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晚,下着雪,在紧靠郊区奶牛饲养场的一套普通公寓的三层楼上,诗人程文联在睡梦中被一阵嗞嗞的水声惊醒了。这次睡眠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他记得屋外露台上的自来水管让冰封住了,大约半个小时前,他从阳台上捧了一盆积雪回来煮水喝。现在,铝锅里的水已经沸腾。屋内弥漫的水汽很快就被门外吹进来的冷风驱散了,他看见三个蒙面人站在他的床边。

他们似乎并不急于一下子杀死他。一名歹徒随手操起一把吉他,弹了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另一位则径自走到他的书桌前,骂骂咧咧地翻着桌上的贺年卡,还随口问了一句:“‘我找到了月亮花。’嗯?什么意思?”剩下的一位坐在炉边,将那把带血的三角刀指向程文联,嘟嘟囔囔地发出了第一个指令:

“起来,给我们煮一壶柠檬茶……”

程文联是汉族人,却在阿克苏和阿勒泰地区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哈米尔·艾买提。

据他的房东,一位高级音响师回忆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午,他们为庆祝即将来到的新年,特地宰杀了一头羊。他曾经邀请诗人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程文联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建议后回答说,他现在的心情不适合闻到羊膻腥味……

“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音响师手里捏着一只羊角,同情地看着他。

“不,”程文联神秘地笑了一下,“应该说,遇到了幸福。”

随后,他看见他上了楼,以后再也没有下来过。

坐在音响师旁边的那个年轻妇女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说程文联是一个高尚的人。她为有这样一个房客,内心一直“悄悄地”充满感激。因为他能够使日常生活中最乏味的东西都变成奇迹。“他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生活虽然充满艰辛和肮脏,可还是值得过的。”她在说这番话时,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她的丈夫吃惊地看着她。

这天傍晚,她去楼上取衣架,看见程文联一个人站在露台上,正专注地照料着一盆花,花瓣有好几种颜色,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鲜花。她问他这株花叫什么名字,程文联就用一种惯常的幽默口吻对她说:“当然是月亮花知道啦。”

提到月亮,音响师的母亲,一位镶着银牙的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让儿媳妇给我们取来了一帧相片。这是程文联在两个多月前替老太太拍摄的,老人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怀里抱着一轮满月。这是两次曝光后的影像考虑到程文联曾是一名摄影师,这幅照片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除了月亮、花,也许还有巴赫的音乐,我们不知道艾买提还喜欢什么别的东西。他还写点诗,不过他很少谈论。”音响师说,“只要有空,他就往附近的一个花鸟市场跑。”

根据我们的调查,程文联近来如此频繁地光顾花鸟市场,除了买花之外还另有企图。用我的同事廖增湖的话来说,是为了去遇见阿依古丽。程文联本打算守住这个小小的秘密。可正如维吾尔所说的那样,任何秘密都有泄露的一天。你如果在地上挖个洞将秘密埋起来,可地上长出的芦苇被风一吹,秘密还是泄露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他从花铺里买一束菖蒲出来。在宠物店的门前遇到了她。当时,她正在向一个卖鸟的老头打听喂养金丝雀的方法。笼中腾跃的一对小鸟的悲啼使他永远记住了她。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咖啡色西服,白毛衣,黑色的裙裤。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程文联就像遇见一个熟人似的与她打招呼,然后问她能否与她相识。

她笑了起来:“我叫阿依古丽,你呢?”

“我叫哈米尔·艾买提。”程文联说。

“这就是我们的维族姑娘。”程文联事后这样向我形容那天的情景,“热情,质朴,自然。”他在上海曾无数次尝试着向陌生的姑娘致意,她们不是远远地跑开,就是假装没有听见。只有一位姑娘对他的问候作出了应答。那是在依势丹百货商店的自动扶梯上,他向一个吃冰淇淋的漂亮少妇问好。

“你好。”程文联叫道。

“神经病。”少妇回答道。

程文联与阿依古丽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暖房里。阳光使花房顶篷的塑料膜味都散发出宁静、甘美的气息,他们在那些巴西木、剑兰、橡皮树和杜鹃花的小径中行走,除了给花木喷水的花匠偶尔经过他们身边,没有人会打扰他们。他们甚至能够听见卷曲的花叶绽开的声音,听见阳光的嗡嗡声,还有他们各自的呼吸,以及阿依古丽身上织物纤维的摩擦声。

