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砂

去看富贵大堂也是那个时候，它在从高田向南乘大约一个小时汽车才抵达的一个叫作蕗的地方。那时候的汽车还是木炭车。车在狭窄的、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喘息着向上爬，很费时间。我只要夜里赶回小仓就行，所以并不感到特别匆忙。

在飞鸟园发行的“图解日本美术史”、天沼俊一的《日本建筑史》等书上，我读到过富贵寺，也曾想去看看这个偏僻的山村中埋藏的平安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听说明治时期后富贵寺曾经修复过，从那时以后，历经风吹雨打，已经成为孩子们游玩的地方。

从汽车站下来，穿过只有十来家的部落旁，就来到富贵寺。自然，这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寺庙坐落在一座小山岗的半山腰。这条铺着石台阶的坡路，在我后来访问平泉的金色堂时，曾联想到这两处的地形很相似。

不过，处于丰后山中的这个堂，就象是被人们遗忘了似的，孤零零地留在小林，使人觉得象座荒芜的殿堂。佛堂的门上着锁，我又从石阶走下来，在停车前的小杂货店打听，原来这就是管理人的家，一个五十多岁的主妇提着钥匙和我一起返回来。

没有任何照明，只好借着外面的光亮模模糊糊地向里面张望，大殿的须弥坛的背面，描绘的恐怕是极乐净土图，不过只稍稍留着一点朱色和胡粉的颜色，分辨不出是什么图案。同样的，内殿和外堂的柱子上，拉窗上，斑驳脱落的痕迹也很严重，发霉似的渗着白色。尽管如此，拉窗上还是残留着一些手拿笛子和琵琶的飞天像。

站在我身旁的主妇，讲起战前来临摹壁画的堂本印象，就曾住在她家。我站在这个山中的古迹之中，竟一时忘却了现实的艰苦。

去吉野也是那个时候。从檀原神宫到下市，我被塞逃了货车。只是从货车稍微启开一点的门缝中，射进一点光线。乘客或者坐着，或者站在席子上。我想那是在京都做完“生意”后的归途之中。我的背囊中放着扫帚的样品和到住宿地时准备做一顿饭的大米。沿着吉野川的溪谷，一片新绿显得非常美丽。

我这样周游各地，慢慢地觉得无聊。开始时看到陌生的土地，产生出一种在现实中看到了在书中读到过的地方的兴奋感，但这也逐渐难以满足我的要求了。总而言之，对这类周游我已经感觉不到意义了。

战前，我游览北九州各地的横穴古墓时，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干这事到底有什么用？”现在与这些话倒取得了一致。这不过是我驱遣空虚的作为罢了。

我的扫帚生意也越来越糟。商品上市，正规的批发店恢复了过去的秩序后，已经没有我这样的人钻进去的空隙了。而且，我在经济方面也拮据起来，以前用现款支付的订货改变成先付支票或票据。而那也慢慢开始拒付后，这工作也就只能罢手了。

阪神地方开始出现过去那样的黍扫帚以后，我们的情形就更别提了。对黍扫帚，质次的稾扫帚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再这样下去会给扎扫帚的人家增加麻烦。以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三月为界，我结束了我的生意。去大津、京都、大阪、广岛、三田尻收款归来之际，一想到这就是一个终结，我便对这些地方产生了依依之情。

在上述旅行之中，我大多是连饭也不吃的。为了协调火车与所去目的地的时间，只能耽误吃饭。例如，我去收款，如果那家店里来了买东西的顾客，店里总要先招呼顾客，把我的事放在后面。如果顾客接二连三地来买东西，买多长时间我就得等多长时间，想到要赶不上预定搭乘的下次火车了，真是坐立不安。这些难言之苦，只好一个人咽在肚子里。

到了昭和二十三年，吃的东西开始丰富起来，尽管有的东西很想买，但价钱贵，想到一买就减少一部分储蓄，终于还是忍住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被混杂的列车摇晃着，深夜才能回到家，第二天一早还必须按时去报社。

