中学校的校长，我向你们讲一段教师献金抗日的动人事迹。前几天，我在县城北岸国立九中作抗战募捐演讲。讲话结束时，女教师于翔九当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给我，托我献给国家。我对她说，你有三个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换点钱买点肉给孩子们吃吧!于老师回答：‘冯先生，无论如何要替国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国家好了，孩子们差不了!如果国家亡了，孩子们吃得越好越可耻，穿得越好越丢人!’诸位，这是多么好的老师、多么爱国的民众呀!这就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抗战必胜的力量所在啊!”冯玉祥难抑胸中的忧伤与感动，他掏出手绢，在双眼上揉擦揩拭……

第二天午后三时，冯玉祥应邀对大学先修班和十七中师生演讲。登上讲台，冯玉祥问：“国父训示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学们，什么是大事?”讲台下齐声回答：“抗日救国!”冯玉祥用直奔主题、抓住人心的演讲方式开始了讲演。

“对，抗日救国就是大事。”冯玉祥肯定而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今天，没有哪一件事，比赶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用手量一量，从抗战首都重庆到宜昌有多远?真如同一个强盗拿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我们哪有工夫去乱想，去看电影哩!你们说是不是呀?”停了停，冯玉祥又说：“学问越多，对救国的责任就越大。美国、英国的大学生从军的很多，许多大学教授也在军中服务。苏联的女学生丹娘，就是读了俄国历史和许多文学作品，受到历史的启迪和正义的熏陶，才决心去当游击队员的。我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和人家讲平等呢?白纸黑字的平等是没有用的。非得人家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才配和人家讲平等!”学生们鼓掌，窃窃私语，向冯玉祥投来敬佩、信任的目光，有节奏的掌声不息。

演讲结束时，冯玉祥殷切地期望在战时艰苦中求学问的同学们，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要有发奋求学求知的精神，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汗不停流；要把握时代，做到科学救国。冯玉祥激情满怀地号召同学们：为节约献金做贡献!

来到白沙镇的第三天上午，冯玉祥给坐落在驴溪半岛的修平中学等五所学校师生讲话。

下午，冯玉祥步行到位于镇南三公里处的黑石山上，为聚奎男中、新本女校师生演讲。两所学校学生在穿着笔挺、仪表威严的军事教官指挥下，分列石板路两旁热烈欢迎冯玉祥等莅临。当头戴平顶帽、身着棉长衫、脚蹬棉布鞋、扎着棉布裤腿，看上去完全与质朴的北方老农民无异的冯玉祥向学生队列走来，笑容可掬地挥手示意时，师生们未曾想到曾任总司令、统率几十万大军而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是如此简朴，如此可亲可敬，半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级上将、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冯玉祥从礼堂巷道经过时，几百双手使劲地鼓掌，几百双眼睛集于他一身。他健步登上主席台，微笑着抬手示意——安静。身高1.86米的冯玉祥，站在讲桌前似一座铁塔，稳稳实实。没有主持人，也用不着多余的介绍，他开门见山地讲话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风趣幽默，浅显易懂而富有教育意义。他一边比划手势一边说：“同学们，你们捐了钱、献了物，帮助国家买飞机、买大炮打日本鬼子。我冯玉祥万分地感谢你们，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到时候买回了飞机，一定在机翼上写下几个大字。一架写‘聚奎号’，一架写‘新本号’，让两架飞机飞临黑石山上空，叫它盘旋几圈，让你们看看你们捐钱买来的飞机!”学生们欢呼雀跃，热情奔放，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

隔日，冯玉祥又来到位于驴溪半岛马项垭西长江边上的新运纺织厂，慰问为抗战前线生产纺织品的职工。这个厂是宋庆龄于1939年创办的，安装有印度造铁制纺纱机40多台，纱锭1000多个，职工大多数是抗战志士家属。冯玉祥在袁宝珠女士等陪同下参观了厂区厂貌、车间库房，与纺织工人亲切交谈，向袁宝珠厂长和管理人员了解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产品质量数量等。冯玉祥对袁厂长井井有条的管理、职工的十足干劲大为赞赏，夸奖她们纱纺得好，布织得好，鼓励她们为抗战继续努力，多做贡献。在会见未当班的女工时，冯玉祥说：“现在，妇女从不平等和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了，同男子一样负担国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国家的形势很严峻，女同胞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努力工作，节约献金。两个方面一个目的，竭尽所能支援抗战前线。”袁厂长和女职工们都深受感动。

