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是“士之梦想”吗?是。

实际上,所谓“侠”,原本就是“士”,是士的一种——侠士。侠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武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士都是武士。周代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庶人和奴隶是搞后勤的。现在我们说的“战士”、“将士”,就从这个传统而来。那时当一个“战士”是很光荣的事情,庶人和奴隶还没有资格。士的使命既然主要是战斗,则其修身习武,便是理所当然;后来转变为武侠,也是顺理成章。

士的使命发生变化,是在孔子以后。这时,士开始向文职转变,这就是文士。武士和文士都依附于大夫、诸侯,甚至天子。武士的任务,主要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也叫死士;文士的任务,则是出谋划策兼做文秘,所以也叫谋士。如果出入朝堂,就是绅士(有资格系绅带插笏的人)。如果闲居乡野,就是隐士。如果四处游走,就是游士。如果行侠仗义,就是侠士。所谓“游侠”,其实就是既游走四方又行侠仗义的人,是游士加侠士。

原本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的武士和文士,为什么会变成游走四方行侠仗义的游士和侠士?当然是因为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西周创立的封建秩序面临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为了生存,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士们必须浪迹天涯寻找机会。高级一点如孔子,周游列国是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低级一点的,就不过是找碗饭吃罢了。要知道,士作为最低一级的贵族,是没有封邑领地和世袭官职的,只有贵族身份和一技之长。也就是说,有地位,无产业;有能力,无定职。因此他们是“毛”,必须附在一张“皮”上,而这个时候的“皮”又很多,还都在招兵买马。这样一来,士的“游”(游走四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一种理想信念和行业规矩也开始形成。游走四方的士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集体的荣誉,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其中第一条,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信守然诺),此外还包括“救人之危,急人之难”(舍己为人)和“避人之誉,成人之美”(功成身退)。这是所有的游士都应该遵守的信条。也就是说,作为“游士”,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但不能因此而没有做人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义”。义当然不是士的专利,它的内涵也远比前述职业道德丰富。不过,比起其他阶级和阶层来,士确实更看重“义”。义的产生,也无疑与这个阶层的特定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士是没有封邑领地也没有世袭官职的,因此只能从事“自由职业”。所谓“自由职业”,说得好听,是可以朝秦暮楚,择木而栖;说得不好听,则是没有着落,没有担保。能够做担保的也就是自己的德行。也就是说,士作为“自由职业者”,必须让雇主认为自己是可信任的,也必须让同行认为自己是可尊重的。这就必须讲“义”。

有了“义”,也就有了“侠”。侠就是义的实现。所谓“行侠仗义”,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行侠依仗的是义,实现的也是义,所以有侠肝者必有义胆。什么是“义”?义者宜也,也就是“理所应当”。什么是“侠”?侠者使也,也就是“见义勇为”。也就是说,侠,就是使“义务”(正义的担当)变成“义举”(正义的行为)的精神,以及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种精神在理论上讲,当然最好是人人都有,但这并不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都做不到人人侠肝义胆,人人见义勇为,人人舍生取义,人人义无反顾。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以为典型、楷模、带头人和示范者,所谓“侠”(侠士、侠客、游侠)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侠,就是以“义”为责任担当的人,因此也叫“义士”。不过,侠士虽然是广义的义士,和狭义的义士还是略有区别。一般来说,义士讲忠义,侠士讲情义;义士赴国难,侠士结私交;义士举大业,侠士管闲事;义士赴义多为集体行动,侠士行侠多是个人行为。比方说,齐国的田横自杀后,跟着他一起赴死的那五百人,就是“义士”;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只身挑战黑恶势力,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的,则必为“侠士”。侠士几乎是一定要管闲事的,包括为民请命、替人消灾,也包括“清理门户”、翦除士人中的败类。如果他居然“专打人间不平”,“专一急人之难”,那他就不但是“侠士”,而且是“侠客”了。这也无妨看作“士”的一种分工:有的出谋划策(谋士),有的行军作战(战士),有的舞文弄墨(文士),有的舞刀弄枪(武士),有的行侠仗义(侠士)。

行侠仗义成为一种有人专司,或者被某些人放在首位的事情,说明士的职业道德已升华为一种道义精神,这就是“侠义”。因此,代表了这一精神的侠,就是“士中之士”,是最能代表“士之精神”的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武侠和武侠小说为什么是文人的千古之梦了。道理也很简单:文人原本也是“士”,而且也代表着“士之精神”。

什么是“士之精神”?用曾子的话说,就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所谓“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就是说,无论是孤儿寡母,还是国家命运,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他。这当然并不容易,因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要“自强”,即《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呢?就因为他是“士”。士,首先是成年男子,也叫“丈夫”(身高一丈的男子)。如果这个“丈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那就是“大丈夫”。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有使命感。有使命感,就会意识到“任重道远”;意识到“任重道远”,就不能不弘毅;而要弘毅,就必须自强。因此,自强、弘毅、使命感,就是“士之精神”。

具有这种精神并能付诸实践的就叫“国士”。成为“国士”,曾经是许多士人尤其是文士的理想,后来却变成“侠客梦”了。于是我们便很想弄清楚:第一,它为什么是士的理想;第二,这个理想为什么会变成梦想;第三,这个梦想又为什么要寄托在侠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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