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880年代 格莱斯顿内阁的困难

从1880年到1902年这段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孕育新力量的时期，除了从1894年3月到1895年6月罗斯伯里内阁短暂的插曲外，只有两位首相——格莱斯顿和索尔兹伯里勋爵，他们轮流主政，很像晴雨表上的两个数字经常出现或消失在它们的盒子里。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将只考虑往下到1892年的这段时期。在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国内事务，以及埃及——从未被看作是帝国的永久部分——和爱尔兰的事务。

在比肯斯菲尔德担任首相期间，格兰维尔勋爵已经成为上议院中自由党的领袖，哈廷顿勋爵成为下议院中自由党的领袖。1879年自由党在大选中上台后，极度讨厌格莱斯顿的女王分别授命他们两人组建政府，但他们都拒绝了。格莱斯顿拒绝加入任何不是由他领导的内阁，而显然没有他的内阁是不可能组建起来的。女王因此不得不克服个人情感去请他出山。

在上文提到的预示未来的中洛锡安竞选运动中，新的选民总体上是激进的，这是第一次。议会已经分裂成三个而不是两个党派——保守党、自由党和爱尔兰自治党（HomeRulers），但实际上自由党也正分裂为辉格派和激进派。格莱斯顿本人现在已经年过七十，并开始显露出他素质中不足的一面。他更属于辉格派，在组建内阁时选择了八个辉格派成员和三个激进派成员，虽然是激进派为自由党的选举获胜作出了主要贡献。这种分裂——将来还会扩大——妨碍了自由党执政的成功，并最终使它沦为在野近二十年。新政府随即在开局中表现不佳。无神论者查尔斯·布拉德劳当选为代表北安普敦的议员，但在完成他所要求的效忠确认，或者他同意常规的议会宣誓之后，却不允许就任。对这个案件的处理十分拙劣，虽然他在这个选区的选民的支持下又三次当选，但直到1886年才被允许就任。与此同时，宗教情感又一次被激发起来，政客们利用这一情势，而政府自身已然卷入的麻烦持续成为其弱点。一些不光彩的行动和频繁的违规操作开始了降低议会威信的过程。虽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帝国历史将在随后讨论，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到两个简单的事件，它们使得政府不得人心。格莱斯顿从前任那里接过了德兰士瓦的问题。在野期间和在竞选演说中，这位现在的首相一直支持恢复德兰士瓦布尔人的独立，这是一项受整个南非的大多数布尔人欢迎的政策。一个成立联邦的计划被来自德兰士瓦的代表克鲁格和茹贝尔拒绝了，后者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已经成立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这超出了纳塔尔的英军司令官乔治·科利爵士的预料。最终布尔人爆发了武装叛乱，围攻德兰士瓦的四支小股英军守备部队。科利将军带领一千五百人前去增援，但在朗峡受到顽强阻击，并于1881年2月在马尤巴山最终被击败，科利将军本人为国捐躯。

格莱斯顿可以选择采取更大的行动，强行继续他公开反对过的兼并政策，从而也许带来开普布尔人的一场大反叛；或者承认失败，让英国声誉受损，允许德兰士瓦独立，那里的居民将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同时留下一种心灵的伤痛。他选择了第二种处理方式，1881年的《比勒陀利亚公约》承认德兰士瓦（后来成为南非共和国）的独立，英国保持其对外关系的控制权和保留对它的“宗主权”

（suzerainty）——这个词在三年之后的《伦敦公约》中被首次提出来。顽强的克鲁格现在成了英国人难以制服的对手，他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总统，而且只要他的国家保持独立，他就将保持这一职位。格莱斯顿要做出选择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事情的处理一直欠妥再加上有些延误，英国只得向武力屈服，交出它本可以心甘情愿地授予的东西。许多未来麻烦的种子已经播下，新政府的声誉从一开始就再次受损。

阿富汗是格莱斯顿从迪斯雷利内阁接手的另一个问题。新的印度副王里彭侯爵，受命立即安排英国从该国撤军。一位阿富汗人阿卜杜拉赫曼（Abdurrahman）宣称自己是埃米尔（Amir），获得英国承认并立即在喀布尔正式就职，但是另一个自称埃米尔的人出现了，并开始攻击还在坎大哈的英国军队。那里的指挥官伯罗斯将军，带领二千五百人的部队出城阻击，但在迈万德遭受重创，只得退回坎大哈，陷入阿富汗人的围困之中。幸运的是，他被罗伯茨将军率领的一万人部队和八千名随军平民解围。援军在二十三天的时间里完成了超过三百英里的急行军。英国人取得了完胜，最终按计划撤出，但最终统制了这个国家的阿卜杜拉赫曼，同意英国控制其对外关系；作为回报，英国对其支付一定补偿，并保证其免遭其他大国入侵。

从德兰士瓦和阿富汗的这两次撤军是格莱斯顿明显不喜欢帝国主义的证据。他对帝国主义几乎没什么支持，就像对年轻一代人的新社会主义思想或张伯伦的激进主义一样。实际上，这个“元老”

（grandoldman）和整个自由党正逐渐与当时一些主流思想相脱离。他仍然对社会改革和首要的爱尔兰问题很感兴趣，但几乎不关心殖民地问题，因此倾向于拖延对相关问题的决定。

我们还能从埃及找到另一个例子，虽然在该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英国在那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堪称世界的楷模，也取得了英国海外统治历史上最好的成就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格莱斯顿实现了英国对这个尼罗河古老国家的占领，尽管在中洛锡安竞选运动中，他强烈地谴责了比肯斯菲尔德冒进的帝国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