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这位被告律师最后说:“我们恳请你们,在考虑了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证据之后,送回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事实与公正的裁决——一个‘无罪’的裁决。”

公诉方由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首先致词:

“恩爱夫妻们说这样的话:‘我,迈克,接受你,卡瑟琳,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我将爱你、抚慰你、尊重你、保护你。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里,我将摈弃一切,只奉你为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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