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说:“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十分朴素的、明白如话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说话力求通俗化,口语化,如不考虑听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语言就既不亲切,又艰涩难懂,往往事与愿违,弄得不好,还会闹成笑话。

口头语言通过耳朵传入大脑。因语言有同音异义,一音多义,如用晦涩难懂的话,势必影响听的效果。而且听众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广大群众讲话,更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1940年7月,贺龙同志在晋绥军区的党员训练班讲党课。讲课之前,指导员带人抬来一张旧木桌,一条木板凳,桌子上放了两个粗瓷大碗和一双布鞋。这三样东西,一下子吸引住了学员,大家不明白要干什么。贺龙笑眯眯地说:“我来讲第一课,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喽!”然后他端一个大碗问学员,里面的小米是做啥子用的,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做饭的。又问哪来的,大家回答,是老百姓的。贺老总由此生发开,讲吃小米容易,种小米难;又讲老百姓吃墨石,让部队吃小米;讲军民关系,讲群众路线;又批评了有的同志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明白了搞不好群众关系就会挨饿,打败仗的道理。说着说着,贺龙同志拿起另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水,还有一条鱼。贺龙把鱼从碗里捞出来,不一会,鱼不动了。贺龙乘机问,鱼为什么不动了,回答是离开了水。贺龙总结道,军队和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军队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根据地的存在,人民军队的壮大,都是因为执行了党的路线,群众拥护的结果。贺龙的课讲得具有真情实感。它不仅重点突出,层次清楚,而且把一个严肃的课题讲得浅显形象,通俗易懂。如果贺龙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之情,没有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之心,不考虑学员的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讲出这些道理,就不可能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如此深入浅出的阐述。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有较大的差异。有的人在讲话中过多地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化,也使人听了很不是滋味。比如有一个青年在演讲中描述他听到母亲被人杀害时的心情说:“我的心海荡起悲哀的浪潮,两只眼睛犹如双泉,盈满晶莹的、清澈见底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台上讲者痛哭失声,台下却发出一阵笑声。这样的讲演自然是不成功的。其失败原因在于,他不讲究语言的实际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不口语化、通俗化,而文学味太浓,遣词造句过于华丽和艰涩,必然会令人笑话。

社交语言需要用讲话者和听者双方都习惯,共同感兴趣的“大白话”来表达,这样才容易沟通感情,交流思想。若追求华丽新奇,过分雕琢,听者就会认为这是在炫耀文采,从而对你的讲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所以,使用语言正像鲁迅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力量。

日常讲话力求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那种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是故作“高雅”,听众未必喜欢。罗丹说:“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相互地描绘和写作。”这句话对演说的语言使用也是适用的。

语言是说话的最基本要素,所以,我们有必要广泛学习语言,以使会话更加通俗易懂。怎样学习语言?学习语言不可生搬硬套,而应融会贯通;应勤于观察、体验,真正熟悉自己所描绘、讲述的对象,理解事物的声调、色彩等。托尔斯泰修改《彼得大帝》时,为了描绘罗斯托夫大钟楼上7吨多重的大钟和彼得大帝乘坐过的橡木大船,曾特地爬上钟楼,亲自弹了弹那只大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去列斯拉夫湖边,亲自摸了摸那条旧船。这里尽管举的是如何运用书面语言的例子,口头语言的表达也是同理的。

将说话比喻成是一部大机器的话,那么语言、词汇便是组成这部机器的零部件。就像没有好的零部件便没有好的大机器一样,苍白贫乏的语言则显然难以构成成功的演说、讲话。中国历代的丰富语言宝库,五洲四海的优秀语言财富,鲜明生动的民间语言,精心雕琢的书面词汇,都是能让我们大力开发的不尽资源。曹禺说:“哪一天我们对语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了大门,以后才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语言方面的富翁。”巧用各种语言材料,能使话语通俗易懂。

1、成语

说话时熟练地运用成语,能使语言更加生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在谈话中对国民党提出严正警告,便大量使用了成语。其中有一段是:

