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朝称帝千古恨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他是乱世奸雄、窃国大盗。但他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广纳海归并委以重任；他在小站练兵，建立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创立警察治安管理模式，成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这些举措确实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他当国时期，不守约法解散过国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称帝之举堪称他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其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袁世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载沣一帮少壮派清贵刷了下来，这对一帆风顺的他是很大的打击。多年来他一直苦心广结的人脉，这回看还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因为权重，因为和清贵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贵少壮派锁定为“定点清除”对象。

刚到彰德的日子里，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我们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大概就是那张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出于本能，袁世凯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卫辉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心的是生命危险。情绪低落得一个人都不想见，一封像样的信也没回过。自己一个人老在那里解脱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泪。流了泪，还是想不通，越想越委屈，每到伤心处就对着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画像号啕大哭。

这些恰恰证明袁世凯当时并没有反骨，他还是无限热爱“大清国”的，最多有点儿清君侧的想法。同时也可看到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政治的残酷性。

因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为他人受过，于是那一时，那一刻，袁世凯真有不如回家种红薯的颓废，所以他赌气也要在“洹河边上一气盖九个院落”，借此宣告归隐。

可是，归隐也并不容易。一旦没了权，集八大臣于一身的袁世凯就是“草民”一个。其实1909年，袁世凯连“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说了不算，人一见风就打哆嗦。

就算没性命之忧，昔日朝堂上下呼风唤雨，何等威风，突然什么事儿都没了，搁谁谁都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比更年期还难熬。

1910年，从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是：袁老尽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无恙。听了这话，袁世凯一下子轻松了一半。此时，老袁在洹上村又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新朋友，如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等。加之退隐后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天伦之乐，兄弟相谐，父子共读，诸多以前不得不割舍的乐趣慢慢地都释放出来了。

最后是人在乡间，对慢节奏闲情逸致的田园生活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时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俩一杯浊酒喜相逢，天马行空地说着地道的中原雅音，亲切极了。去他的谨小慎微，这些年官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话这会儿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窝子。对袁世凯来说除了权和钱，这些年哪有这么淋漓痛快过。所以这时候的袁世凯是闲云野鹤，而且是一只亢奋的野鹤。此时的袁世凯特别想炫给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请来了天津的大牌摄影师，一口气拍了“渔、樵、耕、读”四组照片。这四组照片是老袁的呐喊，是他的宣言。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袁世凯大概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被人打回老家的。1906年到1908年那阵，他飞扬跋扈，挤兑别人，还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想成立责任内阁。可责任内阁在载沣等人看来就是狼子野心，结果被人联合起来给罢免了。

看来，做人还是应该低调些。可袁世凯偏不低调，逢上过年或过生日，他还请来北京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好不热闹。

这种悠闲又嬉闹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以致后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里他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去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

1911年，由清贵少壮派组成的清廷，慢慢地显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留在位子上的袁党老部下慢慢地开始想到袁世凯。最初一两个人偶然路过，参见参见、拜访拜访，后来大家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

当然，没有摄政王载沣的默许，谁也不敢上门。载沣家的兄弟仨并不恨袁世凯本人，载涛还和袁世凯一同视察过新军训练，袁世凯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讨好载涛。他们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的宪政派领袖袁世凯。现在袁世凯老实了，军权也没了，平民一个。奉命前去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不但没有实情报告中央，还替袁说好话，甚至还把北京的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给“同宗”的袁世凯。

袁世凯没有儒家的政治信仰，就信仰歪门邪道，如章太炎所说：能合其众而不能自将也。乎力不足者，必营于禨祥术数。这也是他没有信仰做精神支柱的后果。袁世凯走上称帝败亡之道，他的迷信术数、痴迷风水是一剂效力强大的迷幻剂。他身边鼓动他复辟帝制的人最初就是用这些神鬼之道来诱惑他的。

袁世凯笃信风水阴阳堪舆之术，这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很大渊源。袁世凯晚年每次去宫中奏对回来，总是要有好几天感到体气虚弱、身体不适。后来有个风水先生告诉他，宫中召对的那个殿堂方位正好和他的命相相克，所以应该尽量少去。袁世凯信以为真，后来果然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有此一说，所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甚至当皇帝的时候，都没有要清室退出故宫来让自己“坐龙廷”，而是自己搬到中南海去住。

