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德伯·布莱钦的办公室虽然处于大卫巴格斯坦街的中心位置,却跟他的人一样邋遢。他没有秘书,也没有会客室,只有一个每扇窗户都脏乎乎的房间,外加一个偶尔煮煮咖啡的小厨房——如果还有咖啡,塑料杯也没有用完的话。

房间非常之小,里头养了两只猫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那只鸟又老又脏,头顶也秃了。一张大桌占据了大半的房问,这张桌子不但旧得不得了而且面积大得惊人,神乎其技的搬家工人竟然能够将它推进门来,实在令人称奇。“压路机”

自己常说,那张桌子是七十年前大楼建造时,特别在房间里打造出来的。这当然是玩笑话。

瑞贝卡·林德的案子被分派到“压路机”手上,对她来说是幸运,至少到目前为止。

“噢,”他对她说,一面把那只猫从鼻头摸到尾巴。“那场官司我们打赢了。他们没有再上诉。这样最好。高等法院里有些白痴,老是拿他们自以为是的解释来阐释法律。要他们相信真相就有如天方便谭,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字典里到底有没有真相这个词。”

他注意到,女孩儿面露哀伤。

“所以,罗贝卡——”

“瑞贝卡。”女孩说。

“对,没错,是瑞贝卡,”他说,“瑞贝卡,你有心事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而且你是唯一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雪茄烟熄了,“压路机”重新点燃它。他抱起另外一只猫放在膝头,搔它的耳后,痒得它咪呜直叫。

她把自己的处境说了,而他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她无助地说:

“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去找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儿童福利中心。既然你还没结婚,说不定有社工人员会处理你的案子。”

“不,”她断然拒绝道,“绝对、绝对不要。那些人老是追着我跑,就像我是动物一样。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把卡米拉带走,都没有把她照顾好。”

“没有吗?”

“没有,他们喂她吃的东西不对,我花了三个星期才让她的肠胃恢复正常。”接着她又问了一遍,“我该怎么办?”

布莱钦把膝头上的猫抱到一旁,那猫丑得出奇,斑驳的杂毛有黄有赭有黑有白。他说:

“我这长长的一生一直在对抗各种官僚体制,尤其是那些权势在握的机构。经验教会我一件事:你很难让别人专心听你说话,更难让他们相信你是对的。”

“这个糟糕的国家是谁在统治?”她问。

“正式的说法是国会,不过实际上是内阁和一些委员会、资本家,还有一堆要不有钱、要不能左右政治团体而被选出来的人,外加各种工会、商会的老板。我们就这样说吧,头号老大是——”

“国王?”

“不是,国王没有实权。我指的是政府的头头。”

“政府的头头?”

“你没听说过他吗?”

“没有。”

“政府的头头,或是首相、阁揆、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随你怎么称呼都行。他就是我们国家政体的领袖。”

“压路机”在桌上摸索了半天。

“这里,”他说,“报上有他的照片。”

“真难看。那个头上戴牛仔帽的人是谁?”

“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他不久就要来瑞典做正式访问。事实上,他就是你男朋友家乡旁卜州的州长。”

“我丈夫。”她说。

“呃,这年头谁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好。”“压路机”说,顺便打了个饱嗝。

“我们可不可以去跟这个政府的头头说话?他会说瑞典话,对不对?”

“对,可是要见他还是不容易。他不是什么人都接见的,除非在选举之前。不过一般人可以拟一个诉状,意思就是,写封信给他。”

“这个我做不来。”她丧气地说。

“可是我做得来。”“压路机”说。

他从巨型书桌的中腹处打开一块封盖,里头是一台古老的打字机,他在两张打字纸当中夹入一张复写纸,再把纸张插入打字机,轻松自在地打起字来。

“这会不会很贵?”瑞贝卡不安地问。

“依我之见,事情是这样的,”“压路机”说,“如果真正犯了罪或是伤害了社会的人都可以接受免费的法律协助,那么完全无辜的人当然不必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

他浏览一遍后,把原稿拿给瑞贝卡,副本放进档案。

“现在我该怎么做?”她问。

“在信上签字,”布莱钦说,“我的地址就印在信头上。”

她用微微颤抖的手签了字,布莱钦替她写好信封上的地址。接着他把信封好,贴上印有该国那位无实权国王玉照的邮票,把信交给她。

“你出了大楼后右转再右转,会看到一个邮筒。”

“谢谢你。”她说。

“再见,罗——瑞贝卡。如果我要联络你,要到什么地方找你?”

“目前没有地方。”

“那你就来这儿。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收到回音。”

她走出房间带上房门,布莱钦把打字机的封盖盖好,又把那只杂色猫抱回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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