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厨房,戴上手套,把趴在地上的老人翻了过来。他的左颈部有两道伤口,但不是很深。其他伤口集中在腹部位置,数了数共有四刀,形态和宽度一致,看来行凶的工具只有一种!我将老人的手抬起来,那双手紧握着拳头,手背沾有血迹,但并没有伤口,甚至连淤肿都没有发现。将拳头掰开,掌心里没有看见血迹,显得很干净。

再看看老人的那双脚,他穿的是一双拖鞋,鞋底没有血迹。——这说明,他没有踩到过地上的血。

“现场没发现作案工具,看来凶器被带离了现场。”司马雨已经拍完了照片,走到旁边说道。

“丢失了什么东西没有?”我问。

“我们跟老人的女儿联系过。据她讲,老人以前在家里放着一些黄金首饰,还有一些现金。但我们没有找到!卧室里的抽屉已经被人翻动过,看来凶手是冲着这些东西来的!”

“老人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这些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天太晚,邻近的人都睡了,走访的工作没法开展。”董建国走过来说道,“不过据报警的邻居说,老人为人不错,平常很友善,没有和谁产生过矛盾。”

“天虽然很晚了,但走访的这项工作还得去做!”李智林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从现场情况看,凶手和老人有过长时间的相处,怎么看都与熟人有关!”

我点点头。他提议的工作是必须要去做的,这是证实或排除案件可能性的一种必经途径。实际上,破案永远不可能像侦破小说那样,仅凭直线式的推断朝着一个方向进行,而是需要多角度入手,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因此我没有驳斥什么。——虽然他已经把与老人死前相处过的人直呼为凶手了!

李智林的思维方法固然有他的道理,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明白,门没有被破坏,说明外人进入的方式很平和;老人是一个人独居的,而洗碗槽里的却有两个饭碗和两双筷子,这说明曾有人在这里与老人一起吃过饭。李智林从这个角度分析案发的过程,按理说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他似乎忘记了,我曾对他说过,下一种结论需要综合所有的情况,而永远不要忽略了其他的可能!

潘云采纳了李智林的建议,吩咐董建国马上走访附近的邻居,并且下了死命令:“不管多晚也要敲开别人的门!”

司马雨此时正用相机对着饭桌拍照,记录那上面的物品摆设。

“凶手和老人的关系不一般!做的菜还都不错!”说着他又接着拍洗碗槽:“菜没放进冰箱,碗筷刚洗完,看来老人是吃完饭,在洗碗筷时遭到了袭击。”

“不!从现场血迹来看,老人首先受到袭击的地方应该是客厅。”我否定了他的结论。

“那么,他为什么会死在厨房里?”他看着我,神情有些不太信服。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但我还没能回答得出来。

“水快漫出来了!”司马雨突然看到了洗碗槽里的水,准备伸手去关龙头。

那个水龙头没关好,仍然在缓慢地滴着水,里面的水快溢出了洗碗槽。

“慢着!”我叫了一声。

司马雨的手僵持在了空中。

“先不要关!”我对他说完,然后转身安排李智林:“看看现场有没有容器,拿过来装水!”

司马雨看着我,满脸的迷茫。

李智林走到旁边的厕所,找来了一个水桶:“这个行不行?从哪里盛水?”

“把洗碗槽里的水盛到桶里。”我说。

于是李智林将桶放到洗碗槽的落水管下面。

“要盛多少?”他问。

“将槽里的全盛到桶里。”我说,“最好一滴也不留!”

“拿回去做检验吗?”他问。

“检验不需要盛这么多吧?!”司马雨不明就里。

“自有用处!”我回答。

李智林把洗碗槽里的水放干,然后问我:“师父,现在怎么做?”

“现在再拿一个桶子放到龙头下面去接水,并且记住现在的时间!”我对李智林。

虽然李智林不知我的用意,但还是毫不迟疑地照做了。

“现在,需要找一把称子来称水!”我对潘云说道。

“称水?!”潘云一脸迷惑,但看到我神情很坚决,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好吧!”

他叫董建国找来了一把电子称,把盛水的桶摆到了称上。

除掉桶本身的重量,共五十六点八公斤!