“我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他们必须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果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这段话里,毛主席用“祸起萧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莫能助”、“亡羊补牢”、“怙恶不悛”、“忍无可忍”等成语,有一种强大的艺术魅力。同时加重语气,增强了说服力。

成语是约定俗成的用语,说话时如果换一种方式去理解,也能产生新意。钱钟书的《围城》中就有一个巧用成语的例子:“不是众叛亲离,而是离亲叛众。”这一内部语序的变化,很有辩证意味;主动与被动的错位,褒贬之间,一目了然。

成语,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成语也会发生内涵的改变,所谓“世易时移,变化宜矣”,别解成语亦如此。

童心田在一次即席“话别”时的开场白说:“我先带头‘话别’,‘抛玉引砖’(误会的笑)——引玉砖!”(鼓掌)这就有新意。一般自谦为“抛砖引玉”,他先似不自谦,故招来“误会”。这种铺垫更显出新解之妙。

2、谚语

谚语和成语一样,也可以为语言增色。谚语经历了千百年的长期流传,千锤百炼,凝聚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智慧。谚语因其具有寓意深长、语言简练、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的特点,所以常常为讲演和谈判者使用。

1988年5月,美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经过紧张磋商,在某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都表示要继续对话。戈尔巴乔夫担心美国言而无信,于是在讲话中用谚语提醒:“言不信,行不果。”里根也送给戈尔巴乔夫一句谚语:“三圣齐努力,森林就茂密。”这些谚语形象鲜明且富于表现力。

在一次我方与外方的商务谈判中,谈判已进行到尾声阶段,双方只是就一些细节反复协商。这时,外方有人送来一封信,说外方已经筹备完毕。外方主谈打开信封一看,信封内空空如也。原来,送信人一时疏忽,信没有装入信封。外方送信人十分尴尬。这时,我方代表为了缓和气氛,使谈判尽快继续下去,微笑着说道:“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句话,使外方送信人迅速摆脱了尴尬,冲淡了紧张气氛。这句话原来是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谚语,我方代表借用此语使气氛恢复了正常。

3、比喻

当说到一个听众不熟悉或不很熟悉的话题时,成功人士会引用贴切的比喻,便于众人理解和接受他的观点。运用比喻,可以把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使真理变得浅显通俗。作家秦牧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好比喻,常常能有效地吸引人。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的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有的人非守法不可,有人就比喻说:法律像张蜘蛛网,大昆虫挣走了,小昆虫却给粘住了。”如果直接说资本主义的法律对某些人没有什么约束力,意思比较抽象,而拿蜘蛛网打比方,具体形象的意思便从抽象的雾霭中显露出来了。

比喻贵在抓住事物的特征。《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的日子里,把家里的子侄们聚集在一起,同他们谈论做文章的规律。不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兴致勃勃地说:“白雪纷纷何所似(这纷纷扬扬的雪花像什么呢)?”侄儿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在空中撒盐大约可以比拟吧)。”侄女谢道蕴却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不如用柳絮随风飘舞来比喻)。”谢安听了大笑,感到十分愉快。

在这则故事中,谢朗把纷飞的白雪比做空中撒盐,谢道蕴则比做风卷柳絮。两个比喻都符合“像”的要求,但后者显然优于前者。前者仅仅抓住了雪与盐颜色上的相似,后者则不仅顾及了颜色,而且还抓住了柳絮与雪花轻柔飘飞的形态上的相似之处,这就比以盐喻雪高明得多。所以谢道蕴的比喻受到了谢安的称许。

说话使用比喻,有必要注意比喻的技巧。比喻有两个成分:一个是被描绘、被比喻的事物,叫“本体”;一个是用来打比方的事物或现象,叫“喻体”。本体、喻体是不同的东西,有本质差别,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相似之处。本体大多比较抽象、深奥,或是生疏而不易理解;喻体则具体、浅显,为人们所熟悉。比喻形式通常有:

