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走过普特尼桥时,都不知道他们正越过埃文河。其中的理由当然是因为桥两边并排着建筑物的缘故,就像佛罗伦斯的庞德维奇欧桥那样。若不走进其中一家商店,再从商店的窗户望出去,你是看不见河流的。我听说罗勃特·亚当在一七六九年设计这座桥时,曾参考庞德维奇欧桥,不过,假如两者有任何相似之处,也只是表面上的。亚当设计的这座桥,迷人且具原创,三个拱曲之上盖着一个帕拉狄奥式(Palladian:文艺复兴时代义大利建筑师)的结构,搭配威尼斯式窗户,同时两边都有圆顶的通行税征收屋。

西面的通行税征收屋与图书馆相对,现在改为一家咖啡屋,叫做‘大卫的咖啡屋’。我与大学管理委员开完会便来这里。我之所以前来,与新任务完全无关;我是来大卫咖啡屋放松心情的。接连与布得班医师、管理委员会相谈之后,我认为自己需要稍事休息。我无法忍受教师休息室。我的本性与多数乡下地区学术界的态度、观念不合。身为一个新系的教授,我感觉有义务花多一点时间静坐聆听大家谈论他们在《卫报》与《独立报》上看来的观点及再评论,或是板球败局、工会、影印机等等。不过,这一天不行。

大卫咖啡屋是我的天堂。约三年前,我为了英文系教职初抵巴斯面谈那天,偶然发现这家不比火车车厢宽多少的小巧咖啡屋,屋内弥漫卡布奇诺咖啡的气味,窄小的背靠背座位、亚麻桌巾、顾客安静地浏览店内提供的报纸,在在让我感到快乐的征兆。咖啡屋一端的尽头挂着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另一端是现代大卫充分利用有限空间的料理区,他就在里面分送茶和咖啡。店主大卫清瘦而灵活,这是必要的:想在那个柜台后面操作,差不多需要一个凌波舞者才行。

坐在最受大家喜爱的座位中,可以看见埃文河全景。桥下宽大的水面由水坝操控。水坝是一个白色的U形三段式结构体,只是,它优美的线条戴着死亡陷阱的面具:万千加仑的水聚集在一个有限区域,形成一个漩涡,年复一年,蛮勇的泳者和独木舟泛游者在那儿惨死。

我找了个窗边位子坐下,把身体的重量以熟悉的方式往位子上放,以免让邻座的客人感到摇晃。我点了咖啡之后,想到在医院的谈话。去他的布班得!我后来一定会把对他讲过的话对婕若尔汀说。诚实之于我们的婚姻,实在比业已被那名医师搞砸的医学道德更重要。

我瞥一眼《泰晤士报》的头版,便把它推到一边去,从口袋拿出离开办公室时从巴斯丘走下来前,由我书架上取下的《诺桑杰修道院》。我翻到其中珍·奥斯汀借依莎贝拉·索普之口说出的评语:

我烦透了巴斯;今天早上,你哥哥和我已经同意,尽管在这里待几星期没有问题,但就算给我们几百万,我们也不肯再住在这里了。

我记忆中的字句,与书中实际所讲的话没差多少。读了它们,宛如服了一帖镇痛剂,感觉恢复了心神。当然,把虚构角色的观点归诸作者是错误的;而且平心而论,这本书里也有些对这城市的赞美,只是,以我此刻的心情,想像市议员参观展览时,发现典雅的乔治亚式巴斯城相片配着引用自珍·奥斯汀作品中苛刻的文句,总是令人开心。

