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领导者都有一意孤行的癖好,除了自己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有益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在组织的环境里发生质疑的时候,出面发出质疑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不忠”的标签,甚至被视为是制造麻烦的人。到底什么才是判断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最佳方式?应当鼓励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人。

战国时期,一位君王曾下过一道求谏旨令:“群臣和百姓能当面指责寡人之过的,受上赏;上书规劝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公共场合议论寡人的过失而被我听到的,受下赏。”这道旨令一下,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年之后,人们想再进直言,已无话可说了。而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泰民安,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领导人必定要垮台。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其实,关羽并不是疏忽大意而丢了荆州,而是丢在他不能兼听不同意见的弱点上。关羽守卫荆州时,东吴吕蒙做了大都督,吕蒙早就有抢回被刘备骗去的荆州的打算,但他心知强攻硬取只会使自己吃亏,于是想办法从关羽的弱点上开刀。正巧,关羽没有亲自守荆州,正在外面带兵攻打樊城,吕蒙一见机会难得,便表面上主动与关羽搞好关系,暗中用计蒙蔽关羽。他诈称有病,让东吴书生陆逊代替自己都督的职位。陆逊刚上任,就以友好的言辞写了一封信,并备了厚礼,遣使拜见关羽,关羽听说后,警惕性一下子放松下来,他还嘲笑孙权说:“孙权见识短浅,竟用孺子为将!”他丝毫没把陆逊放在眼里,认为陆逊奈何荆州不得,反而把荆州守兵抽出攻打樊城。关羽的副将司马王甫、赵累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东吴必有阴谋,苦劝关羽不要轻易撤走荆州守兵。而关羽对东吴近日一系列的行动与迹象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狂妄地认为东吴胆怯,放心大胆地撤走了荆州守兵。但后来事实是,东吴军队渡江夺取了荆州城。

直到此时,关羽对荆州已失守的消息仍不相信,当军中有人私下传言荆州失守时,他听后愤怒地制止道:“此是敌方讹言,以乱我军心!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都督之职,不足为虑!”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后来探马报知实情后,才相信荆州真的丢失了。关羽这才大惊失色,不得已投奔荆州属地公安,岂知公关也已被吕蒙夺取了。在这进退无路之际,关羽似乎有一丝觉醒,他对身边的司马王甫深深叹道:“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

如果说,荆州是关羽大意才丢失的还说得过去,那么,关羽败走麦城则是不听建议所致。当困守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际,关羽决定抛弃麦城,突围去西川。可是去西川如何取道他又拒绝了王甫的正确建议。去西川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偏僻小路,关羽打算从小路去西川,王甫听后惟恐吴魏在小路设下埋伏,连忙建议部队取道大路。这时,关羽又犯下了一意孤行的老毛病,他固执地不肯听王甫的话,还自信地扬言:“纵有埋伏,有何惧哉!”坚定不移地要走小路。王甫料定关羽此去凶多吉少。纵百般劝阻仍无济于事,结果呢?父子双双遭擒身死。一代英雄豪杰因不能兼听不同的意见而酿成重大的历史悲剧。

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窝皮珍贵;千百人俯首顺从,不如一人诤言争辩对事有益。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具有从谏如流的雅量,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下属敢于讲不同意见。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领导者能经常听到不同意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H.M.托利得提出: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两种正反的思想共存,说明你能够听进不同意见,或者说,听到反对意见时不是暴跳如雷恼羞成怒,而是能把反对意见认真听完并加以分析,说明你已经将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如能够充分加以分析,会对决策起到积极的影响。

袁绍就是因为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而最终以十万之师败给曹操的数万大军。袁绍兵多谋众粮足,宜守;曹操兵强将勇粮少,宜速战速决。袁绍起兵应战,田丰极力反对,被关入囚牢。袁绍果败,大伤元气,因大悔“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逢纪乘机进谗言,袁绍恼羞成怒,决意杀田丰。

田丰在狱中,狱吏贺喜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您一定又会被重用啊)。”田丰怅然说:“袁将军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果然使者奉命来杀田丰,最终田丰自刎而死。

而曹操面对不同意见,采取的却是与袁绍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曹操在初定河北后,又与众人商议西击乌桓;曹洪等人极力反对。曹操听从郭嘉之言,费尽艰难破了乌桓。回到易州,重赏先曾谏者。诚心对众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以后不要怕提意见)。”