冯玉祥离开纱厂回到白沙镇，一位小司号员和一名小工友迎上来，把平时积攒的钱亲自交到冯玉祥手上，托他献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击日本鬼子。冯玉祥见这两个小青年穿着十分简陋，深受感动。他代表国家收下这两笔小小的捐款，欣然泼墨作画，挥毫题诗相赠。

冯玉祥在白沙镇几天来为抗战募捐的宣传鼓动，唤醒了民众的觉悟，推动了献金热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金感人事迹。

1928年6月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将军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上写明会议时间是下午三时。冯玉祥准时到达会场，可是会场上冷冷清清，他等了两个多小时，与会人员才陆陆续续到齐。当宣布开会后，只见桌子上放满了水果点心，与会人员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吃点心，一会

儿嗑瓜子，而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或充耳不闻，或含糊敷衍，不知所云，后来则干脆丢开议题不管，而是大谈起不相干的社会新闻与吃喝玩乐来。这样拖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散会。冯玉祥回到住处，越想越生气，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文曰：

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

半桌子点心，一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横额是“官僚旧样”。

冯玉祥的这副对联很快传遍了南京官场，后来又传到民间，使得那些达官贵人又气又恨。

早在民国初建不久的北洋政府时期，冯玉祥担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带兵驻扎在南京长江北岸浦口四个多月，也曾发生过一起“官场轶事”。

那时，南京城里掌权的是以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为首的一批达官贵人，他们几乎天天举行大小宴会。李纯为拉拢冯玉祥，常常邀冯玉祥入城参加宴会。冯玉祥生性淡泊，常常找借口拒绝，有时碍于官场交往情面不得不参加宴会时，也总是尽早退席。

一次，冯玉祥又被李纯从浦口请过长江来到南京城中的督军衙门，全城官吏与地方头面人物都来了。宴会开始不久，李纯宣布让参加宴会者“出条子”——即在妓女名单上点名画圈，让听差去传呼妓女来陪酒作乐。冯玉祥不肯附和。一会儿一大群妓女被召进宴会厅，各自坐到传呼自己的官员旁边。李纯召来两位妓女，让她们坐到冯玉祥身边弹唱劝酒。李纯还对冯玉祥说：“你来到大城市，不该苦了自己。你没有熟识的姑娘，我给你介绍了两位。”冯玉祥怒不可遏，但又不便发作。未等李纯说完，他霍然站起，拔脚而去。全场达官贵人愕然，李纯目瞪口呆。

冯玉祥回到浦口军中大哭一场。第三天晚上，冯玉祥召来排以上军官到旅部饭堂会餐。这是少有的事。大家入席后，只见酒菜极简单。冯玉祥介绍了南京官场吃花酒出条子的种种情景后，说：“难道只能让这些达官贵人行乐？今天我们也来学学他们，我们也来出条子，每人叫一个！”众军官知道冯玉祥的脾气，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冯玉祥见众军官不响也不动，就说：“我已经给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她们快来了。”少顷，饭厅大门洞开，涌进来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这些人都是冯玉祥预先派人从南京街上召集来的。众军官更加惊讶。只见冯玉祥站起来说：“这些人就是我给大家所叫的‘条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我们应当照顾关心他们，请你们每人给他们一元钱！”众军官大为震动，感慨之余，纷纷解囊。