我的这门“生意”结局如何呢？最后，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存下钱，相反，那些无法支付的票证倒成了损失。不过，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带着这七口之家平安无事地过来了，这就算万幸了。能看看自己向往的地方，也算是我很大的收获。

不得不让“生意”下马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物丰富后，报社不再认可工作人员采购东西的休假了。我本来也不是随便不上班去搞这些副业的人，所以没有给报社添什么麻烦，但精神上还是有一种欠债感。领着月薪，却干这种“生意”，即便说是为了养活大家庭的需要，可心情上却决不轻松。时至今日，这仍象是事后的坦白。

我重新恢复纯职员生活，倒退到单调无聊的日子之中。

——顺便讲讲《朝日新闻》社，在这期间，有过一次主要领导大撤换。新的主要领导都是根据工会的意图选出来的，长谷部忠氏被选为社长。问题出在部长这一级上，人们议论说部长也要由工会选出，当时的部长们都面带愁容。不过，这件事没有进行就了结了。

我家从佐贺回来时，借住在原兵器工厂的职工住宅，从那里再也没能挪动。六叠、三叠、四叠半的房间里挤着父子八人，而且连我搞副业的地方也要留出来。那时，我的大女儿上中学一年级，最小的儿子刚两岁。两个老人、四个孩子，简直没有立足之地。

“扫帚生意”罢手后，我的副业是专门画印刷所的原版画和给赏金的广告画。我将对开大小的两用纸用水贴在木板上，置于榻榻米上，然后趴在上面涂颜色，用喷雾刷色器刷色。

使用喷雾刷色器是我开始在《朝日新闻》社画新闻广告的原版画时，接受社里同仁的劝告，从博多以按月付款形式买来的。机器很旧，用起来摇摇晃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地压泵。这种作业，有时要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

而且，印刷所的工作时间紧，有些时候我自己去印刷所，不是在纸上画原图，就是面石版或锌版的原版。等回到家里，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假如不这么干，凭月薪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受人之托，我也搞过商业街上的橱窗装饰，工钱很便宜。在狭窄的房间里，往陈列用的大木板上涂颜色所花费的力气真是超过想象。有一次，我正等着颜色变干时，竟躺在榻榻米的空隙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翻身的时候把好不容易涂好的颜色搞得乱七八糟。

画好了的东西，如果主人能够喜欢还算好呢，一般总要发几句牢骚，然后马上降价。这样一来，报酬也就刚够我的材料费。

就是这样的副业，也不是每天都有，一个月中顶多够干一个星期。

报纸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只是早刊变成了四页。我的工作也总算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不过，那并不能使我心里产生兴趣。

报社里的空气丝毫不能使我感到愉快。走动起来动作很活跃的只是那些从学校毕业的注定要成名成家的人们。他们从大阪来，在九州过两三年临时生活，很快就回到大阪或东京去了。每一次，都往上升一级。对于这些人，连部长也用特别的眼光看待。我的这些看法，恐怕并不只是个人的偏见。

我也快四十岁了。

没有副业干的时候，除了打打麻将，没有什么可以消遗的。我还下象棋，希望忘却自我。

以前，我进印刷所做学徒的时候，那里的店主爱打麻将，并且教会了我。做完了夜活，围着桌了，有时半夜一点才休战。那时，从附近可以送饭菜上门的饭馆里要来一盘炒面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香的食品了。我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盘着腿喝着中华面汤，简直不能再有比这更惬意的了。我的身份远不够能自己出钱买炒面吃。

听说有位穷老太太，消极厌世，打算自杀，她走在寻找死亡之处的道路上，作为最后的回忆，吃一碗“善哉”，老太太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决定不去死了。从我的体验来看，并不认为这话过于夸张。

在那家印刷所当学徒结束后，我不再打麻将了，可报社这伙人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下班就都抓起了牌。如果不这样做，直接回家，那简直忍受不了。打麻将的对手，大都是所谓“有资格者”，象我这样的人，大概是因为缺人手，才不得不被加进来的。

打完麻将，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如果是冬天，猎户星座正好升到头顶上的天空。“啊，不能干这种事，得想个办法。”这种想法沉重地压到我心头，不是焦躁，不是后悔，也不是什么虚无感。