田丰的反对意见是对的,袁绍却把他杀了。像这样的糊涂领导,谁还会再提反对意见呢?怎么会逃脱惨遭失败、受人耻笑的结局呢?袁绍四世三公,根基深厚,曹操也深为叹惜:“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

曹操则相反,从善如流,不闭目塞听,即使反对意见错了,仍然大加奖赏,鼓励大家多讲。因为反对者总有反对的理由,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如果侥幸成功,就轻视取笑甚至惩罚提反对意见者,那只会让众人变得唯唯诺诺而已。

管理者拥有权力、地位,容易被阿谀奉承、阳奉阴违所蒙蔽而听不到真话。现实生活中,为了赢得领导的欢心和偏爱,下属大多讨好,甚至糊弄管理者,说假话蒙骗上级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要有听真话的诚意、胸襟和行动。

某领导带领下属一行10人,乘坐一艘小船,到某海岛游玩。回途中,领导提出暂不回航,到另一小岛上去玩儿。其中有一人提出:“那岛周围暗礁多,流急浪大,很危险,还是不去的好。”领导听后很不满意,厉声说道:“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扫大家的兴,风平浪静有什么意思?同意去的站到左边,不同意的站到右边。”很多人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结果一个个都向左边走去,当右边只剩下一个人时,小船由于重心偏移,翻了过来。

都站在一边,并不是好事。领导独断专行,讲真话者受到排挤、孤立,谁还愿意讲真话呢?领导要听到真话,就必须以开放的心灵容纳别人的想法,有民主的作风,让群众想说、敢说,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另外,领导应该认识到,敢提意见的人,并非对自己有成见。多数敢提意见的人,是相对有事业心、有进取心、责任感强、思想敏锐、关心工作的人。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话未必中听,中听的话未必真实。一些意见可能偏激、不全面、不正确,甚至个别人可能意气用事,发泄不满。领导要有气度、有雅量,辨证地看待,不能因与自己意见不合而抱成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与度量,听到一些过激的言语时,不要气恼,要宽容、忍让,耐心地让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再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分清是非,这样才不至于堵塞言路,才能表明自己提倡、赞赏、鼓励、支持说真话的态度。当然,在听取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时,也要分清真伪,搞清凿凿之言、肺腑之言和毫无根据的谎言。要分清好坏,分清金玉良言和别有用心的谗言。要分清虚实,分清不含水分的实在话、毫无意义的空话和言过其实的大话。只要领导放下架子,多一点人情味,以诚相待、平易近人,和下属交朋友,就能以自己的真情换来部下的真心。

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国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他列举历史上的人与事说:“秦二世只听赵高的,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耳目闭塞,导致国家灭亡。国君如果能多听各方面的意见,采纳下面的正确主张,下情上达,就会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被蒙蔽,就昏庸。”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连连点头称好:“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戴高乐将军文笔优美,又勤于写作,因此,他和智囊团中的重要组成人员——“笔杆子”的关系就很特殊。他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就他指定的题目撰写发言稿和文章。但这些“笔杆子”为他撰写的东西,常常不能为他所用。

有一次,一位智囊为他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自认为十分满意。可当第二天拿到戴高乐阅过的这份稿子时,他失望了。戴高乐已经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这位智囊诊断,这表明戴高乐对自己很不满意,自己已经面临着被辞之祸。于是他尴尬地问:“我是不是还有必要留在总统府工作?”戴高乐淡然一笑说:“当然有必要了!我需要一份讲演稿,为的就是和他唱反调。”戴高乐就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身边的智囊进行运筹于帷幄中的较量,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思考,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来和自己想象中的论敌或政敌进行争斗。于是,他要求顾问和智囊不断地给他写报告、文件和备忘录。当他面对它们时,他就像面对能言善辩、勤于思考的饱学之士。

戴高乐是个来文必复的总统。他阅过的文件在第二天一定要退回给作者。在文件的上面留有他对他们的同意、否定、争论或是赞扬的批语。而这些顾问和智囊们就会在他的简短的指示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但又不迷信自己的思想,总是在兼听他人的想法之后,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做出自己的结论——所以谁也不敢轻视这种人。

两年前一位记者朋友去一家乡镇企业采访,那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该企业董事长正坐在办公室生闷气。原来,上午在董事会上他再次提出上果汁生产项目,又被否决了。

