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在《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一文中已经部分地给出。简单来说,就是士作为既没有产业又没有定职的低级贵族,所有的只是“自由之身”。因此他们必须先培养出高尚的品德,学得满腹经纶,练就一身武艺(修身),然后去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平天下)。所以,士人当中但凡理想远大一点的,都会“以天下为己任”。文士就尤其如此。因为武士的功夫再好,一个人也打不了天下。文士则不同。他可以“一言兴邦,片言折狱”,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成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国士”。总之,文人较之武士,“性价比”要高一些。他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估,也要好一些。所以文士更可能具有“自强、弘毅、使命感”这三大精神。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的“身”必须自由。自由,才出入两便,进退自如;才能择主而事,功成身退;也才能真正把天下事当作自己的事情。如果“身不由己”,又哪来的“己任”?更不用说平什么天下了。

这种自由在孔子的时代(春秋)是有的,在孟子的时代(战国)也是有的。那时的“无双国士”,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这就是“仗剑行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自由地选择服务对象,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甚至引敌国之兵以报己怨,这就是“快意恩仇”;可以凭着自己“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的优势,不把诸侯卿相放在眼里,也不把其他竞争对手放在眼里,这就是“笑傲江湖”;当然也可以朝秦暮楚,出将入相,从这个邦国走到那个邦国,抛弃旧的国君有如抛弃破扫帚,这就是“浪迹天涯”。显然,后世侠客的梦,在他们那里却是现实。

秦始皇一统天下,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汉武帝罢黜百家,更不复当年气象。等到隋唐以科举取士,读书人都到科场讨生活以后,士们便连“非分之想”也没有了。因为天下归于一统,就不必“浪迹天涯”;思想定于一尊,又岂能“笑傲江湖”?金榜题名既然成为人生目标,自然更没有“仗剑行侠”和“快意恩仇”。所能有的,大约也就是“皓首穷经”和“咬文嚼字”。实际上,当汉武帝把所有的思想都归到儒学一家时,也就没有了思想;而没有了思想,也就不会有风骨。没有了风骨,又哪有“国士”可言?因此于右任先生这样评价汉武帝:“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汉武帝陵》)当然也不会再有“奇士”了,因为士们都已“脱胎换骨”。

然而自由毕竟是人的天性,过去的日子也令人神往。这就需要一个梦。这个梦既然无法在生活中实现,就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去圆。武侠小说就是其中之一。武侠小说塑造的侠客,尤其是那些大侠,都有以下特点:一是身怀绝技,二是特立独行,三是任重道远,四是义无反顾。他们或者建功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或者锄奸除霸,“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或者扶贫振弱,“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或者赴义报恩,“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但无不出生入死,叱咤风云。这不正是当年那些“无双国士”的写照吗?

事实上,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一个侠客,尤其是一个大侠,是应该和士一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这甚至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你想啊,如果连侠客都不可以托付,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同样,自强、弘毅、使命感,也为一切真侠、大侠所必需。如果连侠客都没有这些精神,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侠客当然也是大丈夫。如果连侠客都不是,人类又有什么希望?显然,在侠客的身上,是寄托着希望的。他们所圆的,是世人的“救星梦”、“英雄梦”,也是文人的“国士梦”。

何况还有侠客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武侠小说创造的那个梦境——江湖,它简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的翻版。江湖中林立的帮派,就是那时林立的邦国;山头中称雄的帮主,就是那时称雄的诸侯;而那些仗剑走四方,谁的账都不买的独行侠,岂非正是那时的游士?看来,人们确实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历史也总是让人惦记。即便武侠小说,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

这大约就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了。梦,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人生在世,多少总要做点梦。“至少我们还有梦”,不也是一种希望吗?但你得明白那是什么。古人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世无英雄,遂使武侠流行。”所以,一个民族沉溺于武侠并非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我还想狗尾续貂一句:要不就是产生国士的条件不复存在,民族缺少强劲的精神。因此,这个梦也该醒醒了。当今之世,原该是梦醒时分啊!

莫道海棠依旧,应是绿肥红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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