冯玉祥的这番举动轰动南京，达官贵人骂冯是个大怪人，而穷苦人民却说冯是中国官场中一位难得的平民将军。

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仗着其父和姨父蒋介石的关系在重庆横行霸道，大耍威风。她走私大发国难财，无人敢阻拦。1939年冬天冯玉祥到綦江县公干，第二天下午，他听说孔二小姐正在綦江城门外打骂拦下她的车队要检查走私物品的士兵，冯玉祥马上赶到现场。这从贵州方向开来的车队前有军警开路，后有小车压阵，非常威风。只见这士兵脸上还有五个红指印，孔二小姐还在大骂士兵“瞎了你娘的狗眼，连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贴封的车队也敢检查……”冯玉祥上前笑着说：“二小姐，我总有权检查吧？”孔二小姐一看是冯玉祥，边赔着笑边溜之大吉。冯玉祥马上电告委员长，说他正在川黔公路上追截一走私车队，案犯好像是贵阳的，姓刘。蒋回电要他“严惩不贷”。冯玉祥将走私车队的事全部处理完后，又向蒋委员长报告说：“走私车队全部截获，只是主犯逃之夭夭，好像是个女的。都怪我疏忽大意，没将其捉拿归案，请求委员长处罚……”蒋介石一听，马上明白是孔二小姐的走私车队被截，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垂头丧气地说：“焕章兄，你干得好，干得好。”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前一天，《新华日报》就出了“冯将军60大寿特刊”，周恩来亲自撰文称赞冯玉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此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嫉恨，在第三天他的寿宴上，门卫送来一封信，冯玉祥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颗子弹，纸条上写着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来往的话。冯玉祥知道这是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戴笠手下所为，就当着众多客人的面说：“真是不择手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将这封信原样送给他们的主子……”于是，他将“子弹信”原样封好后在信封上写了几句简短的话就派专人送给了蒋介石。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一人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这意思很是明白，蒋介石看后非常生气。他装腔作势地给冯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说：“首都重地，竟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冯玉祥看后当着众多宾客，冷笑几声就将这回信扔到了废纸篓中，大家也是一阵哈哈大笑。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到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气象使他耳目一新，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为民众谋福利的思想趋于成熟。所以他用大量的时间接见苏联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进入工厂、田庄、学校了解情况。经过广泛会谈、考察，结合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他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深切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没有鲜明的主义与有凝聚力的革命组织是不行的，故而在访苏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回国后，他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奉命南下平甘援陕途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正宁的题字碑就是这一时期冯玉祥平民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冯玉祥是沿磴口、银川、固原这一路到平凉的。

在平凉最叫他伤心的一件事是：部队里受伤染病的弟兄，长途行军一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着生火取暖。哪知脚冻久了，一接触热气，皮肉立刻泛成乌紫色，溃烂不可收拾。如此冻断了足、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冯玉祥认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他查悉这些情由，急忙分派人员，到各部拦前截后，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至暖，不可急于烤火。他觉得那些断足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作为官长，有失察之责，便深以为疚。

一天，大雪不止，冯玉祥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歇息，忽然他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刚打猎回来，这只鸟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那鸟周身羽毛雪白，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很少见，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说这是所谓的天鹅地鹏之鹏。冯玉祥觉得不应该如此做，就对他的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的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于是冯玉祥把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乌斯马诺夫闻讯后十分惭愧，问冯玉祥怎样才是。他说：“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万万不可大意。”事后许多人认为处理过重，有伤外国朋友的面子。冯玉祥又说：“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和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

冯玉祥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一边修。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丰收年，也因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的便宜。麦价每元60斤，白面每元50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兵站征集粮食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草，堆积如山。冯玉祥和百姓谈话，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不算什么。”也许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冯玉祥见麦子撒满地上，随处都是，狼藉不堪，觉得十分可惜，就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

从泾川去长武至邠县途中，冯玉祥夜宿一家小小村店中。因为随从简单，百姓都不相识。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蛮横。冯玉祥叫副官不要干涉，看他们究竟干些什么事出来。来人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把树皮吃了净光。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来人就和冯玉祥同屋而住。慢慢知道冯玉祥是什么人了，就变得老实多了。冯玉祥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送信经过此地投宿。于是冯玉祥就好言劝说起来。冯玉祥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了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懊悔。冯玉祥认为兵士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失之教育。当日，天没明他们就动身走了。

冯玉祥到了邠县，住在县政府，就近查看了班房和监狱，见到黑暗内情，十分心寒。监狱在县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了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空气不能流通，凡进来者无不生病。班房在县衙内，囚犯中青年、老人都有，一般都无什么重大过失。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1丈见方，最多只可容纳20个人，却挤着60多人。人群中放着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缸中尿垢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犯人若要向外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要付10至20元。冯玉祥见此情形，心痛如锥刺。他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县官不去查看，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他将邠县的代理县长找来，问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县长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法改革。冯玉祥就把为自己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县长和自己一块去打扫牢房，亲自和县长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及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后来冯玉祥连着看了长武、永寿数县，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觉得这是吏治的问题，远非整顿所能了事的。但身为县长如果正直不欺，亦能收到弊绝风清、局部改革之效。

邠县以东的正宁县，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是从长安派去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百姓宣传，叫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资。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二、三军大打了一顿，驱逐出境。冯玉祥到邠县后，因为他是西北党部代表，两方都来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罪名相骂。冯玉祥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也难辞其咎。当时的党员中有年长老成的，约冯玉祥前去讲话。冯玉祥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民族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倒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冯玉祥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冯玉祥站在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冯玉祥问了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那老人笑着回答：“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闹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冯玉祥认为民众对革命支持不力、配合不够的原因是部队宣传不到位，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军队，为老百姓干些什么事，都没有明确主张，使民众无所适从，故而他常常亲自写些东西，编些

