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算找到了工作。

但是,准确地说,我不如道这算不算工作。前面已写过,我家做饮食店生意,但不知不觉地,父亲又开始被酒店和房东催租要帐。最后落得个只能从酒店用现金买一升装的酒喝的下场。我找不到工作,整天游游逛逛,心里焦急,如坐针毡。

假如我会一门手艺,就能找到工作,可我一不会做木工,二不会当泥瓦匠、石匠。我所以想靠会一门手艺来做工,是因为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倒闭后,有一位在同一个公司的职员,苦于衣食无着,抱着被子寄宿到我屋里,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以工资为生者的软弱无力。这位事务员已年近四十,也是因为没有学历,在同行当中工资最低。他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边找工作,一边晚上就到我家里来睡觉。

一天,我正在小仓的小巷中转游,看到一家小印刷厂贴着“招收画匠学徒”的广告,就是招石版的原版画工。我从小学起就喜爱图画,图画的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一。我想与画画有联系的活我还干得了,就走进了那家印刷厂。

厂主出来对我说:“学徒都是小学刚毕业就马上录用的,象你这样快二十的人用起来可不顺手。”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在狭窄的场所里忙忙碌碌工作着的工匠。

我想起来了,旧日的邻居中有个叫高崎的。他是小仓最大一家印刷厂的老板的弟弟。我把此事对母亲说了,一天晚上,母亲去拜托高崎先生说情,看能不能让我到那家印刷厂作石版的学徒工。那家印刷厂的活,分活版和石版两种,但以活版为主。

就这样,我当上了高崎印刷所的见习工匠。对我来说,石版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怎么个搞法,我一无所知,最初是按见习画匠把我招来的,但印刷所里连当师傅的画匠都没有。所谓原版画,就是在象誊写纸似的透纸上,涂上油性的药,然后用油墨画画儿或写字。如果手指尖稍稍碰到纸,纸就会沾上手指上的油;可到石版上就成了一块黑。处理这些是需要技术的。

我入厂时完全是个门外汉,所以不可能顶事。最后,成了真正的石版工的学徒。把五六贯重的石版石从手工印刷机上拿起放下,运到厨房附近,加上金钢沙,擦掉石头的感光部分。这样的工作,本来是由小学刚毕业的少年做的。

最后我被比我年轻的小伙计们狠命地支使着。干着干着,我明白了,画原版画,完全外行的人是干不了的。我偶尔画的原版画,不能用,不得不让连画匠都不是的普通工人修改,因此,总叫我去磨石头。磨石头的地方在印刷所的厨房里,每天闻着咸菜的味道和出白色碱水的石板石的气味。

但是,我不想做普通的石版工匠。我觉得即使在这里做工,也学不成画匠,于是重新找到一家可以当画工的小石版印刷所当学徒。新去的这家印刷所的店主,教给我从基础到画原版画的方法。与此同时,广告图案开始兴起。比起用油墨绘原版画来,我倒更喜欢用油画颜料画底图,俗称为“写生”。

如今,广告图案杂志多起来了,随手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的这类专门杂志,但那时的参考书,只有诚文堂出版的《广告界》。这本杂志,是我学绘图案的教科书。

这期间,作为我师傅的店主,迷上了打麻将,对工作弃置不顾。没有办法。逼得我不得不画原版画,甚至连图案也得接过来。不过,这使我很快学会了工作。这家有两台手动式印刷机。后来,添置了八开印刷机,一座小型印刷所已初具规模。

我每天工作到很晚,夜里十一点以前从没有回过家。有一年冬季,一天,我坐在木板地上,用冻僵的手画着原版画,觉得脊背阵阵发冷。对店主的妻子说了,她说工作多,不能回去,要留下来干活,可是她连盖脊背的东西也没有借给我。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不好,发起了高烧。

那时,我家已从过去的最近的房子搬到偏僻的地方。还是开饮食店,这次却小多了,很可怜。在那样的地方,买卖也不可能兴隆,这段时期是父亲最艰苦的时期。我的身份搞不清是学徒还是伙计,薪金只能拿十元左右。因为原来说的就是当不拿薪金、只教会工作的学徒,而最初的半年,也的确是白干的。父亲那会还作饮食生意,还算过得去。

