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城市的水果店里,已经很难见到枣了。由于栽培技术的进步,在颇为讲究的高级水果当中,枣之类的怕是已经无人问津了。但我却喜欢这种长着鸟卵斑点的、带草腥气的果实。我喜欢从干涩的舌头中渗透出来的那股酸甜的液汁。

父亲把我从小学后门叫到那家小客店。在路过的一家疏菜店里,他给我买了枣子。在小客店粗俗的大房间里,旅客们横七竖八地躺倒着,其中还有一对对夫妇。父亲的地方,有二叠大小,他盘腿坐在那儿,摊开报纸,叫我吃刚买来的枣。枣子出乎意外地多,我吃得饱饱的。

“怎么样,你妈做什么呢?”

父亲问我。他那时已经发胖,过去全盛时期身着绸缎,还很魁伟,可是如今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只显出宽大的身体。父亲笑咪咪地向同住的房客们讲着我的情况。

父亲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搬至小仓。他在大米的投机生意中败北,又被经纪店赶了出来,他与相同的落魄者,每天在交易所前,象乞丐赌徒一样,以当天的行市作赌。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和我曾一度受到邻居一家鱼糕店照顾。母亲在那里象女佣人一样干活,而我则受尽那家儿子们的白眼。那家人把他们吃零散了的鱼骨头重新放在一起煮成汤,叫母亲和我吃。母亲时常暗中落泪。

父亲总算回家来了,我家决定搬到小仓去。在小仓一个叫旧船场的街上,有一家浴池。我们得到了一位熟识的名叫奥田的老人的帮助,他在浴池里是烧火的。他们老两口心地非常善良,很得雇主龟井的信任。浴池的后面,有两间六叠大小的住房,浴池老板好象没有要房费,我们全家三人借住了其中的一间。

我转了小学,成了天神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父亲叫处寻找工作,但年过四十的人是找不到什么理想的工作的。附近有家叫兵库店的百货店,父亲曾被雇去看管顾客进店时脱下的鞋。虽说是家百货店,当时顾客都是脱下木屐,走到榻榻米上的柜台。

在浴池的市场附近,有一座桥,叫旦过桥,过了桥,角上有一家旧书店。我因为在窄小的房间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便常去这家旧书店,站在店里看书。书店前有小电车,通向一个叫香春口的地方。

铁道马车从香存口往返于一个叫北方的城镇。香春口的电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木造的旧教堂。

后来,我才矧道,鸥外就是到这个教堂去学法语的。鸥外的《小仓日记》中,写的就是与那里的法国神父贝鲁特朗的交游。

从那年年底时起,父亲开始站在桥头卖起咸鲍鱼来。兜售对象是从市场上同来的顾客,价格看起来比市场上的要低点,结果买卖竟然出乎意料地好。

从这时起,我们总算从借住的奥田家的住房中“解放”出来,迁到市外一个叫中岛的寒酸的出租房里。我家是小巷子里用木板围起来的木板房,有一半还由房主老太婆住着,屋子之间的隔墙也是木板做的。四周的居民都是穷人,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小巷里白天也见不到多少阳光。

不过因为总算有了一间象个家的房子,父母的心情都轻松些了。屋檐是马口铁做的,夏天,屋子里热得能蒸死人,冬天又冷得出奇。到了梅雨季节,榻榻米上会爬出好多只鼻涕虫来。

父亲依然在桥上卖鲑鱼,大概也想在家里卖吧,有一天,在纸上写了“卖鲑鱼”几个字,贴在家门口。然而鲑龟买卖也没维持多久,后来,父亲又成了庙会上的露天商贩。

要说交往,只是和过去借住过的奥田家往来。那家浴池的主人有个儿子,常听他们提起“龟井的小少爷”。他比我大一岁,在学校里总是得第一。小学毕业之后,他升入小仓初中,后来转入一所什么地方的高等学校,再进入东大。“龟井的小少爷”后来成了劳动省的事务次官。

父亲有一定的社会知识,我想如果他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成为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与父亲关系不好的母亲,对这点也承认,她对父亲说过:

“你耳朵小,生来命就不好。”

这话里也包含着父亲刚生下来就被送到贫困的旁人家当养子的命运。

父亲的亲生父母田中家,二儿子去世,第三个儿子嘉三郎继承了家业,前面也提及过,他后来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又进入当时东京出版学习参考书的公司。他似乎和父亲没有什么书信往来。

那时,父亲带着母亲出去在庙会上露天摆摊,但他们各做各的生意。

母亲推着小小的摆摊车“轱辘辘”地离开家,父亲拉着排子车走。两辆车上装的都是破烂货。父亲的买卖,夏天大多是卖柠檬水之类。母亲用炭炉烧干鱿鱼,卖煮鸡蛋或今川烧。她喜欢抽烟,烟袋从不离嘴。面前摆着卖不出去的货,眼望着过往的行人,她嘴里叼着烟袋,脸上一副不紧不慢的表情。父亲自以为加入江湖商人的行列,与他们用暗号谈着什么。

不论做什么不起眼的生意,父亲很快就以内行自居,对别人眩耀着。他换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大抵都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是在要帐的上门来的时候,他才有些困窘。

母亲的性格是,总要找点苦受,才能心安理得。那时,父亲已经变正经了。诚然,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了。母亲的弟弟常从下关来,一来便夸他:

“姐夫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母亲总是把与父亲吵架的“老底”捅给她弟弟。她的这个弟弟,原来曾在铁路上工作,那时已当上了市政府的职员,过着安份的日子。父亲看不起内弟那种小心谨慎的生活方式,而内弟又嗤笑姐夫懒散的无忧无虑的样子。

我不知道父亲下关时代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曾让母亲背着徘徊在花街(妓院集中的街道)里,可见那是个妓女。但我从父亲与母亲偶然的谈话中,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雪。所以提起她来,是因为这个叫雪的女人,恰巧来到小仓,成了小仓一条街上的一家衣橱店老板的妻子。父亲把这个告诉母亲,可见即使见到这个熟识的女人,他也产生不了恋情了吧!衣橱店位于行人较多的街上,父亲或许也是路过那里时看见她的吧!

