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多么有术，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时许。太原绥靖公署大堂内外，卫兵林立。为审判李服膺，阎锡山草草组成的高等军事法庭正在开庭。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亲任审判长，稳坐大堂中央。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建（字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第七集团军司令长官傅作义等数十人分坐两边。当天值日官庞小侠（上尉副官）也在场。

宪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后，阎锡山不慌不忙地站起，双手支于公案，拉长了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脸，用责备、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说：“慕颜（李服膺字），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你做的天镇盘山工事不好……”这是阎锡山加给李服膺的第一条罪状。但还没等提出第二条罪状，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却又神态自若地答辩道：“没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阎锡山交给他修筑国防工事问题上责任在阎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发出来。可阎锡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话说完，就把第二条罪状抖了出来。他打断李服膺的申辩说：“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了……”这时李服膺已知大事不好，他意识到阎分明是要给他妄加罪名，便一反平时唯命是从的常态，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阎锡山命61军从天镇“相机撤退”的电令，勃然吼道：“我是奉命退却，有电报为证！”此时的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李服膺会来这一手，大变其颜地指着李服膺斥道：“你胡说！”没等李服膺开口，他又色厉内荏、自觉理亏地变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今日处你，实在让我伤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你的儿女，有我接济，你不用顾虑。”李服膺已怒不可遏，正要与之理论，阎锡山看势不妙，没等李服膺再开口，便向左右点了点头，离席转身走出大堂后门扬长而去。霎时间，整个大堂鸦雀无声，人人面面相觑，伺机退出。这时傅作义无可奈何，只好悄悄起身默然退出法庭。接着赵戴文也随着悄然离席……作为审判官的谢濂，见状已习惯性地知道该收场了，便上前劝道：“慕颜，别提那些事了。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我……”李服膺深知大势所趋，命在旦夕，便瞪大双眼盯着阎锡山的背影破口大骂：“为啥这样糊里糊涂杀人？军人当死疆场，我要重返前线杀敌。让我死得不明白，我不甘心。”他边骂边把军帽从头上抓下，朝大堂上摔去……此刻陪审官傅存怀上前对李服膺说了句“咱们上车再谈吧！”便和警卫连长康增、张建等人把李服膺押上了汽车，连法绳都没有捆（搭在李的肩上），便急令开车，直奔刑场。

李服膺明知要做冤魂，却毅然刚强，他下了汽车，便向刑场走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前边有口棺材，便径直而去。可没等他走到棺材跟前，与李并肩前行的张建有意往旁边让了几步，警卫营的一个执行官康增便举起手中那山西土造的大眼盒子枪，“砰”地一枪，击毙了李服膺。

刑场的人退场后，李服膺的女儿李撷英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草草把父亲安葬了。

李服膺到底何许人也？阎锡山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读私塾，稍大赴太原谋生，考入山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随军攻打大同，而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深造。1918年与傅作义、楚溪春、赵承绶等12名义结金兰号称“十三太保”的把兄弟一起投奔阎锡山麾下。李服膺深受阎锡山赏识，逐步由排长升至军长，成为晋绥军将领之一。

阎锡山杀李服膺，给李服膺定了两条罪。

“国防工事不好”罪，是强加给李服膺的。1934年4月间，阎锡山曾借在晋北修筑国防工事之名，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到一笔巨款，亲派得意幕僚、第61军军长李服膺率部赴山西北大门天镇县一带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在一年多的修筑过程中，工程困难重重，难以如愿。首先，他从太原领到的施工材料不足，特别是重要建材钢筋、水泥差额太大，远不足所需供配总量和计划请准数的百分之一，且建筑机器和工具少得可怜。其次，塞外之冬，滴水成冰，施工难度加大。加之民夫和工兵的津贴由于层层盘剥克扣，工程实在不能如期开工，直到日军开始进攻天镇时才急忙动工。当日军进攻时，第61军将士们就在这简陋的工事里，拿山西土造的枪炮与用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日军拼搏，尽管打得很艰苦，但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那么，那笔巨款哪里去了呢？据知情人士讲，这笔巨款大部分被阎锡山拿到全国各大商埠做自己的发私财的买卖去了。在法庭上，李服膺一听到要把“国防工事不好”的罪名加给自己，便想借机一股脑儿地把一年来在天镇修国防工事施工中窝在肚子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但阎锡山却不容他再作申辩就道出了李服膺的第二条罪状。

