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老者,一个精神高度分裂的强奸犯,点名要见那兰,说是要揭示一个势必震惊全江京、甚至全国的罪案谜底。

这谜底,一定会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一条微博。

血巾断指案的谜底。

过去三十年里,江京发生了一系列女性失踪案,每起案件间隔一两年或者数年,迄今为止,至少有十位女性成为该案的受害者——像江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千万,失踪并非罕见,但这一系列失踪案有个共同的特点令它与众不同。

一个致命的特点。

1980年阳春的一天,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希望失踪了一周的妹妹倪凤英奇迹般出现。出现的是邮递员的自行车,和一件小小的包裹。包裹上没有来信人的地址,里面是一只纸盒。纸盒里是一条洁白的手绢,手绢的一角是倪凤英自己绣上去的名字。

手绢的正中是一抹殷红。

揭开手绢,下面是一截惨白的手指!

不久,公安部门证实,手绢上正是倪凤英的血迹。手指,是倪凤英的手指。

老江京们都会记得,在那个清纯的年代,倪凤英失踪案攫住了多少人心,成为多少食堂饭桌上的话题。一时间,青年女子们再不敢在天黑之后出门。与此同时,注重平民生活的《新江晚报》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配合着当年上映的侦破悬疑片,《405谋杀案》、《神女峰的迷雾》,邪恶临近时低沉诡异的音乐似乎能透出报纸纸面,一次次挑动着大众的神经。

凶手会是谁?当时人们的猜测,可能是潜伏大陆三十年的美蒋特务、“四人帮”的爪牙、香港的黑社会。稍微现实点的猜测,是纺织厂里哪位单恋倪凤英又遭拒绝的小青年。

不管凶手是谁,他,或她,一定隐藏得很好,因为凶手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倪凤英的下落也保持着未知。

媒体和大众的记忆都是短期的,尤其在全社会都蒸蒸日上的那个年代,人们沐浴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年、两年、三年,逐渐淡忘了倪凤英温婉秀美的容颜。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日夜晚,马芸的突然失踪。

马芸是位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小学教师,在那个不幸的夏夜,江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高温,马芸和几位女友,同数百名江京市民一起,在清安江滩边戏水纳凉。欢笑中、酷热中,马芸主动提出到堤上给大家买冰棍儿,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第一个将马芸失踪案和倪凤英失踪案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园区分局的干警陈玉栋。当年,就是这位被称为“小陈”的年轻公安,最初经手了倪凤英失踪案。当大多数人还只是将马芸失踪作为一个独立案件看待时,陈玉栋已经嗅出了这两件时隔三年的失踪案之间的关系。他将这个大胆的猜测上报领导,领回了一长串语重心长的“谈话”:“倪凤英失踪案没有破,不是你的错,历史上结不了的大案比比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敏感,草木皆兵。何况,马芸的这个案子是滨江分局负责的,我们协同寻找,在群众中收集汇报来的线索,具体的刑侦工作,我们文园区也不能插手呀。”是啊,马芸家住滨江区,陈玉栋连插手这个案子的机会都没有。

陈玉栋回到宿舍,在一本“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不幸的是,陈玉栋的预感准确。在马芸失踪五天后,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

一只纸盒子,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

心切之下,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有情况要立刻报告,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然后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当时马母出去买菜不在家中,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大爷听到隔壁的叫声,急忙冲进马家,扶起马父。马父并没有真的失去知觉,只是高血压突然发作。他拉着邻居的手,说:“快,叫警察……那个盒子,你不要往里看……更不要让她妈妈看。”

邻居忙着找人,找居委会、找片儿警、叫街道医院的大夫……期间还是没忘了偷瞧一眼那盒子里的玄机。人就是这么一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进化的动物,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后悔。

这位好心和好奇心并存的老大爷,往盒子里看了一眼,那一眼所见,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都没能从他的噩梦中抹去。

一片淡绿色的手绢。

手绢上,是一道暗红。

边上,是一截苍白的手指。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开始日夜突击侦破。陈玉栋被文园区分局举荐到专案组参加工作,带去倪凤英案的一些经验教训。臨专案组的干警几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将出事地点一带的江岸一尺一尺翻过,却怎么也找不到马芸的任何踪迹。

她还在人世吗?还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凶犯为什么要寄回受害者的手绢?为什么要截断女孩的手指?

两起案件完全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作案凶手,不留任何痕迹,难道是传说的“职业”杀手?这好像只有在小黑录像厅里放的警匪片里才出现过,在江京还是闻所未闻呢。为什么将专业的作案手段用在两个背景普通的少女身上?凶手和受害者有什么关系?是丧心病狂随机下手,还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列在陈玉栋的那本工作记录上,写满整整四页纸,他还是觉得有更多的疑问需要写出来。

虽然江京市警方倾注了所有人力和心力,结果却和倪凤英案一样,无法告破。马芸,也和倪凤英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在沮丧和愤怒中失眠了数夜的陈玉栋,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了这句话:“这个案子还远没有结束。但无论如何,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将这个魔鬼般的凶手正法。”

陈玉栋的预言再次不幸而言中。

两年不到,1985年的春天,一位名叫薛红燕的少女失踪。又一个令人丧魂的盒子。又一方血染的手绢。又一截苍白的手指。

这起案子再次震动了江京,再次将《新江晚报》的影响力推到了巅峰,也再次让陈玉栋血脉贲张。市局牵头的专案组复苏了,公安部派来了专家,全城的警力都投入了侦破之中。这次,市局下定决心,再不能让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案继续发生,如果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无法侦破,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公安部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雷厉风行!这平白为近几年来社会上逐渐开始上扬的犯罪风气助力。所以,专案组内部的口号是:人民必胜!人民公安必胜!

《新江晚报》之外,当年流行的一些法制月刊也开始推波助澜,甚至为这一系列案子起了个“大众文学化”的名字“血巾断指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倪凤英和马芸的两起悬案后,还对薛红燕失踪的真相进行了类似小说创作的猜测。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三位少女的隐私、家事,真真假假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所以可以想象,当公安部和市局联合宣布,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协同努力下,“血巾断指案”终于告破,凶手终于归案的时候,《新江晚报》和一众法制刊物,是如何地群情激昂。

也不难想象,凶手的隐私、家事,也尽收公众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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