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

我的右手拿着这一楼层的疏散地图。这栋楼结构复杂,前后改建、翻修了好多次,安全问题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地形图,从来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大家一定会后悔的。但当真的有人去看,比如现在这样,便会感到背脊发凉……尤其是在医院。我觉得即便大家已经很疲倦,但在面对一个果决又带着莫斯伯格猎枪的男人,还是知道一下地形图比较合适。

无所谓了。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地图的照片。所有的楼层都因为电梯和水管的原因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是它的囚徒。

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没有估计好风险,这正是可能会让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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