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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人们的后见之明，一些可震烁古今的大事件，原本都平平无奇。

1206年，在蒙古高原的斡难河畔，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他百万子民的拥戴下成为可汗。一个新的游牧国家诞生了。

一百万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太不值一提了。何况，这稀少的人口所组成的国家，又是那么贫穷和落后。

除了他的宗主国——金国会有一点反应之外，“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南宋，早已偃武修文的西夏，哀叹霸权不再的西辽还有正在疯狂扩张几乎要成为第二阿拉伯帝国的花剌子模，没有人会愿意往那蛮荒之地投放一点点关注。而更为遥远的斡罗斯、阿拉伯、拜占庭以及罗马教庭和西欧的国王们，更连听说其事的可能都没有。

若不是这个被称为“成吉思汗”的男人日后把对自己或不屑一顾或懵然不知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谁又会记得那条叫斡难的河流和在它身边推举首领的那个叫“蒙古”的民族呢？

历史是势利的，因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黄金家族率领着蒙古人让无数民族和国家在苦难中改变了自己的走向；因为在他们面前，13～14世纪的其他英雄都成为陪衬。所以，那场斡难河畔的“忽里台大会”便被定名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

历史又是公平的，在帝国崩溃之后，在巨大版图破碎后的残片上，蒙古人在做些什么？那个曾经给所有人带来噩梦的民族是如何衰落的那么彻底？人们又不再关心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重要，不再是那条让人胆寒的“上帝之鞭”。

辉煌的历史让人激动，而黯淡的历史则让人回味。也许我们该把注意力更多投向那些黯淡的历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