“这水里有什么宝贝吗?!”董建国调侃着笑问我。

我没有理他,只是交待李智林注意时间,半小时后再称一下从龙头盛接的水。

趁着这个时间空档,我再次凑近现场的血迹,随着它们四处飞舞的姿态,感受了一下老人临死前的活动轨迹。——把静止的事物解析成运动的过程是我的强项,而死亡本身就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艳红涂鸦曾让我困惑不已,如果把这一个个死亡符号赋予运动的色彩,某些地方就会显得矛盾重重,难以进行合理解释!因此,我不得不调整思路,去质疑老人的死亡过程。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你解释的,只能是客观事物,而不是思维!如果我把自己的推断结论说给潘云他们听,所有的人肯定会大吃一惊!

半小时后,李智林告诉我,龙头滴下来的水重0.15公斤。

处理完现场,我们把老人的尸体运回解剖室,准备继续查验内部的损伤情况。

四周漆黑,万籁俱寂的夜晚,我和李智林站在解剖台前,往身上套着解剖衣。

李智林麻利地戴好手套,从解剖箱里取出柳叶刀,准备进行解剖。器具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在静夜里让人觉得寒气十足。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对老人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整个过程娴熟得如同给自己穿衣戴帽一般,要做的就是重复了无数次的程序,检验衣服上的破损,测量尸体表面的伤口,分析内部器脏的损伤。……

切开老人的皮肤后,能看出腹部很明显的致命伤,其中一刀刺入了腹腔,导致失血死亡,腔内充满了血液。对于死者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

检查完致命的伤口,我们按照解剖程序查看了老人的其他部位,还提取了胃里的食物残渣。——为了排除其他的死亡原因,我们往往需要将胃里的内容物进行毒物检验。

尸检完毕,李智林拿出“勾魂针”,一针针把剖开的地方缝上!

因为要赶时间,李智林的针脚缝得很长,还一高一低地很不整齐。我之前说过,长期地接触死亡,解剖刀下的尸体对于法医来说,不过就是发现案件真相的工具而已。那种设身处地为死者着想的神经早已经麻木!

“缝好一点!”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了一句。

再怎么样,总要尊重死者,谁都会有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那一天!

完成解剖工作后,天才刚刚发亮。还没回到办公室,潘云就打来了电话,通知去会议室参加案情分析会。

刑警队的会议里灯火通明,参加侦查的人员都已经到了那里。

董建国向大家通报了走访调查的情况。老人叫吉安,老伴已经过世,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原来还有一个儿子,不久前出了车祸,没有抢救过来。老人平常一个人独居,为人老实本份,没见跟什么人发现过矛盾。交往的也只是附近那些邻居,但因为是外地人,跟其他人在语言上交流不畅,所以也只是一些很平淡的招呼,相互问候一下,没有特别深的感情,更不用说请人去家里吃饭了!

接着,由司马雨介绍现场情况,他把现场的状况描述了一遍,然后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死者家四周门窗关闭,没有发现破坏的痕迹,推断凶手是得到开门并被允许入内的;其次,客厅里有两种鞋印,其中一种是死者的,另一种是皮鞋印,没有在现场找到相对应的皮鞋,因而很可疑,应该是凶手留下来的;第三,死者家中有两副碗筷,而死者平常一人独居,分析凶手应该与死者一起吃过饭;第四,死者家的饭菜尚未收拾,碗筷还没有洗完,分析凶手是吃完饭后行凶的;第五,卧室的抽屉被人翻动过,现场勘查时没发现贵重物品,死者子女反映的黄金首饰没有找到,推断已经被人拿走;第六,现场没有找到杀害死者的凶器,可能被凶手带走。综合推断,凶手与死者相熟,得到死者开门后进入现场,并与死者一起吃了饭,趁死者收拾碗筷后下手行凶,目的为谋财!”

“现场的鞋印有没有粘附性血迹?”我问他。

遗留在现场的血迹,按是否通过其他物体粘附上去的,可以分为粘附性或抛落性血迹,如果是粘附性的,那么接触过该位置的物品必然粘有鲜血。我问这话的意思,是想知道在现场留下鞋印的鞋子上到底有没有血!

