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把钥匙顺利得到,使得皮尔思和他那一颗人信心大增,但很快就证明这种信心是毫无根据的。在取得佛勒那把钥匙之後,他们紧接着就碰上一个意料之外的难题:东南铁路公司改变了他们在伦敦桥车站调度办公室的例行作息模式。

这夥人派出蜜瑞安去监视该办公室的例行作息,於是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下旬,她带回了坏消息。在皮尔思家的一次聚会中,她告诉皮尔思和艾噶尔,东南铁路公司现在雇了个警卫,负责在夜间看守办公室。

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在夜里闯入,所以这个消息确让人失望。但根据艾噶尔的说法,皮尔思很快就压下他的失望之情。“警卫怎麽个看守法?”他问。

“每天晚上锁门後开始值班,七点整。”蜜瑞安说。

“那他是怎麽样一个人?”

“很尽责的警察,”她回答:“四十岁左右,穿着整齐,胖胖的。不过我敢打赌他上班时不会睡觉,而且也不是酒鬼。”

“他身上有枪吗?”

“有。”她点点头说。

“他值勤时都待在哪儿?”艾噶尔问。

“就在门前面。直挺挺坐在楼梯顶端的门边,完全不走动。他脚边放着一只小纸袋,我想那是他的晚餐。”这点蜜瑞安不确定,因为她的监视工作不敢待到太晚,怕引起猜疑。

“哎呀,”艾噶尔恨恨地说:“就坐在门边?他可把这条胡同给堵死了。”

“有晓得他们干麽要加派个夜间警卫。”皮尔思说。

“也许他们发现我们在监视那里。”艾噶尔说,因为他们断断续续监视那边已经好几个月,可能有人发现了。

皮尔思叹了口气。

“这下子没戏唱了。”艾噶尔说。

“总能变出戏法来的。”皮尔思说。

“那里明明就是条堵死的胡同啊。”艾噶尔说。

“没有堵死,”皮尔思说:“只不过更困难一点,如此而已。”

“那你要怎麽打通?”艾噶尔说。

“趁午餐时间。”他说。

“就在大白天?”艾噶尔惊讶地问。

“有何不可?”皮尔思说。

次日,皮尔思和艾噶尔观察那间办公室中午时间的作息。一点,伦敦桥车站挤满来往的乘客,一个个高贵的旅客忙着登上客车厢,脚夫拖着行李跟在後头;小败吆喝叫卖着饮食;中间穿梭着三、四个警察,维持秩序并提防扒窃,因为火车站已经变成扒手最常出没的地点,这些扒手会趁旅客上车前动手,等到受害者发现时,火车早已驶离伦敦了。

扒手横行火车站的状况实在太恶名昭彰了,因而画家威廉·佛利兹所创作那个时代最着名的画之一,作於一八六二年的《火车站》,画中主要的焦点就是两个警察逮捕一名小偷。

“这个时间警察真多啊。”艾噶尔闷闷不乐地说,四下看着火车站的各个月台。

“别管那些了。”皮尔思说,他观察着铁路公司办公室。

下午一点,职员纷纷走下铁制楼梯,边走边聊天要去吃午餐。那个留着山羊胡、面容严肃的站长则留守办公室。职员在两点时回来,整个办公室又恢复正常运作。

到第三天,他们已经摸出模式:一点整的时候,办公室会有人出去吃午餐,但绝对不会走光。结论很清楚了。

“白天没戏唱了。”艾噶尔说。

“或许星期天吧。”皮尔思思索着说。

在那个时代——而且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英国铁路系统大力抗拒在安息日运作。所有公司都觉得星期天还营业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的,尤其各家铁路公司,向来就有种古怪的卫道倾向。比方说,尽管抽菸早已经是社会很普遍的习惯,火车厢内却仍禁止吸菸;要享受雪茄的绅士就得给车厢服务员小费——但这其实也是禁止的。尽管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大,这样的情况却仍持续到一八六八年,国会才终於通过一项法令,规定铁路公司准许乘客吸菸。

同样地,尽管每个人都承认,大部分虔诚信徒偶尔也必须在安息日旅行,而且尽管一般人习惯在周末出游,使得星期天的载客压力更大,但铁路公司仍坚决顽抗这个潮流。在一八五四年,东南铁路公司星期天只发出四班列车,另一家利用伦敦桥车站的伦敦暨格林威治铁路公司则只有六班,连平日的一半都不到。

接下来那个星期天,皮尔思和艾噶尔到车站观察,发现调度管理办公室外头有两个警卫站岗,一个守在门边,另一个则是站在楼梯口附近。

“为什麽?”皮尔思看着那两个警卫问:“为什麽,老天在上,为什麽?”