聊起企业的管理问题,他连连抱怨:现在的企业越来越难管了。他说:“企业刚创立的时候,虽然规模小,员工文化素质也不高,但干什么都比较顺心。我指东,没有人往西。现在倒好,规模上去了,效益也翻了几番,又招进了大批高学历的人才。按说,工作应该更得心应手了,可实际上呢,我的话现在不灵了,常常有人唱反调。就说生产果汁这件事吧,你知道,一瓶汇源或是茹梦,饭店卖十几、二十元。咱这个地方有的是果子,要是上了果汁生产线,你想想那利润!可几个副老总愣是不同意,说果汁眼下走俏,但从长远来看却……”

两年后,这位董事长在北京参加全国劳模表彰会,又与记者朋友见面了。闲聊时,记者朋友问他那个果汁加工项目后来是否上了,他长嘘一口气,说:“幸亏当初没上,如果上了的话,现在可就背包袱了。邻县上了一家,老本都搭了进去。”

他感慨地说,企业里有人说“不”,并不见得是坏事。

作为领导,员工在你面前唯唯诺诺,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当有人向你说“不”时,应该庆贺才对。如果你总是按过去成功的道路走下去,接下来等着你的定是失败。

孙某与刘某同一年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同时被聘为某公司的项目协调员。两人才力相当,业务水平难分高下,不同的是两人的处事态度。

每次讨论刘某设计的项目时,大伙只要提出点什么意见,他总是据理力争,一二三四五,说得别人无言以对。虽然大家都认为他言之有理,但总觉得他有点傲。领导有时极有风度地点拨其项目的某些缺陷,刘某便引经据典找依据,弄得理论水平不高的领导很难堪。

孙某的态度正好相反。对每个人的建议,他都做认真的记录,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特别是领导的指示,他十分重视,有不清楚的地方,便反复讨教。参加孙某的项目讨论会,大家都有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且大家都乐意将自己的宝贵意见送给他。孙某最后经过修改后的项目书,必定是博采众长,无可挑剔的。

结果呢,孙某每次做出的项目都获采用,而刘某做出的项目却极少被采用。业绩的不同拉开了他俩的差距。后来,孙某升任公司副总经理,而刘某早在两年前就跳槽了,至今还是小职员。

采纳他人的建议比他人意见是否正确更重要。孙某比刘某更胜一筹的地方是他淡泊自我,永远尊重对方。管理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而是多多倾听。

美国微软公司以充满活力而闻名,中国的微软人同样充满活力。

一天,曾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李开复想为公司的新会议室命名。他马上让秘书通过电脑发出通知:现在

征集会议室名称,截稿时间为明天下午六点。建议使用“中国最著名的发明家的名字”或者“中国最著名的发明”来命名。

“我建议用‘火药’作为命名之一。这样,当你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必会激发所有的力量,为你的思想而战。”

想到他和同事的智慧将会以火药的力量爆发出来,李开复不免有些兴奋,在这句话的后面又留下一个符号“:-)”。这些符号竖过来,就是一对小眼睛、一个小鼻子和两张哈哈大笑的嘴巴,以示书写者的快乐。

点击屏幕上一个按钮,就把李开复的“建议”连同他的邮件在同一时刻传给了研究院的所有人。

“火药”的念头在众人的感情上立刻引起了共鸣。“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秘书小徐立刻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发出的电子邮件中,特地用中文补充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别的名字,如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博士小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应当把“司南车”变成“指南厅”。

“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李开复也加入了大家的讨论。他想起中国人在数字领域里发明了“零”的概念,“这等于是半个计算机啊!”他又给所有研究员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让人联想到‘灵堂’的。”

于是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名字。小陈和小孙马上意识到,ZeroRoom可以翻译成:灵感屋。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

到了规定的截止时间。会议室的名称确定了方案:

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灵感屋、印刷厂、算盘室。

点子最值钱,而架子让人厌恶;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只有企业领导放下架子和权力,倾听下属的声音,大企业病才可以克服。

(微软公司简介:创建于1975年,个人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先导,创始人是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总部设在华盛顿州的雷德蒙市。其主要产品为Windows操作系统、IExplorer网页浏览器及MicrosoftOffice办公软件套件。1999年推出了MSNMessenger网络即时信息客户程序,2001年推出Xbox游戏机,参与游戏终端机市场竞争。微软公司于1992年在中国北京设立了首个代表处,此后,微软在中国相继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等科研、产品开发与技术支持服务机构。微软中国是微软公司在美国总部以外功能最为完备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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