“没有。”司马雨回答,“鞋印里只有细微的抛落性血液。”

显然,这个现场疑点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我曾经对他说,死者首先受伤的地方在客厅,想来他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最近是否有人去老人家?”潘云问。

“对面的邻居家反映,九天前老人去过他家里,说是家里来了客人,炒菜的油用完了,问他借点油。邻居问他是不是老家来了人。他说不是,是结识的本地朋友。也正是从那以后,邻居没有再见过他!”董建国说。

“老人的这个朋友最可疑,是本案的重点嫌疑对象!”

最后,董建国还说了另一个了解到的情况。老人有一个儿子,是黑的司机,半年前开车搭一个熟人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两人都死了。熟人的家属一直打官司,要老人家里赔偿。

“官司有了结果吗?”潘云问。

“听说一个星期前有了结果,法院判老人的儿子承担所有责任。但因为人已经死了,家里也没有留下什么钱,唯一剩下的只有一套房产,就是老人死的那间房子。对方一直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将那套房子卖掉赔偿,没想到现在出了事。”董建国说。

“按这样的说法,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们打官司的事情。”潘云思索着说道,“谁还会选择这时候下手呢?”

“或许,他家里还有什么不为旁人所知的珍贵物品?”董建国猜测道,“这些问题,还要等到他女儿过来才能调查得清楚。”

“他女儿过来了没有?”

“已经在赶回来的路途中了。”

“跟她说一声,回北江后直接来刑警队,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潘云吩咐完董建国,然后对我说,“邓法医把尸体检验的情况介绍一下。”

于是,我接下来介绍了死者的伤势情况:颈部有两道伤口,但较浅,未达动脉,不足以致命,其他伤口集中在腹部,共有四刀,一刀刺穿腹腔,引起动脉破损后失血死亡;伤口宽度及形状相同,伤害的工具只有一种;胃内的食物已经排空,应该在饭后四小时左右死亡。

“死亡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潘云很关心这个问题。

“一百八十九个小时左右,也就是大约八天前。”我回答。

大家沸腾了起来,对我精确到小时的判断感到非常惊奇。通常来说,判断死亡时间是一个难题,尤其对于死亡了数天的尸体,法医往往只能根据腐败情况推断大概天数,死亡越久误差越大,很难精确到小时,所以他们的惊奇在情理之中。

“这么精确!有根据吗?”潘云问。

“有!”我说,“在死者的洗碗槽里,蓄了五十六点八公斤水,从现场情况看,是发案时开始通过龙头滴下来的。我们做了实验,在龙头滴水的相同条件下,半小时接了0.15公斤的水。这一段时间,天气湿度较大,水份的蒸发可以忽略,按水龙头中水的流速,应该是一百八十九个小时前开始滴水的!”

“怎么确定是案发时开始滴水的?会不会之前就有水在里面?”

“在靠近洗碗槽的底部,有一滴已经凝固的血迹,粘在那里,浸没在水中!如果当时有水,血是极易相溶的,无法凝结。而如果凝结在那里,说明血液滴到的那个位置当时并没有水,水是后面漫上去!”

“的确如此!”潘云点点头,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不过,你的计算必须建立在高精度的基础上。水这东西太难捉摸了!会不会有漏掉的可能?如果这样会导致很大的误差!”

“洗碗槽结构很密封,我们看过了,底下没有水渍,没有漏水的现象!”

“但是,你的计算结果与现场调查的情况有很大的矛盾!”董建国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道,“嫌疑人是九天前到受害人家中的,案发也应该是那时,而不是你所说的八天前!”

“我不感到矛盾。”我说,“相反,这还很符合现场状况,很符合下面我所要说到的一

些情况。——我的结论可能与大家不一样!”