後来的法庭证词揭露了真相,原来东南铁路公司在一八五四年秋天易主。新老板维乐德·柏金司是个关怀下层阶级的善心绅士,因此推行一个雇用更多员工的政策,“提供清白的工作给那些人,否则他们很可能受引诱而误入歧途,做出不法勾当。”多雇员工纯粹只是基於这个原因而已,该公司从未疑心会有劫案发生,所以後来列车遭窃之时,柏金先生十分震惊。

不过此时东南铁路公司正努力想建立新路线通往伦敦市中心,此举会导致许多房屋拆除与家庭搬迁。因此在铁路公司的业主心目中,这个善心之举也有公关形象的考虑。

“星期天是没戏唱了,”艾噶尔说,望着那两个警卫:“或许耶诞节呢?”

皮尔思摇摇头。耶诞节警卫可能会放松,但不能指望这个。“我们得搞清他们值班的例行程序。”他说。

“白天根本没办法下手啊。”

“没错,”皮尔思说:“但现在还不晓得他们夜班的例行程序,我们从没监视一整夜过。”车站在夜间是空的,闲晃者和流浪汉很快会被巡逻的警卫赶出去。

“金丝雀会被他们赶走,”艾噶尔说:“说不定还会被他们抓起来。”

“我想的是躲起来的金丝雀,”皮尔思说,他指的是可以整夜藏匿在车站里监视的人。

“清洁威利吗?”

“不,”皮尔思说:“他是大嘴巴,又没心眼,浑身上下没一根精明的骨头。他是个呆子。”

“他确实是笨。”艾噶尔说。

清洁威利死於审判期间,在法庭证词纪录中,好几个证人都说他“智力不足”。皮尔思本人也说:“我们觉得不能把监视的任务交给他。如果他被逮捕,就会出卖我们,供出我们的计划,还根本不当回事儿。”

“那我们该找谁?”艾噶尔说,四下看着车站。

“我在想找个蜗居客。”皮尔思说。

“蜗居客?”艾噶尔惊讶地问。

“没错,”皮尔思说:“我想找个蜗居客应该很适合。你认识什麽不错的蜗居客吗?”

“我可以找一个来。不过到底要怎麽个躲法?”

“我们把他装在条板箱里。”皮尔思说。

接下来皮尔思就订制了一只装货物的条板箱,送到他的住处。艾噶尔则找到一个他认为可靠的流浪汉,接下来就着手安排把条板箱送到火车站去。

那个蜗居客名叫韩森,始终没被找到,话说回来,也没人太认真找。他在整个大计划里头是个小角色,而且也就是那种不值得花时间去找的人。因为“蜗居客”这个词指的不是一个职业,而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指过夜的方式。

在十九世纪中期,伦敦的人口每十年就增加百分之二十。市区人口数每天增加一千多人,即使有大量的建筑计划和密集而拥挤的贫民窟,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栖身处,也住不起。这类人会在户外过夜,只要能避开警察的牛眼提灯,任何地方都行。最受欢迎的地方是所谓的“防潮拱旅馆”,指的是铁路桥的桥拱底下,但还有其他的落脚处:废弃建筑、商店门口、锅炉室、公共马车站、空零售摊、围篱底下,任何能睡觉的地方都行。蜗居客则通常会寻找另一种栖身处:谷仓和主屋外厕所,而且公厕愈来愈常见。蜗居客会钻进这类狭窄的空间,在里头睡上一夜。

在受审时,艾噶尔很自豪地谈起他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蜗居客。这类夜宿人大部分都穷困潦倒或是流浪汉,走投无路;蜗居客则是稍微积极一点,不过仍是位居社会的最低层。而且他们通常都是酒鬼,而酒醉当然也有助於他们忍受那些臭不可闻的栖身之处。

皮尔思之所以想找个蜗居客,当然是因为他们受得了在局促的空间里待上好几个小时。据说在被钉进那个货运条板箱时,韩森还说这箱子“可真是大”。

这只条板箱被设法放在伦敦桥车站里。透过木板条之间的缝隙,韩森可以观察夜间警卫的动静。第一夜之後,条板箱被拖走,漆上另一种颜色後又运回火车站。这个过程连续重复了三夜之後,韩森向这帮人报告他的观察,结果一点也不乐观。

“那个警卫很认真,”他告诉皮尔思:“准得就像这只表似的。”他举起皮尔思之前交给他计时的那只马表。“七点整到班,带着他的晚餐小纸袋。坐在阶梯上,始终保持警觉,从来不打瞌睡,会跟巡逻的警卫打招呼。”

“他们怎麽巡逻?”