第二条罪状是“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罪。当阎锡山说到“第二，叫你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时，李服膺想“这分明是说我是临阵脱逃”。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为了推行“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侵占华北的战略计划，日军兵分三路向山东德州、河南新乡和山西大同进犯，然后攻取山西太原和绥远包头。这时中国军队也相应有所布防。8月26日汤恩伯部镇守的南口失守，日军继续西犯，27日攻克张家口，进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门天镇。阎锡山便急电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坚持三天，拒敌西进”。李服膺得令即调兵遣将，火速集结布防御敌。他将南口之战损失所剩的不足一个师（仅六个团）的兵力，布防在天镇、阳高一线（19军布防大同一带）的防线。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强大的火力攻势，先在李家山、罗家山阵地激战数日，屡攻不下，便把矛头指向盘山阵地，在上述阵地战斗中，日军飞机低空轮番扫射轰炸，日达32架次之多，致使我阵地难保，伤亡惨重。第425团的1300人伤亡已逾700人，就这样还是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鏖战三天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中国军队将士同仇敌忾，继续浴血奋战，这时伤亡更加惨重。防御工事被炸殆尽，士兵们利用弹坑禾束掩护，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第400团伤亡500人，一个营和一个火炮连的官兵大都被压在炸塌的山洞里阵亡，101师伤亡1000余人。在天镇的399团利用地形打伏击受到日军炸弹轰炸后，日军又使用了燃烧弹和瓦斯弹（毒气弹）。守军坚持战斗，坚守七天。在完成坚守六天的任务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的61军“相机撤退”。守军则连夜撤退了下来。在阳高，414团团长白汝庸亲率残兵300名阻敌登城，与之巷战，伤亡亦重。在大势所趋且无防守时限令的情况下，率残部突围而撤。在上述阵地激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一军之长的李服膺，多次到天镇、阳高前沿阵地督战，勉励官兵“继续抗敌，报效祖国”。由于李服膺及其所率61军官兵在六七十里长的防线上拼死阻敌，死守门户达十天之久，使日军难以长驱直入，占领雁北。阎锡山一定要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的罪名置李服膺于死地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阎锡山为什么要睁着眼说瞎话，一定要枉杀李服膺呢？

李服膺奉阎令布防后，日军于9月6日攻打天镇县城，并占领阳高县城，杀人千余。10日周恩来、彭德怀由太原前往大同会晤傅作义，11日返回代县在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坚守国防工事等问题，并帮助阎锡山谋划有关抗战事宜。12日天镇县城陷落，日寇烧杀三日，杀死2200多人，293家绝户。此时，全国军民愤然，强烈要求追究天镇失守之责。李服膺情知不妙，便急电南京政府军法总监唐生智，要求南京派人来山西调查或命他亲赴南京面述天镇战役实况。唐生智接电后即电令阎锡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军法从事”。阎锡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后“泄露天机”，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岭待处，一方面再三电请蒋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并表示一定要就地军法严惩。就这样，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中，阎锡山为了推卸责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当作了替罪羊。

李服膺被杀后，曾遭到不知内情的人们痛斥，但却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时为第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气愤地抱不平，他说：“慕颜死得太冤枉了，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当阎锡山抓捕了李服膺后又要去抓捕在盘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400团团长李生润时，200旅旅长刘馥气愤不已，冒险掩护李生润逃走，并把李团长留下的“盘山

战役”和“阵前日记”收藏起来，准备到国民党中央控告。

61军213旅旅长杨维垣，从天镇撤下来辗转到太原驻防时，不顾阎锡山的忌讳，亲率全旅官兵佐属乘坐军用卡车到李服膺墓地献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沦陷前，阎锡山早已逃到临汾。阎锡山令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以继续蒙蔽天下，威慑官兵。一次在陈长捷部（由61军改编的）演出此剧时，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高喊：“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当他讲到他们400团冲锋陷阵死伤八九百名官兵时，台下顿时群情激愤，官兵哗然，乱作一团。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

李服膺死后，第61军的高级将领深知阎锡山生性诡诈，唯恐遭到暗算，便纷纷逃走。副军长贾学明、军参谋长刘全声、师长李俊功、旅长刘馥等都不辞而别，相继脱离晋绥军。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摈除党派之见联合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晋中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地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这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决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的代号为“狸”。

二的哲学即中的哲学，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见风使舵，从中渔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巩固统治；四是追附形势，标新立异，独立特群，彰显个性。其实质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恃强凌弱、以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干部。他大量用人，但又怕他们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必须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无以处君子；不以小人防人，无以处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乐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荣之。任人不可以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为人太坏。任人不可不专，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专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为政之道。”

人们由于出身、籍贯、学历、爱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团团伙伙。阎锡山的干部队伍亦如此。他针对这个特点，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相互监视、掣肘、攻讦、争功、邀宠，来达到他了解情况和控制干部的目的。在组织机构上如此，在干部配备上亦如此。

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政治组织。1932年，他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简称邱派）。这两派都以青年学生为发展对象，都发放津贴收买学生，你争我夺。两派学生各有其主，不管对方的主张与做法是否正确，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击，所以经常发生摩擦，但总的目标又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后来阎锡山将它们合并，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抗战爆发前后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阎锡山是主和派。回到临汾后，他即宣传妥协，遭到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反对，这使他认识到只能依靠牺盟会抗战，不能依靠它来妥协。于是，阎锡山在日军已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于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两个组织，一个代表新派，一个代表旧派，他希望前者帮他抗战，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当和平到来之时，由后者维持妥协。但由于立场和政治见解的不同，终于爆发了“十二月事变”，使牺盟会离他而去。