我啜着咖啡,告诉自己,把这具破坏性的想法赶出心中。展览重任掉到我头上来,它现在就是我的小孩了,因此,我最好开始爱它。庆祝珍·奥斯汀在巴斯。原则上,我很愿意庆祝她的六大著作,但除此之外的庆祝主题,由我来做,简直是找错人了。被庆祝的那位创作者,对我而言是个难题。我从来没有渴望要加入那些自称为珍迷的热中读者的行列。并不是因为我反对珍所写的角色,事实上,她书信中偶而出现的激烈评论比起小说中的“温和珍”,好像使她显得凡俗、可亲、可接近一点。我的困难比这个更根本,我与那些崇拜作家并分分秒秒不停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没有同感。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完整而独立,与作者无关。我对当代批评界倾向于把创作作品放入传记资料中的趋势无意跟进。

这时,我的思绪暂时被窗外发生的景象分神了。在下面,三名男孩大胆地游到水坝尽头,在浮木集中的地方找到站立的地点。那边的水流不像中心地带,下了几天的雨之后,强大而直冲往边缘。男孩捡起浮木块,用力丢到中央,享受扰乱水流的单纯愉悦。

这景象宛如为我的困难做了合宜的实例说明:这个展览一定要有视觉上的刺激才行。小说册页再怎么优美,也不适合公开展出,除非配合强而有力的图像;而那几部作品却没有多少鲜明的图像。市面上珍·奥斯汀小说的图画版总是惨不忍睹,它们比流行的时装图片好不到哪里去,小说的动力都在字里行间。我可以把珍·奥斯汀在《诺桑杰修道院》与《劝导》里描写的地点拍下来,因为这两部小说的背景都在巴斯,但那有什么效果呢?既然大家可以亲自到密尔桑街和矿泉饮用室等情节现场观看,那谁会想观赏相片?不行,我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成见并运用传记的方法,提供珍·奥斯汀的家人照片、她住过的房子、她认识的人的相片。这些图片虽然是静态的,但至少不会显得枯燥乏味。

既然这样,放电影如何?从电视剧情片中摘取一段在巴斯实地拍制的录影带和电影片断,也许值得展出。记得不久前放映过根据《劝导》那本小说改编的片子。英国广播公司一定曾取得市府同意在本地拍片,那么现在反过来请求他们配合也算合理吧?

想像着在偌大的舞厅一端的大银幕前摆置几排椅子,我这才感觉乐观了一点。我的视线回到水坝上。

一名男孩正沿着边缘走向中心。一块大概是他丢掷的木棒卡在弯曲处的尖端。他相当自信地步向它,另外两名男孩注视着。那男孩大约十二或十三岁,尽管体型结实,但这样做仍属蛮勇之举。河流两岸都有标语,警告在此游泳及泛舟的危险。

记得我在心中告诉自己:那男孩实在是个小笨蛋,这种年龄的小孩总是爱寻找体能上的挑战。假如他们不在水坝边上行走,也会在市内某个停车场的坡段玩滑板。这时,男孩走到中心,把木棒拉出水面,像拿着埃斯卡利伯般举在上头(亚瑟王受赠的宝剑名。亚瑟王受伤临死时,吩咐他人将这宝剑丢进湖里,湖中伸出一手,接剑后隐去)。

或许觉得他这样太危险了,另外那两个男孩的其中一个,捡起一块木头朝那炫耀的男孩丢去。没丢中,男孩看着它飞向旁边落下。但他一定低估了水流的力量,因为我可以看见他为了站稳,不得不向旁边跨了一步。他似乎感觉到危险,连忙摇晃两臂以保持平衡,接着又被迫站到下一层。

这个移动颇为明智。水泥造的水坝层级相当宽而阶高也不过几寸而已,水流的冲力对那男孩似乎不是问题,因此他大可以马上安全轻松地回到上一阶。

但他运气不佳,足下打滑,一时失去平衡而仰面跌倒,任水流把他冲到下一阶。

我很快站起来,担心男孩会被卷进水流辐辏的大漩涡内。我相信我曾向大卫喊“有人落水了”,接着立刻跑出咖啡屋,越过那座桥。在大步道上的人大概也见到了这桩意外,因为从那边可以俯看水坝,但我比他们更靠近可以下去水坝的地方。我跑到远处尽头,向右转,抓住铁栏杆,飞快步下阶梯,到了支撑桥墩的石级上。我跑向栅栏,以便看清楚,但仍看不到男孩。另两名男孩仿佛麻痹般站着,呆望水坝出水处的滚滚漩涡。