“第一班工作到半夜十二点,每十一分钟巡逻一圈;有时候是十二分钟,还有一两次是十三分钟,不过一般来说,是十一分钟。第二班是从半夜十二点到天亮。那个警卫是个危险人物,没有固定的巡逻路线,而是这回走这边,下回走那边,随时随地就像打开魔术盒弹出个小丑玩偶似的,双眼很机警的四处留意。而且他皮带上有两把手枪。”

“坐在办公室门口那个警卫呢?”皮尔思问。

“认真,我刚刚说过,非常认真。七点到班,跟第一个巡逻警卫会聊聊天——他不太理会第二个巡逻警卫,老是直直望着他,感觉很冷淡。他喜欢第一个巡逻警卫,不时会跟他聊两句,不过从来不是要对方停下来那种,只是随便扯两句而已。”

“他会离开位置吗?”皮尔思说。

“不会,”那个蜗居客说:“他就坐在那儿,然後他会听圣法斯沃斯教堂的整点敲钟,每回钟声响起,他就抬起头认真听。到十一点,他会打开纸袋,开始吃他的晚餐,每次都是敲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会吃上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後会喝一瓶啤酒。”他说:“再来呢,那个巡逻警卫又会经过。守办公室门口的警卫吃完了坐在那儿休息,等巡逻警卫再经过时,大概十一点半,守门口的警卫就会去厕所。”

“所以他确实会离开岗位。”皮尔思说。

“只是去上个小号。”

“他会去多久?”

“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想知道,”韩森说:“所以我量过时间了。第一天晚上去了六十四秒,第二天六十八秒,第三天六十四秒。每一夜都是同样的时间,接近十一点半的时候,那个巡逻警卫在十一点四十五分最後一次经过,然後他会回到岗位上。接着就换另一个巡逻警卫值班了。”

“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吗?”

“一点也没错。都是啤酒的关系,会让人很想去厕所。”

“是啊,”皮尔思说:“啤酒的确会有这种效果。他其他时间会离开岗位吗?”

“我可没看到。”

“那你都没睡觉?”

“什麽?我整个白天都待在你这里,睡在你那张舒服的床上,到了晚上还睡得着吗?”

“你得告诉我实话。”皮尔思说,但感觉上没有逼问得太过火。

艾噶尔後来出庭作证时表示:“皮尔思问了他一些问题,不过摆出一副对这些事情兴趣不大的样子,假装像是个扒手或小偷,或是洗劫醉鬼的人,这是因为他不希望让人看出我们在进行一个大计划。万一被那个蜗居客发现了,会给我们惹上一堆麻烦,他可能会去跟警察告密,或者为了赚点钱把我们供出来。不过他应该没那个脑子,否则他怎麽会变成蜗居客呢,对吧?”

(这段证词在法庭里引起一阵喧哗。因为艾噶尔用了很多一般人听不懂的俚语,当法官大人要他解释意思,艾噶尔满脸惊奇的说,他刚刚已经讲得够明白了。结果法官花了好几分钟盘问,才搞清楚艾噶尔的意思是什麽。这件案子审判期间,法庭曾出现过好几次因为听不懂犯罪阶层俚语而暂停的状况。)

“我发誓,皮尔思先生,”那个蜗居客说:“我发誓我半点儿也没睡。”

“那麽,那个守办公室门口的警卫每天晚上只离开过一次吗?”

“是啊,而且每天晚上时间都一样。他规律得就像这只表一样。”他举起手上那只马表。

皮尔思谢谢那个蜗居客,给了他值两个半先令的半克朗银币做为酬谢,然後把他打发走。等那个蜗居客一离开,皮尔思就叫巴娄去“照顾”他,巴娄点点头,从另一个小门出去了。

然後皮尔思转向艾噶尔说:“怎麽样?现在还是一条死胡同吗?”

“六十四秒钟,”艾噶尔说,摇着头:“这可不像抢小孩的钱那麽简单。”

“我从来没说简单哪,”皮尔思说:“可是你老说自己是全国最棒的锁精,现在你面前就有个挑战:这是条死胡同吗?”

“或许吧,”艾噶尔说:“这我得练习一下。而且我得去现场再仔细瞧瞧。我们可以过去一趟吗?”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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