“说说你的看法!”潘云示意我说下去。

“我先讲一下现场的血迹分布情况,这一点关系到案件的性质问题。”我说道。

案件的性质,一般是指根据犯罪过程所作的案件分类,反映了案犯作案时的目的,如仇杀、抢劫、故意伤害等。但在我们刑事侦查中分析案情时,案件性质指的是更为详细的分类,比如杀人,就会具体到什么样的杀人,谋财害命、仇恨杀人,或者为情杀人!这样分类的意义在于,能更快地固定侦查范围,有的放矢,找到凶手!

大家都看着我,脸上写满了不解。我明白,他们已经认定本案是谋财害命无疑了,不知我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从血迹分布看,死者应该先在客厅内受的伤,最后死在了厨房里。”我这样开始,让大家有个接受的过程。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董建国有些迷惑地问。

“在客厅内,看不到挣扎或者反抗留下的血迹类型,只有单纯的滴落血迹。”我继续说道,“给人的感觉,是死者中刀后既无挣扎也无反抗,这是很反常的!我们知道,腹部中刀后失血死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伤者却能处于相对平静状态,最后死在厨房内,说明他并无反抗或挣扎之心。这一点,也能从他手上没有抵抗伤看出来!”

“有没有受伤后不做反抗,直接逃至厨房的可能?”潘云问。

“如果死者逃跑,手掌必然有捂盖伤口的动作,凶手追至厨房,也必然会踩踏上死者所流下的血迹。但事实上,我们既没有看到死者的手掌里有血迹,也没有看到凶手带血的鞋印!”我解释道。

“那么你的意思是……?”潘云愈加迷惑起来。

“既然客观的物证不能解释凶杀行为,只能说明还有其它可能的存在。”我说。

“你是说有可能不是凶杀?!”潘云想了想问道。

我点点头。

“那么还存在什么可能呢?”

“比如自杀。”我问答。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大家相互议论着,显得难以置信。

“你刚才也说了,失血死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那么,谁能下手捅自己这么多刀?而且,现场没有发现刀子,老人用什么自杀的呢?”董建国首先提出质疑。

“是的,死者身上那么多伤口,那是怎样的一个痛苦过程呀!”有人附和道。

“自杀很多刀并不奇怪,我见过捅自己十多刀的呢!”我说,“是什么原因让他死得那样坚决,这才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

“推断得很大胆呀!”董建国不以为然地说,“是不是有点太悬了?……”

潘云思索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道:“这样的结论确实有点冒险,毕竟现场没有直接的证据!”

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

“尸体本身就是证据!”我说,“死者的颈部有两道很浅的伤口,是自杀案件中常见的试切伤,那是试着切割自己时负痛形成的!其他伤口集中在腹部,符合自杀的动作特征!”

“这样的证据跟没有差不多!”董建国讥讽道。

“我承认,用事物本身来证明其变化发展,远不及其他的证据有说服力。”我说道,“但你得承认,事实就是事实,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反映!当然,我也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那么按照你的看法,应该怎样去做?”潘云问。

“解决存在的疑点!”我说,“既然缺少直接认定的证据,那就用排除法。排除合理的怀疑,剩下的就是真相了!既然有人只相信调查情况,不相信现场的客观物证,那么我们就从调查的情况入手,找到去过死者家做客的人,也许从中得到的情况更能印证现场的物证,印证客观事实!”

“当然,那是下一步的工作。现在我们首先需要理清的,是现场的诸多矛盾!——没有清晰的现场重建,就不会有清晰的侦查思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现场上最大的矛盾就是血迹分布,刚才董队长提出现场没发现自杀的工具,这提醒了我,老人是在客厅受的伤,为什么会死在了厨房里?……”

我停顿下来,让在场的人思考这个问题。——要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让,必须先让他们主动去思考问题!

“你是要告诉我们,这与伤害老人的工具有关吗?”潘云沉思着问。

“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它的理由可解释的了!”我回答,“工具不会上天,也不可能入地,只会隐藏在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我在现场勘查时发现,在厨房的下水管的旁边,曾有几滴细微的血滴,如果我没猜错,工具就藏在下水管里!”

“那就更奇怪了。老人既然自杀,为何还要将工具藏起来?”

“现场的奇怪现象,可能源自老人奇怪的心思。这也是我们需要弄清的地方,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真相大白!”