下象棋的搭伴是广告部一个叫冲原的男人。他曾是东京总社的警备员，从战场当军曹回来后，分配在九州，被提升为社员。战后，《朝日新闻》社中自然已没有社员、预备社员、雇员的等级，只有社员与庶务部方面的雇员之分。警备员隶属于庶务部。

这位冲原在东京总社担任警备员时，有个右翼分子来到报社印刷厂捣乱，用日本刀砍伤了编辑局长铃木文史郎。冲原从暴徒身后两腋下伸过手去，交叉着勒紧那家伙脖子，那便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话题之一。

冲原家的附近，有广告部长的家，广告部次长的家也在那边，次长很得部长赏识，从会计主任连连晋升，当上了次长。冲原利用家住得近之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部长，他让自己的老婆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去部长家，象个女佣人似地给他家帮忙。这不可能不刺激住得很近的次长家属，次长马上对部长说了，让部长疏远了冲原。

不走运的是，冲原恰恰在那个次长手下当会计。冲原以军队里很自然的那套诀窍，巴结部长喜欢的次长，大概很想钻到“主流”里去吧。结果恰好相反，他后来大受次长虐待，最后终于从会计股调出，调到校对股。他坦白地说，从此后他“经常嚎啕大哭。”但又有谁会耻笑冲原呢？还不足三十人的广告部里，就分成部长的亲信和非亲信两派。

大家暗地里笑话冲原生出与自己身份不相适应的野心，这也是一个没有资格的人想钻进宝塔尖的一种挣扎。“落到”校对股后，他大概对“出人头第”已完全丧失了信心，心情轻松起来了，以前拼命也要去上的夜班现在也不上了。

部里的职员总是讨厌这位冲原，可我理解他的心情，有时和他下象棋。也可以说，我这个除此之外无处解忧的人，除冲原以外，再也找不出下象棋的对手了。有一年过新年，因为冲原常去值班，我也来到没有任何旁人的报社，和他下棋玩，从早晨一直下到半夜，一直玩了十二个小时左右，我也自暴自弃了。

心里老象嚼沙子一一样，陷入灰色的境遇……这些用惯了的形容词我也是会用的，但用这样的词句来表现自己又是很难的。虽然处于连续的焦躁之中，但那种愿意在泥沙之中窒息、绝望的痛快劲儿，那种虐待自己身体的心情，我也是有的。

我家附近有个报废了的煤矿，矿上有一座不很高的废煤堆成的山。晚上，我带着大女儿，站在山顶上，教给她星座的名字。从山边升起来的天蝎座，闪耀着红色的眼睛，比起图上看到的出人意外的要大得多。头顶的天空中有白鸟座、鹫座，呈三角形，“那是白鸟座。”“那边是牵牛星。”我用手指点着告诉孩子。我只能这样做，但我的心中，连一颗星也看不见。

没有副业干时的星期天，我无处可去。在家，焦躁不安；出去，也不能填补空虚。在人流汇集的街上走着走着，也会毫无理由地生起气来。不管是下象棋、打麻将时，也不管是在工作时，我的额头都流着冷汗，必须不断地用毛巾擦，为此受到同事们取笑。我也许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也睡不好。

从小仓隔山面对着的濑户内海的海岸，位于北九州的里侧。路上有座石灰山，有水泥厂的采石场。公路绕过山麓，伸展到半岛顶端的门司的后面。无处可去的我，毫无目的地乘上公共汽车，到松枝下车，在海岸上散步，不见人影的海边，只能看见一个不知名字的小岛。

我有时在海边坐下，眺望大海，有时在松林中漫步。回到人口众多的家，我感到厌烦，出去也没有可去的地方。倘若我有更为直接的动机，那时我可能会企图自杀。但是，我身上连这样强烈的动机也没有。思想沉浸于急躁，怠惰的情绪中，虽然心里着急，但身体是倦怠的，头脑是懒散的。

我甚至没有欲望去读一本书，觉得读了书也没有用处。做扫帚生意，乘着夜车往返于京阪、广岛，佐贺之间，已成为遥远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