袁世凯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慈禧太后赏赐的翡翠壶。一次，丫环在袁世凯室内将这壶打碎了。袁世凯的姨太太为了息事宁人，教这丫环如此如此应对。当袁世凯醒来，看到地上的碎片，震怒异常，问怎么回事。丫环战战兢兢，说不敢说。袁世凯大声喝问，丫环才说：“进来时受了一吓，因为看到大总统床上睡的不是大总统！”袁世凯大怒，反问道：“不是我睡在床上，那还有谁！”丫环这才满面惊恐地说：“看到床上躺着的是一只大老虎！”袁世凯闻听此言，面色阴晴不定，半晌，喝了一声：“胡说！”然后，吩咐丫环此事再也不许跟别人提起，还赏了她几两银子。姨太太知道此计定能奏效，因为袁世凯相信这些神道故事，他相信自己天命所归，必有这些征候，就像汉高祖梦白蛇一样。而且的确有算命先生告诉他，根据他的面相和八字，他是龙虎之命，必定有登九五之尊的一天。袁世凯五短身材，加上那两撇很有特色的“虎须”，的确有点像蹲在地上的老虎，袁世凯很是得意。这还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前的事，所以袁世凯成了民国元首以后，觉得算命先生有先见之明，他对命相之说更加相信。他最喜欢的摆设就是一块两丈余长的吊睛白额东北虎虎皮（由张作霖进献），他将虎皮铺在太师椅上，常常躺在上面神思遐想，得意洋洋，做着“龙虎之命”的美梦。到了1915年5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迹象非常明显的时候，四川碰巧发现一个溶洞里有两条嵌在洞壁上的恐龙化石，有些利禄熏心之徒就趁机打电报向袁世凯劝进，说这是真龙天子出世的祥瑞之兆，当然这“真龙天子”就是袁世凯。袁氏居然深信不疑，还为此专门拨出几十万元的经费来修缮保护。到了后来，他教训女儿读书的口头禅，由“再不好好读书，不给你饭吃”，变成了“要好好读书，都要当公主啦”。对于当皇帝一事，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

但论起袁世凯的长相，与其说像虎，不如说更像“蛙”。

1915年春，称帝前夕，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墓侧突然长出一根紫藤，有一丈多长，蜿蜒盘绕，状若龙型。袁世凯便命长子袁克定前往视察。袁克定回老家看到以后，来信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愈儿臂，且色颜如血。或天命所归，而降此瑞验耶！”于是这更坚定了袁世凯称帝之决心。

在筹备复辟帝制期间，袁世凯曾请一位著名的星象家测字，他写的是一个“袁”字。星象家说：“此字是喜字头，哀字尾——”还没说完，袁世凯恶其言太不吉祥，不让他再说下去，又将其招入密室，命其再占文王课。卜算的结果是：姜太公80遇文王之象。袁世凯以为这是暗示袁氏天下只有80年，心甚不乐。其实这个星象家也真非凡品，算得甚是“灵验”，前者是欢欢喜喜坐基等朝，悲悲哀哀下台结尾；后者80年也没有，只当了83天皇帝，前后相应，没有什么误差。

我们常说待人接物要注重细节，袁世凯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袁世凯出身卑微，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就是连“学”都没有“进”过，但他最终位列军机，爵封宫保，在有清一代的汉臣中，以他的出身做到这一地步是绝无仅有的。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谦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权就耍权弄计，飞扬跋扈。在遭人嫉恨算计之后，却又幡然变计，尽改前辙，以谦下待人为能事。即使后来他官封督抚，仍谦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谄媚。他也练就了一番圆融通透的交结手段，使得任何权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宠若惊，而权位高于他的人则心胸舒泰，极为受用。至于权位和他相当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绝不放过任何示好的机会。他赢得别人好感的秘诀在于“以小见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和小事来打动人心。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面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像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膀，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都提到袁世凯是一个很有修养、待人亲切的政治家，因为他不管多忙，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是能够一口叫出这些外国人的英文名字，开心地和这些客人回忆曾经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袁世凯对外文一窍不通，记住这么多彼此相差无几的外国人的名字和面孔而不混淆，这一点殊为不易，换了别人恐怕就做不到。这些外国人见惯了顽固排外的清廷大臣，忽然碰到这样一位对他们念兹在兹的可人，心中的新鲜感和对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们总是在不违背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予袁世凯以支持，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礼地做朋友的同时，赤裸裸地争夺利益，面无愧色地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这一点却的确是袁的特长。