在河这边的水坝结构体是一道水闸,水闸立定在一个支轴上,一个平台覆盖其上。要赤足走到水坝的话,我必须攀越另外一边大约一百码的阶梯,然后越过那个平台。救生圈挂在水闸边的栏杆上,差不多与这同样远,但没有时间了。

我脱下夹克和鞋子,翻越栏杆,纵身一跃。离河面约为十五尺。我入水后浮起,咳了几下,吐出恶心的河水,开始游泳。一直到这一刻,我的行动都是直觉的反应,等到开始要向水坝游去,心中才起了疑虑:真的有三名男孩在那下边吗?或是只有两名?假如那个落水的男孩早已自己解围,我的举动岂不太难为情,而且没有意义?

我右手碰到水底一个硬物。我抓着环绕水坝的石头,吃力地支撑身子,一脚先上,试着向侧面攀爬。最后总算在男孩为了木块而落水的地方站了起来。水流猛拉我的两脚。

水坝尽头那两个男孩一边挥手一边大喊。

“你们有看见他吗?”我向他们回喊。

“他一直往下冲。”其中一个男孩大声讲,那腔调使人想起拉丁文初级课本和条纹学生帽。

“哪儿?你们看到他在哪儿?”

那个男孩手指着:“那儿!先生!在那边!”

我瞥向左边,看见水泡上浮现一只手臂,手指全部张开;但几乎立刻又沉得看不见了。

“去找救生圈!去找人来救援!”我大叫。

对于湍流,我也没有胜算的把握,但总不能眼看着一个男孩淹死。我下了两层石级,感觉脚底很滑,于是蹲下来,爬到最靠近手臂出现的地点。我可以鲜明地看到翻涌的河水如何制造出一种搅窜的效果,以致使男孩不敢爬回去而任水流冲走。他会浮浮沉沉地直到淹死为止。

我绝望地扫视涛涛水面,希望再看到男孩。突然,我看到他在两三码远的地方再度冒出水面。这一次,连躯干都浮上来了,像一块圆木在水中翻转,显然已经死亡。

我向下一跃,在他后头入水,两臂前伸,希望抓到他。冷水宛如一头凶蛮进攻的犀牛,把我往下冲。我吞了大量河水,耳内轰鸣,被水流冲转得失去方向。感觉头部与什么硬物擦过,但总算抓到男孩腿部了。

我伸出两手,把他的手拉拢来。我们两人有如软木般,被急流冲击着,忽上忽下旋转。但我一直抓着男孩,而且感觉水流的冲击愈来愈小。等我看见头顶上方的叶子时,我晓得我们已被冲到水坝外围水流较弱的地方。

我的肩膀碰到堤防的石头,并发现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猛吸一口气后改换抓着男孩的姿势,从他背后拉着他的手,让他的脸浮出水面。他的脸色如百合般死白,没有生命,头颈后垂。

我拖着这个僵硬的负担,与水流搏斗,直至踩到水坝最外缘的最低石级,也就是男孩刚才站立的地点。尽管听起来像《男童专刊》中的故事情节,但我实在可以这样说:尽全力拯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所带给我的力量,超过我以为自己所拥有的力量。首先我蹲着,再努力把右脚放进一个可以支撑站起来的位置。我摇摇晃晃越过结构体,向上爬到水坝尽头的水闸石壁。那儿宽得可以种树。

我弯身把小男孩放在地上,这才想到,如果希望这男孩有任何生还机会,此时的关键是救生技术,而我对必要的技术只有很模糊的概念。仿佛被我的想法引发了,身旁一个孩子的声音对我说:“口对口救生术,试试看口对口呼吸,先生。”