同样，阎锡山也让他的官员搞文武对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国在军队里建立了铁军组织，掌握全部军权。阎此时提出“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等口号，王乘机提出由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甚至想由军人兼任同志会的地方特派员。当时的第二战区几乎成了军人的天下。这当然引起文人们的不满，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又称最后同志），仿照铁军纪律，规定“凡背叛、脱离、诋毁领袖者，愿受组织之处死”。文人组织是在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铁军组织便有人向阎检举。恰在此时，王靖国在西安被蒋介石召见回来后，未向阎汇报即宣传蒋对他的倚重，并印发蒋与他的谈话。阎闻之大发雷霆，骂道：“有人要当曹操，我可不想当汉献帝！”吓得王靖国自打嘴巴，下跪求饶，坚决表示忠贞不贰。由此，阎锡山也发现不能单独依靠王靖国，文人组织这个“私生子”便得到承认。从此形成了文武对峙，王、梁争功邀宠，都要与阎同生死共患难，都愿受最严厉之纪律制裁，都要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又都互相监视，不时向阎反映对方的问题。阎锡山稳坐钓鱼船，不但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运用自如。

1941年，阎锡山开始利用帮会笼络社会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自封为大字辈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众进步总社（洪帮），自封为山主。一时设坛收徒，蔚然成风，就连许多军政人员都成为其门徒。这也说明阎在利用两个对立的帮会为其服务。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也是两套人马。1938年，阎成立了由杨贞吉领导的敌工团，最初有对敌伪工作的任务，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侦察、搜捕、关押以致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同志会政卫组。1942年，阎锡山又成立了几个战地工作委员会，梁化之任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下属战工团的侦察组，开始执行与政卫组同样的任务。1943年，战工会撤销，梁在侦察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为第二战区特种警宪指挥处；第二战区结束后，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同志会政卫组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从此，两个特务组织———特警处、政卫处，为了“肃清伪装”，展开了杀人竞赛。

具体到一个部门里，也不乏这类事例。抗战胜利后，阎令其内弟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的经理，却让与徐意见不合的表侄曲宪南担任副经理。梁八元（定襄人）本来是从事医务工作的，阎有一次问他做一件衬衣需要多少布，梁说了个大概数字，回去后又请教人做了详细计算，向阎做了汇报。阎即令其出席有关军服生产的会议。负责军服生产的那些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不好好看病，来夺我们的饭碗子干啥！”梁这才恍然大悟，借故摆脱了这件事。

阎锡山向来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得到权势的平衡，确保他的绝对控制权。凡是在他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哪怕一个军师，一个专县，都有在他支持下的两种矛盾着的势力同时存在。如果哪一个军师或专县正副职之间团结得好，工作上配合得好，他就要想办法调走一个，再派一个对立面来。在他领导下的大小单位，没有矛盾的班子几乎是没有的。哪里是团结一致的，他就认为那里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就得对那里进行调整。

1930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

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修筑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即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地区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有一支20万~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构；有严密的安全机制；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20世纪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20世纪30年代，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1949年3月底，解放军包围太原，阎锡山离开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赋予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以及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

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解放后，根据卫士的交代，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梁化之确已自杀。两人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当时特警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集体居住。

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一些特警处女职员和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阎锡山逃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园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

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

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全面了解此事。

山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调查后认定，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至今还活在世上或根本没有其人。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辨认，能够确认自杀的，只有46人。另据一些学者估计，自杀者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早在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阎锡山的手令和他精心培植的数万名铁军基干将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绑上了战争列车。但这些败军之将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除了战死和自杀的一部分外，阎锡山的大部分军政干部同77000余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渺茫的前途与严酷的军纪促使阎军将领做出抉择，在关键时刻临阵起义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晋中战役后，解放军不断把被俘的阎军官兵放回，这些官兵经过反省甄别之后，全部编入雪耻奋斗团。

阎锡山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延安真把事情做绝了，放回被俘军官，使你用不能用，杀不能杀，又不能不管。”不幸被阎锡山言中，阎军最初战场起义的，正是400团团长李生润和他的部下。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第71师参谋长孟壁也先后率部起义。

败军之将中，结局最为悲惨的是死在阎军军法之下的官兵。为了杀一儆百，稳定残局，阎锡山先后以盗卖武器的罪名枪决了上校侍从参谋解兆义，以战场上倡议投降的罪名枪决了被俘后又逃归的步重炮团长肖利锋，以放弃聂家山阵地为罪名枪决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因为将阎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被借口私通送交梁化之审讯暗杀。此外，还有多名团营级军官因作战不力而被执法队就地枪决，仅东山淖马争夺战中，就有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