她说她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的教师,是学油画的。她的画室离这儿不远,她问他是不是愿意去看看她的那些画。程文联出于对过分喜悦的敬畏,不假思索地推辞了。他后来一直为此事后悔不迭。在他的一组题为《相遇》的长诗中,交织着悔恨和庆幸的惆怅展露无遗。而在程文联看来,这种惆怅和忧郁的情愫,正是幸福之树上开放的幽暗花朵。巴赫用它的全部奏鸣曲向人们作出了同样的启示。

那天他们将要告别的时候,程文联买了一盆两尾叶的铁树送给她。阿依古丽淡淡地笑了一声:“艾买提,你不该给一个姑娘送铁树。”不过,她还是高高兴兴接受了程文联的礼物,她的高兴不是装出来的。她还说,但愿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她能够为他带来铁树开花的消息。

音响师的妻子似乎还记得阿依古丽的容貌:大眼睛,很深,很蓝,睫毛又黑又长,她一见她还以为她是外国人。“她一共来过两次。一次是和艾买提一道,手里抱着一大束玫瑰。还有一次就是昨天。她来的时候恰巧艾买提不在(廖增湖作证说,昨天下午,程文联和他一起去上海大学打排球去了),她就递给我一个信封,让我等艾买提回来后交给他,随后就离开了。

“这天晚上艾买提很晚才回来。我把那封信交给他,他拆开只看了一眼就一把将我抱住了……”

她的丈夫不知所措地看了她一眼,解释说:“艾买提也许太激动了。”

“到了后半夜,程文联又来敲我的房门,他为刚才的事向我道了歉,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道歉。然后,他这样问我:‘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花……’”

在维吾尔族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奇异的花卉,名叫月亮花。它长在草原、湖边、幽谷和冰山之中,可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它。维吾尔族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他的《花林》一书中曾记载过这种三色的蔷薇科植物。他声称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八年曾两次见到月亮花,并制作了标本,但经后来切片分析,被证明是戒指蓝的变种。而汉族学者饶仲梅一口咬定所谓的月亮花实际上指的就是雪莲,同样很难令人信服。他的多年来对这种奇异花卉的苦苦寻找大概已让他失去了耐心。

从十一岁开始,程文联带着一架海鸥DF照相机在阿克苏一带的山区寻找月亮花,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南疆。月亮花,是真主的无边恩典,是美丽的魔法的影子,是爱情和黄金的时间,是云朵上的飞鸟。

在塔尔寺红色的廊柱下,从一个转经的活佛交谈中知道了他的烦恼,曾经建议他去人间寻找,因为凭借佛祖的智慧之光,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那是一九八四年,程文联来上海读书时从那儿经过。

“会不会是月亮花?”我问道。

音响师的妻子想了想,说她记不清了。

在阿依古丽的画室里,程文联曾与她谈起过月亮花。她当时略微有些吃惊的样子让程文联眼睛一亮。她的画室在一个木材厂的隔壁,被风吹起的锯末刨花纷飞,电锯的声音使他们不得不用喊叫来交谈。

阿依古丽问他:“我每次去花鸟市场总能遇见你,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这种花?”

程文联点点头。

“在新疆找不到的东西,在上海能找到吗?”她的语调中充满了自豪。

“我几乎就要找到它了。”

“‘几乎’是什么意思?”

程文联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阿依古丽又问他,“在你的想象中,这种花该是什么样子的?”

“除非我将它画出来。”程文联答道。

阿依古丽果然为他拿来了纸和画笔。程文联画了一个月亮又画了一束玫瑰,然后脸上呈现出令人迷惑的笑容,“它在我的想象中就是这样的,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阿依古丽说。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十二月三十日的上午,大风吹了一夜,将煤气厂上方的烟尘都吹散了。天空再次变得幽蓝而遥远。阿依古丽来找程文联未遇,在她留下的一张贺年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艾买提,我找到了月亮花,你拆开信封就能看到她。

第二天,也就是元旦的前夜,我的同事廖增湖和曹元勇来看我。晚饭后,廖增湖忽然提起,已有很久没有喝过程文联煮的柠檬茶了。我们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郊外的奶牛饲养场。

房东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说程老师正在楼上睡觉。“他经常睡不着觉,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特别事,就先到屋里喝碗羊杂汤,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音响师和他的妻子也出来招呼我们。我们喝着羊汤,听着房东一家谈论着艾买提的趣事。每人还唱了一首歌。

后来,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廖增湖在楼梯口的一张羊皮上捡起一把三角刮刀。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此刻的身份,拉下清一色的绒线帽,遮住了各自的脸。

我们一进屋,就看见程文联懒懒地躺在床上,用略带讥讽的目光看着我们,那时,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他脸上洋溢着的喜悦,但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心中珍藏的幸福的秘密:

阿依古丽,翻译成汉语,就是月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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