会后,潘云带我们再一次去了现场,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导致老人死亡的工具!寻找的地方也很明确,就是厨房的下水管道。如果那里确实有一把刀,那么不言而喻,事实就的确如我所推断那样!

后来的事实是,当我们打开下水管道的盖子,将手电光照进里面时,一把明晃晃的闪着光的东西正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等待了我们多时!

那是一把水果刀,上面粘满了死者的血迹。经过检验,刀刃与死者伤口的特点一致,刀柄上也只有死者一人的指纹。

当我们把自杀的结论告诉赶到刑警队的吉安女儿时,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此前她已侧面打听到一些情况,知道了曾有陌生人到过父亲家里,而且家里不见了黄金首饰和现金,更主要的疑问是,谁自杀会捅自己那么多刀呢?在发表了自己的疑问后,她很有把握地提出了怀疑对象:正和自己家里打官司的那家人。

“肯定是他们叫人做的,就因为我爸爸不肯将房子卖掉来赔他们的钱!”她说,“那家人太没良心了,我爸答应分期赔偿也不行,非逼着要将我家的房子卖掉!我哥哥好心让人搭便车,倒搭出了这样的麻烦,不光害了自己,还害了家里人!”

为此,她强烈要求重新解剖,对死者进行详细地检查。

按照她的要求,我们找到了一家病理检验的权威机构,把吉老头的所有脏器送到那里进行检验。——其中就包括他的大脑!

对于她的怀疑,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潘云已事先已经分了组,一组负责对死者生前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一组负责找到那个曾经拜访过老头的客人。

对吉老头生前行踪的调查难度不大,他家处于物业公司管理下的小区里,进出口都设有门卫室,保安能经常看到过往居民的一些情况。据他们回忆,八天前还见到过吉老头,这一点经门卫室的监控录相也能确认下来。——那天上午,吉老头还上街买过菜!

而九天前来访的那个客人,也在侦查员的努力下浮现了出来。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客人的身份却让侦查员的心里打起了鼓,甚至对我的结论产生了怀疑。

那个人曾因盗窃罪中蹲过监狱,刚放出来不久!往往有前科的人,会成为我们的重点怀疑对象!

找到那个人时,他正家里。当我们表明身份后,他说了一句:“你们是因为吉老头的事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董建国问。

“在报纸上看过了吉老头的报道了。之前我到过他家,是嫌疑对象!”那个人笑笑说,“我坐过牢,知道你们的这一套!”

“我们想请你回公安局协助调查。”董建国说。

“不用去公安局了,事情在这里就可以讲得清楚!”他说,“我是到过吉老头家,不过是他叫我去的,人不是我杀的!”

“他叫你去他家干嘛?”

“我开始也莫名其妙,他可知道我是刚放出来的!”那人笑着说,“我想,他原来是为了帮帮我,后来成了相互帮忙吧!如果没有了老爷子,我现在可能回到监狱去了!所以,感激他还来不及,哪还会杀他?”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情况!”

“我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在外面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一直没有找到。没人愿意要一个有前科的人!所以那段时间我闲着没事,一个人在公园里转悠,累了就在石椅上躺会儿。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乞丐蹲在公园里数钱,一元五元的足有一大把,当时觉得心里很不平衡。自己诚心想做事换点钱,没人愿意给这个机会,那些乞丐什么事不干,还有人愿意掏钱。想起了这些,当时就有些冲动,想到去抢那个乞丐手中的钱。正从身上掏刀的时候,有人拉了我一把,我看了看,是一个老人!他对我说,年轻人别干傻事,人这一辈子路很多,可不能走绝路!他说他姓吉,叫我去他家里玩,还做饭菜给我吃。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样的人这么好。他问,你这样的人怎么了,一时的犯错不能否定了一个人的人格,何况,你已经受到了惩罚!我当时听了很感动,不久就和他成了忘年交。我问他怎么一个人过日子,他说不该走的走了,该回来的还没有回来!……

“一次,吉老头给了我一些金银首饰和一些现金,让我回家开个小店,过过小日子。他说,别想着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人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永远是平平淡淡,坐在太阳底下悠闲地度日。我不肯要他的钱,说这样于心不安。他说钱不是白给,以后需要我帮一个忙,还可能给我带来麻烦!我说帮忙绝对没问题,就冲着他把我当人看,什么麻烦都不怕。他跟我说,他的身体不好,可能没多久的时间了,希望自己走的时候,能对家里做些有意义的事!