明喻。明喻,通常用“像”、“好像”、“如同”、“一样”等词来联结本体和喻体。如“她的眼睛像两汪清清的山泉”,这个比喻就是个明喻。

暗喻。暗喻,也叫隐喻,通常用“是”、“变成”、“当成”一类词来联系本体和喻体。如“这个人总要看‘头头’脸色行事,给根鸡毛也要当成令箭”,这用的是暗喻。

借喻。借喻,通常是本体不出现,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如“真令人倒胃口,好像吃了个苍蝇”,这里使用的是借喻,形容心情很不愉快。

倒喻。倒喻,即把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倒过来,如:“这种动物好吃懒做,真像生活中的一些人。”还有用否定语气构成的反喻:“我又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躲着我?”

4、名言

世界上的许多成功人士,不仅为人类的文明发达、繁荣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也为后人留下了广博的精神财富。他们创造的许多名言名句,脍炙人口,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在讲话中适当引用这些名言,可大大增强讲话的感染力。

毛主席非常喜欢古典文学作品,擅长从中汲取营养,并注意把其精华,如一些名言佳句融会贯通于自己讲话艺术中,因此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说话风格。他引用《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来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为评级而闹情绪,说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他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来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道理。他引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说明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学会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每件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

富有哲理性的名言人人都喜欢,因为它凝练、深刻、上口,给人以美感,令人回味,发人深省。一个人讲话是否具有哲理性,能反映其思想是否深刻和成熟。名人名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特定的含义,其正确性是被无数事实证明、被后人所公认的,在讲话中适当引用,能增强讲话的哲理性。

5、方言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固然大有利于交际,但在适当的场合上讲点语言宝库中的“土特产”——方言,也有其独特的魅力。新中国成立前夕,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预见,解放全中国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过不了几天(用生硬的上海话)阿拉(我们)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玩)白相了!”(台下充满笑声)这样的话在那个社会环境和具体场合显得十分得体,通俗易懂,而且出语幽默,又鼓舞人心。

口才学专家詹晓明在谈到方言的作用时说:“喜欢人家说他的方言,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你对广东人说广东话,对福建人说福建话,对宁波人说宁波话,对上海人说上海话,如果你是他们的同乡,当然产生同乡的好感,彼此易于接近;如果你不是他们的同乡,而能说很纯熟流利的对方方言,他一定会觉得你特别聪明,虽然初次相见,印象却可能很好,对于你的请求,本来不答应,或许可以因此而通融些,你的交际,本来不为人注意,或许因此而使人乐于与你接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无一字雕琢,无一丝斧凿,活画出一幅明丽、恬淡、幽雅、质

朴的田园生活图。难怪金代的元好问盛赞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严羽《沧浪诗话》也称誉:“明之诗,质而自然。”

1、“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无论在艺术领域内,还是社会生活中,纯朴、自然,都可称得上最美的境界之一。艺术大师们往往把朴素作为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列夫?托尔斯泰在1851年《日记》中宣称:朴素,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品质”;诗仙李白主张:最好的诗文应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老舍在谈到说话艺术时也曾形象地比喻说:“真正美丽的人是不乱施朱粉、不乱穿衣服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言语交际活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艺术活动。因此,真正富有魅力的话语,也应该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表现为朴素、自然之美的。

2、朴素的语言体现美好的情感

朴实无华的语言是真诚心灵的表露,是美好情感的折射,因此,常常有着巨大的感染力。有一年,中国电影的最高奖“金鸡奖”与“百花奖”在北京同时揭晓。著名演员李雪健因饰演《焦裕禄》的主角焦裕禄,而同获这两个大奖的“最佳男主角”。李雪健在获奖后致答谢词时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他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李雪健这里虽然只说了不到30个字的获奖感言,却非常有感染力,言语中既歌颂了焦裕禄的高尚品质,又体现了自己谦虚的心怀,纯朴实在,通俗易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朴素绝不等于简单贫乏