尽管生意萧条,可父亲却不管不顾,又开始向同行们炫耀起他的“政治知识”。有一次,在当地警察署的帮助下,饮食店工会的组成大会召开了。父亲似乎在会上向警察提过什么问题,便被选为工会干部,他颇为得意。只要饮食店工会一开会,他就匆匆忙忙兴高采烈地去参加。父亲一生都没有改掉这种老好人的秉性。

再接着前边的说,我感觉不好,得了肺炎,卧床在家,病势沉重,又住不起医院,就靠在家休养,总算脱离了危险期。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盘尼西林疗法,所以肺炎的死亡率相当高。在我枕边,可以听到要帐的声音。至今我仍然记得父亲的样子:他的脸伸向火盆上面,专心致志地考虑着如何筹措钱。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垂着头,不知什么时候打起盹来,长长的口水滴在火盆的灰烬上。

我一心想千方百计维持住一家人的生活,急于尽快地拿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在小仓的小印刷所,我的技术提高不了,就又调换进了当时九州最大的博多岛井胶版印刷所。

岛井冢是博多的世家,他的祖辈岛井宗室是富商,秀吉出兵朝鲜时,往返都叫岛井宗室同行。

在岛井印刷所,我学习了画图案,但依然拿不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那半年,我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我这个独生子,一生中与父母分开,只有这一回和以后被抓去当兵那一回。

怕是有些语无伦次,昭和三年(即1928年)发生三.一五事件,昭和四年(即l929年)发生四.一六事件,检举共产党就是在这前后发生的事情。

昭和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有个刑事来到我家,把还睡在床上的我拉起来。父母被吓得惊慌失措。我穿上厚棉袍,来到小仓警察署的二楼上。楼上有个圆火炉,我在火炉边等了一会儿。为什么抓我,我全然不知,不过心里多少也猜着了一点。

那是因为,前面也写到了,八幡制铁厂爱好文学的伙伴们接受过别人散发的非法出版的《战旗》,受到八幡署特高课的注意。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把我也当做小组的成员之一,抓到这里来了。后来,搜查了我的住处,在我稀稀拉拉的书架上,没有发现一点可以被他们当作把柄的东西。

我正在烤火炉,刑事进来问我;“你是什么人?”

“是今天早晨被叫到这儿来的人。”我刚开口,他大喝一声:“混蛋!”马上把我赶到没有火烤的寒冷处所。在拘留所里,我与五六个嫌疑犯关在一起,我一个人是所谓“思想犯”。在这里,我同诱拐妇女、盗窃、诈骗的嫌疑犯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天。与现在的拘留所不同,那时的拘留所极不清洁,屋角堆积着大小便。最初的两天,那种臭味熏得我吃不下饭。

刚进来时,我们吃的是早就褪了色的木盒里的配给饭。我的喉咙火辣辣地疼痛,吞咽不下去。我没有发觉到这是口渴的缘故。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吃饭就象吞石头那样疼痛。厕所只是用两块板子搭在四角的罐子上,在同屋人眼前可以随便大小便。

拷问时用的是竹刀,由把我抓进来的那个叫近藤的酒红脸的人负责,他要我非得说出同伙的名字。拘留所上面是练武场,打人不需要任何顾忌。大概是看我的嫌疑较小,所以没有把我倒吊起来,也没有用烟头烫。

在拘留所关了十几天,我出来的时候樱花已经开放了。母亲哭了。

我被释放以后,那个叫近藤的刑事还多次来过我家。每次来,父亲都让他白白喝酒,我这时才领教了刑事的讨厌劲儿。在后来的小说《流浪人外传》中,我写下了这个模特。

从拘留所回到家一看,我的书全都被父亲烧光了。父亲虽然嘴上口口声声地说大话,讲政治如何如何,其实,心里胆小怕事得很。他说,看了那些书,思想上会受影响,从此严厉禁止我读小说。

不过,我也顾不上搞什么文学一类的事了。我觉得不尽早使生活安定下来,一家人就要流落街头。看到被逼债的父亲,我越发下定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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