其实，政治家中博闻强记、精力过人的人很多，但如何将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派上最佳的用场？袁世凯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在见面的时候一口叫出人家的昵称，有时比脑子里装一堆军国大事还重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在你心中至关重要，这是赢得别人好感的不二法门。而在一般交往中，将和他人相关的细节记住并让别人知道你记住了，那么他无法不被你的“深情”所感动。做到这一点难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有心。

对于那些地位比自己卑微的人，绝对不能有所轻视，对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只是一颗小石子的小事，在别人心里却可以激起千重巨浪，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所以，种下一点点轻视，可能收获如山的路障；而撒下一点点尊重，则常常收获千钧的感激和意想不到的厚利。

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莲英是结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内应，他对一般的内廷太监就没什么好巴结的了。但袁世凯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手里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个优秀棋手，每一个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场。庚子事变（1900年）后，张勋带领宿卫营负责守卫颐和园，和给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即账房）的宠信太监马宾廷交谊密切，袁和张都与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与张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呢！”马就在院中待袁，袁

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马宾廷的后人还念念不忘，马宾廷当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马宾廷的感激有什么价值？让我们来看看官场中一个不变的规则：在权力场中，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获得的权力越大，而晚清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那个常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老佛爷”。要接近这位“老佛爷”，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知其“所好”，这种珍贵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爷”周围的一帮人提供。所以，袁世凯得慈禧欢心的秘诀，就在他对马宾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马宾廷、李莲英这样的人对袁世凯来说真是“妙用无穷”。因为恪于礼制，当时大臣召对时，都得埋头跪地，不敢抬头看皇上和太后，这样大臣召对时就难以从太后的表情来揣测她的喜怒。袁世凯和李莲英约定，袁低头看李莲英的双脚，他双脚叉开，就是老佛爷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了，不要再说。袁世凯就是这样来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当然“应对无不称旨”。

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太极妙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刚为柔，懂得隐忍不发，懂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关键就是他坚持“做人做事不做绝”的原则，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也绝对避免“背水一战”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观念。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阳予阴取，上下其手。他是浑水摸鱼的老手，水越混，则他摸鱼的兴致越高、心思越敏、手段越灵。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庚子事变”。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勤王”。袁当时是山东巡抚，又手握精锐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出兵吧，不只引火烧身，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可能，到时候八国联军“秋后算账”受不了。所以，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对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星夜驰往直隶”勤王，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使她即使仓皇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袁世凯进贡的。可惜慈禧觉得司机竟坐到她前面，这不成体统，所以只用来做摆设，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对外洋列强，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慈禧对袁世凯的另眼相待是经历庚子事变之后，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朋友”，对他赞赏备至。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都没有袁世凯做的这么天衣无缝。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董福祥、宋庆，于大局是一叶障目，于小节是胶柱鼓瑟，听命于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把握之仗，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乱刀砍死，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其部队解散，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倒是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可依赖的精锐了。而那些督抚们，在这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节，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尽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

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开弓，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表达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制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针引线，终于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弄术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凯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对他的确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洋务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崇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洋务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但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8年历史。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节”。

由于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这个节日。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不同意，对孙中山不满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为了适应当时世界上风行的改历潮流，一些改历人士重新提出，先过“元旦”新年，后过“春节”旧年，新年在前，旧年在后，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颁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这个政令一颁布，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对国民党的热潮。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下来，而且还招来了国内许多反对的声音。

“春节”从“过年而不过节”，经袁世凯批准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90多年来，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把春节当作真正的“年”来过。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或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

元宵节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原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街上小贩在吆喝“卖元宵”，袁世凯一听，“元宵”不就是“袁消”吗？这是要消灭我袁世凯啊！可他又没办法禁止人们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袁世凯干脆来了个掩耳盗铃：下令从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为“汤圆”，小贩们叫卖汤圆，听起来就不那么刺耳了！

袁世凯是顺耳了，可全国人民却不干了，尤其是革命势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凯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庙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小贩们照旧扯开了喉咙：“卖元宵啦，卖元宵啦！”引得人们纷纷购买。执勤的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因为谁都知道，老袁复辟是逆历史潮流，不会长久。

果然，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卖元宵”的吆喝声却在今天还能听到。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儿歌讽刺他：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他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袁世凯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袁世凯自有他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一查袁世凯的一妻九妾，四姨太为他殉节，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袁世凯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袁世凯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凯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凯采用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

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袁世凯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英语，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看来，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乏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