有人说:“朴素就是简单而实在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朴素的话当然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但朴素绝不等于简单贫乏。言语的真正的朴素美,应如苏东坡所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简古”与“淡泊”即简洁、朴拙、平淡、清纯,不仅仅是朴素美的表现形式,而细腻丰富、蕴藏深厚的内涵,才能使朴素“挺直美的脊梁”。人们常说:“墨有五彩”,这正是讲的在功力深厚的丹青笔下,单纯的墨色与丰富的表现力的和谐统一。在一个平庸的画匠手里,单色的墨尽管也被涂得深浅不一,但那依然只是单调、平板,根本谈不上“五彩”,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朴素美”。朴素的魅力首先在于它丰富的内涵。

李瑞环同志讲话一贯以朴实、幽默而著称。听众感到轻松自然,而他自己却为推敲每一次的演讲,不知熬了多少夜,流了多少汗。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深有感触地说:“看鸭子凫水,上边平静,下边爪子忙得可邪乎呢!”言语的朴素美,实际上是经过许多有形、无形的提炼加工而呈现出的一种“大巧而若拙”的美,是一种让人听来舒畅自然而又韵味深长的美。

言语的朴素美贵在保持个性。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或严肃、或幽默、或直率、或委婉,只要出口,皆发自内心,保持本色。

言语的朴素美最忌追慕虚荣和时髦。一般情况下,人们做到“怎样想就怎样说”并不难,而在讲台上,在陌生人面前,在某些特殊环境下,就不容易朴素自然地讲话。有些人见某种语言、语调时髦,便争相效仿,弄成了邯郸学步;还有的人在某种场合,唯恐别人小看自己,便故意地装腔作势、卖弄博学,反倒增加了别人的反感。追慕虚荣和时髦并不能增进言语交际的效果,应当坚决摒弃。

大部分言语交际的场合,需要我们把话说得自然、通畅,因此,要尽量抛弃那些造作的、文绉绉的词汇,代之以平易新鲜的语言。例如,“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得见尊容,实乃三生有幸”等,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针对特殊对象、特殊场合,只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有虚伪之感。不如这样说“今天能认识您,我真高兴啊!早就听××说起过您,今天终于见到了,真荣幸!”

朴素的言语给人的是淳美,带给交际的是成功。

有些同志提出,社情民意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能否有个通俗的解释?要我说,社情民意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社情不等同于民意,但社情包含着民意;民意不等同于社情,但民意是最重要的社情。在许多情况下,社情就是民情。因此,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最主要的是了解和反映民情民意。

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要想赢得主动、有所作为,都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未来,都必须提倡思考、提倡探索,做到与时俱进。要具体地思考、深入地思考、连贯系统地思考,思考现在、过去和未来,思考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思考实践、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

简单地说别人的东西都不好,或简单地说我们的东西都不行,都是十分错误的。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把他的好与我的好相加,等于比他更好。

一个时期对发展起积极作用而被肯定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就可能成为制约发展而被否定的东西。我们要敢于自以为非,善于超越自我。

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身先发起烧来。

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就会反。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把思想问题比做锁,是先有锁,钥匙后配。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

假如你对群众讲的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而群众看到你的行为却是“好处全占,吃亏不干”;你对群众讲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群众看到你的行为却是挥霍浪费、铺张排场,群众怎么能信服你,你讲的还有什么用?

真实、全面、及时地弄清群众在想什么,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民主、和谐的气氛,就不容易听到真话;如果缺乏闻过则喜的胸怀,就不容易听进真话;如果对听到的情况不作科学的综合分析,就不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只有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才有你。

要经常想想群众在我们心目中占什么位置,我们在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党的背叛。

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确有许多实际困难,而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

存在差异并不都是坏事,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差异使交流与合作成为必需。

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

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

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着干的。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

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中国人只要自己不内耗,别人是打不垮的。

有的人不琢磨事,光捉摸人,专门捉摸干事的人,你在前边干,他在后边看,干对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常有理”。

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

我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这包含两个意思,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李瑞环简介:1934年9月生,天津宝坻人,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等职。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著有:《为人民办实事随谈》、《学哲学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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