由此可见,父亲是个不知愁苦的人。换了一般人,在嫁到富裕人家的自己过去的女人面前,恐怕都要掩盖自己寒酸的样子。我觉得,父亲大概会在那家衣橱店前,与正在卖东西的雪交谈过。因为他是个好心人。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父亲身着绸缎衣服,与做投机生意的同行们接触时的情形。我曾由父亲带着去过他的同行家,那些投机者中有一个是盲人。他叫一个比我大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牵着他的手,在交易所四周转悠。在陋巷的脏水沟上,架着好几座小木桥。过了桥,在小巷的尽头,有一所黑色板墙的房子,那就是干“投机生意”的人们聚集的地方。他们都是些连经纪店都进不了的乞丐投机者中的渣滓。我忘不了坐在他们之中的父亲那高大的身体。

在小仓的中岛的木板房的家前,有一条流着白色碱水的小河。附近的造纸厂排出的废水的臭气,飘散在低洼地中。不过,在这里住久了,如果闻不到那种臭味,反倒觉得不象在自已家了。每次放学回来,我一回到那散发着废碱昧儿的桥上,一种回到家里的轻松心情便油然而生。

房东是位年过六十的老太婆,她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一起过日子,她们的生活很简朴。那女孩是老太婆的孙女,她说她父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去了。据邻居传说,她父亲入狱已有很长时间了。尽管如此,老太婆还在指望着,只要儿子能回来,今后就会好起来。

小女孩一早起来做早饭,然后去上学。

“奶奶,今天我不要饭盒。”

一听到这声音,老太太就高兴地回答一声“噢,是吗!”孙女为了讨好她奶奶,常常不吃午饭。隔壁有一个患肺病的中年女人。我家没有厕所,外面有一个由附近二三家合用的公共厕所,那女人的丈夫背着病得神志不清的妻子去厕所,离去后,厕所里面尽是血。

祖母好不容易来了。因为父亲和母亲追着高市要去很远的地方,需要一个做饭的帮手。父母亲天不亮就起身,推着排子车和货车出发,直到半夜才回来。他们到了哪里,走出多远,真是难以推测。所谓高市,就是乡下逢年过节时,搭些简单的戏台或耍把式的棚子,以这些棚子为中心,摆着卖软点心、糖、柠檬水、煮鸡蛋的露天小店。因为是冲着那些去的,所以每天必须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哎呀,今天上当了。”母亲嘟嚷着回来了。比如,听说是村子的地藏庙会,等赶去一看,原来只是森林中的一个小祠堂,来的人都是些孩子,不过十四五个人,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

后来,父亲在小仓练兵场边的路旁开了一个巴烧(印有巴字图案的糕点)店。

在这里,父亲也发挥出了他那乐天派的天性,经常同过往的客人高谈阔论,也真是难为他,还每天订着报纸,得意地吹嘘着报上的那点知识。不过,总的来说,与当时的时事政治相比,他谈的更多的还是回忆自已年轻时的事情。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飞雪的严冬,父亲就在路旁的松树下用面粉袋子的布支起帐棚,卖了两年左右今川烧和柠檬水。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也就掌握了一些常识。虽说是报刊杂志上登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但我觉得还是比其他同学懂得多些。

读到小学六年级,伙伴们都开始着手准备升入中学的考试。那时,父亲好象和东京的田中嘉三郎有点书信往来了。嘉三郎在信中说,“我的儿子准备考中学了,你们打算怎么办?”父亲告诉他,想让我继续升学,可是没有学费,看他能不能借一些。从这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就中断了。

我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总算有了点好苗头,在过去住过的龟井浴池附近的绀屋町,开了一个小饮食店。似乎是借了很多钱才办起来的。对母亲说来那是“全盛”时期了。因为做生意的需要,甚至还雇用过三个女佣人。母亲坐在长火盆前,梳着插进青色发簪的圆发髻,母亲除了梳圆发髻,没有盘过什么别的头型。就是在露天小摊上卖干鱿鱼和煮鸡蛋时,也摆出如同那些手摸圆发髻的大姐的架式。

但是,开饮食店时的圆发髫,其形状、盘法与过去都不相同。以前是自己随便盘的,自从干起这种招徕顾客的买卖后,每次都去梳头店。但是,依旧由于父亲的懒散,这个店的光景逐渐地萧条下来。

我对上中学已经死了心。当时,报纸上登过早稻田大学出的中学讲义的广告,父亲就给我订来了。但是,就连这点微薄的费用,也没有坚持多久,因为家里的生意越来越糟糕了。

第一时间更新《半生记》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