歌词，抓紧宣传，弥补缺陷。冯玉祥回想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写下了一段精辟的话，由正宁县县长杨楚材立起一个高1.57米、宽0.63米、厚0.13米的碑。碑额为“仁人之言”，碑文曰：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中华民国十六年冯玉祥

甘肃正宁县长杨楚材敬立

此文反映出了冯玉祥的平民本色，以及贴近人民群众，不欺压老百姓，反对官吏贪污腐败，倡导为人民谋利益，与士兵同甘苦，严肃军纪，抗击外侮，反对内战等方面的心志。据说，以此文为内容的题字碑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广为流传。这说明冯玉祥将军不但喜欢立言，而且喜欢立“不朽之言”。现在读此碑文，人们可以洞察作者的政品和人品。为政者也应以此为鉴，造福人民。

唐诗、宋词将诗词的精华深挖殆尽，后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巅峰，怕是很难。然而，冯玉祥将军的丘八诗，独树一帜，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种书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诗体。冯的丘八诗雄健、豪放、正气，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冯之诗句均有韵脚，可以琅琅而诵。请看冯玉祥驻军于湖南常德时所作的一首代告示诗：

嫖娼聚赌鸦片枪，诱人入渊坠万丈。

凡事应该仔细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尽皆父母养，与尔姊妹没两样。

好逸恶劳去赌场，弹钱掷骰摇单双。

明抢暗夺黑心肠，落得家破人也亡。

鸦片为害致身残，屡禁不止死灰燃。

中华民族要振兴，毒头一律用刀砍！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冯将军便写出了这样的代告示诗。冯驻徐州时，为改变城市的脏、乱、差，他要求民间成立打野狗队、灭蝇队，督促改造厕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这首代告示诗更是开宗明义，大有说到做到的一股正气之风，发出飒飒声响，毁林者，如若不信，就请用你的颈脖子试试老冯的刀口子如何？当地有个前清举人陆文龙，家住城东，宅前一片树林，是陆家祖产。陆在上海经营钱庄获大利，回乡拟毁林建别墅，惊动了徐州镇守使、发表代告示诗作者冯玉祥。冯派人约请老举人面叙，奉劝老举人高抬贵手，珍惜绿色，功德无量，并将禁伐的代告示诗手迹奉阅。陆文龙自恃与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冯看在眼里，径直去南京称会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树林自家砍的权利，还要冯玉祥承担陆家建房延误时间的责任，收回代告示诗，向陆赔礼道歉。那高官深悉冯之个性、人品，在老友面前尽力规劝，但陆绝不顺从，而坚持己见。他只得折中，给镇守使写了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冯手，而陆文龙也被抓了。冯复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诗：

不是尊函我不懂，实是绿比生命重。

不杀徐州陆文龙，老冯军令贱如粪。

陆文龙执意砍伐树林而被抓，继而审判后被砍头。

抗日之初，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居然卖国求荣，逃往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投敌。听到汪精卫叛逃的消息，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猛抓头发，高声呼号：“可耻！可耻！不如驴也！”气极时，握管而吟。时值冬日，而天府之国菜花见黄，便以《菜花黄》为题。接着如泉喷涌，一挥而成一首丘八诗：

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

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

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

认贼当作父，甘心称天皇。

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

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世人皆知详。

谁说汪不知，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

此诗何止将汪精卫的汉奸脸嘴，酣畅淋漓地刻画出来，更把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揭露得淋淳尽至，彻彻底底。冯将军对大是大非划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诗风何其贵也。冯氏丘八诗应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诗品，载入文学史册。

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乘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生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儿，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胜利之后，在社会名流倡导下，于重庆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召开。特务们闯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必须造势。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盏灯笼，径直去到曾家岩德安里蒋氏官邸，沿路招来不少观众，军警费了好大力气才排开围观民众，护冯进入官邸。蒋介石一见，知其来由，装聋作哑地发问：“焕章兄，这是干什么？”冯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叹道：“贤弟请看，这暗无天日的时代，不用灯笼，何来活路可走？”蒋知冯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坏事，便不以为然地说：“玩笑已过，该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了。”冯玉祥当即提出严惩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蒋连连称好，一口应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见官方派人到校场口调查，出事地点仍旧一片狼藉。冯玉祥见此情势好不恼怒，再登蒋门准备问理，哪知蒋的副官回答：“委座已于今晨离渝飞沪，一时不能返回。”原来，出了事怕人指责，更怕把兄的“纠缠不休”，蒋竟然为避风，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