“他给了我一封信,说如果公安局的人找到我,就把信交给他们,如果没找到,一年后把信交给他女儿。他还说,信是写给他女儿的,你们也可以看,看看就明白了。”

“他就是托你送信吗?去他家还做了什么事?”董建国问。

他看看董建国,笑了:“对你这种语调我已经习惯了,我曾经坐过牢,这不奇怪!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方老头要把信给我,他直接给女儿不就行了吗?这些问题,也许你们看过之后才会明白。”说完,他把一封信交给了我们。

董建国把我叫到一旁,问道:“你相信他的话吗?”

“先看看信再说吧。”我说。

经过笔迹比对,这封信确实是吉安写的。

我们把信看了一遍,终于明白了那个可怜老人的心思!

当我们把信交给吉安的女儿时,她看完后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阿妹,相信见到这封信时,公安部门已经基本查清了案情。是的,我是自杀!你老爸一生懦弱,但这次做的应该是最勇敢的一件事。你哥不在了,我的生活也就塌陷了,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你还是我的牵挂,我希望走后,能有一个地方看到你,看到自己的孙子们,这样的地方,就只有我们的这套房子了。可那个人还没完没了地打官司,非要将这套房子夺走。这是我唯一的念想,可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夺走!思索良久,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了:我死在房子里,并且像是被人杀死,也许这样就没人会再争了。警察还会还疑是他们干的,更让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要这个地方了!就算警察调查清楚,也不会再有活人跟死人争这块地儿!你也不用悲伤,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半年前我就查出了胃癌,也是活不了多久的!

阿妹,你父亲一辈子没什么大的作为,但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这里始终不是自己的家,你的心始终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你才远嫁他乡!时至今日,我已经一年零八个月没见到你了。这是做父亲的不是,我这一辈子漂泊在外,没有给你家的感觉!年轻时心比天高,总想轰轰烈烈地闯一番,到头来,终究是两手空空,还失去了你!

有人说,没有先辈坟墓的地方不算真正的家。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如果死在了这里,不是就有了家的感觉了吗?生前没给过你家的感觉,希望死后能让你明白,父亲永远都在这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为了把真相带给你,不让你永远在仇恨中生活,也为了延长一下警察的调查时间,我叫这个年轻人带着这封信,约好了一年后把信交给你。如果你是一年后拿到这封信,那也就意味着警察无法调查清楚我的死因。到那时,法院应该不会再执行这座房子了,我们也终于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吉安可能不会想到,警察能这么快就结了案,因而法院依旧查封了房子准备拍卖!不过,后来吉安女儿出钱把房子买了下来,总算了结了他的心愿。只是他这样的代价,似乎大了点!

后来,吉安的那个忘年交找到我们,将吉老头送给他的钱财交给了我们,非得请我们退回给他女儿:

“其实我每晚都梦到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那个公园里坐着。我想是自己欠了他的!没想到,他叫我别走绝路,自己却选了这样的路!”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谁愿意从别人角度考虑问题,那么每个人都只是孤独的灵魂。

法医工作就是这样,能遇到常人所不能遇到的东西,因此对什么都习以为常,那怕见到多奇怪多凄惨的死法,内心都起不了任何的波澜!

自从门卫老头梦到吉老头后,关于鬼魂的种种议论就传了开来,到了最后整件事在口口相传中变得面目全非。为了求证它的真实性,不时有人向我问起这件事,我变得厌烦起来,于是反问道:“死人有活人可怕吗?!”

后来有一天,李智林问我:“你知道吉老头生前和谁打官司吗?”

“谁?”我有些好奇。这些情况当时没有调查,确实不知道是谁搭吉老头儿子的车出了事。

“就是我们的门卫老头!”李智林说,“搭车的是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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