那是从水坝上下来的一个男孩。

我拼命地回想该怎么做才对。一手放在失去知觉的男孩前额,把他的头往后扳。他的嘴角渗出一道水,我再度转动他的头,但没再渗出水来。嘴巴和鼻子清出水草和其他塞住的东西。

“你得捏着他的鼻子,往他嘴巴吹气。”我身旁那孩子说。

我试着照做。男孩两唇紧抿,不像会起死回生的样子。我吹了几口气,空气进入肺部时,他的胸部跟着凸起,但没什么别的改变。一无进展之余,我试着在胸部施压,重复压在胸骨的下半部。

眼睛仍望着那张苍白的脸孔,我问另外那男孩:“你有没有去找救援?”

“尼尔森去找了,就是丢木头的那一个。”

他特别指出“丢木头的那一个”,这对我没有意义。我只是很快失去了唤醒男孩意识的信心。

我不再揉压胸部,改用指头去感觉男孩喉结旁的脉搏,很难感觉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翻开左眼皮,眼球不动。我捏住他的鼻孔,再把我的嘴贴近男孩的嘴。

靠得这么近,很难说准什么,但我仿佛觉得,当我吹第二口气时,男孩的眼睛动了一下。眼皮仍盖着,但周围的肌肉动了动。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也无法确定那是否是因为我的手压着鼻子所致。

我停止吹气,坐好以便看清楚一点。当我伸出一只手想翻他的眼皮时,那双眼睛自行张开了,虹膜动了,两眼大张。

这一刻感人至深,是解放,是开释。一个生命被捡回来了。

我喃喃道:“感谢上帝!”

我不信教,但没有别的字眼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

男孩咳嗽几声,并胡乱说起话来。

“我替你翻个身。”我告诉他,沟通的喜悦从未如此美妙过。

男孩几个急促的呼吸后,吐出一些水。我按摩他的背。

“他没事了!你救了他一命!”另一个男孩在他身边跪下来。“你还好吗?小

马?”

“他的名字叫小马?”我问。

“马修。我叫皮厄斯。”

“好了,皮厄斯,我们把衬衫盖住他的肩膀。”躺在地上的男孩转头过来时,我对他说:“我们马上送你回家,马修。”

“尼尔森和老比尔走过来了。”皮厄斯说。

我转身,不只尼尔森和老比尔来了,沿着河岸,一连来了约二十个人,一齐向水坝跑过来。他们首先得爬过一段阶梯,并越过水闸。我借机替尼尔森说话:“皮厄斯,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不会再提起丢木头的事。是马修自己沿着水坝行走才落水的。你只要这样告诉大家就好了。”

“我猜,照你说的那样说没错。”

“肯定没有错。”

“好的,先生。”

“那不是故意的。”马修哑着嗓子勉强说。

我低头瞥瞥那张苍白的脸孔、那两只眼睛以及贴在额头的黑头发,他看起来是个聪颖的孩子。

“是的,孩子,”我告诉他。“在我们一生中,有时候会做些事后不愿想起的蠢事。”

虽然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但“孩子”两个字自然地来到唇间。在马修睁开眼睛那个奇妙的瞬间,我所经验的喜悦和安心,与一个父亲面对孩子出生的奇迹时所经验的感受,没有什么不同。

“小马,这位先生救了你。”皮厄斯说。

“小马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我说。

尼尔森找到的不是一名警察,而是交通督察。他带领救难人员爬上阶梯、越过平台。他们还需要攀越栏杆再走下来。

有人细心地拎来我的夹克和鞋子。在我穿夹克和鞋子时,男孩子们凑在一起讲着刚才发生的事。救护车的警笛缩短了他们的谈话。有人递过来毯子,马修挣扎着说他宁可回家,但别人已经把他包起来送上车了。

这是我开溜的机会,英勇的救难者角色并不吸引我,我宁可被人当做是个让院长头痛的难缠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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