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转折之年 淡然的帝国主义：最低点

与此同时，海外帝国正在发生一些重要事件，但英国人对它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除非影响到贸易。1860年代的十年的确是英国人对殖民地、殖民和帝国主义关注的最低点。几乎每个人，包括不同党派和不同政见的政治家，如迪斯雷利、格莱斯顿、科布登、沙文主义者帕默斯顿、殖民事务部的常务次官布拉什福德勋爵等人，都相信殖民地迟早有一天都会像北美最初的十三个州一样独立出去。这是无需争论就被普遍接受和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之一。

同时，只要还维持着这种关系，各殖民地就真心接受英国的管理，以给双方带来尽可能多的利益和好处，它们也被允许走自己的路。这种态度会在未来几年里迅速变化，但没有什么比这一看法更远离事实，即在夺取任何偏远的、他们可以染指的土地上，英国政府或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追求一种一致稳定的政策。在这十年中，他们很愿意让帝国的大部分单元如其所愿地随时和平脱离。1863年，英国把爱奥尼亚群岛赠送给希腊，因为这是岛上的希腊人的愿望，其中没有任何压力。而且这一行动出自格莱斯顿的建议，是由帕默斯顿完成，后者是对英国海外权利最坚决的人。1862年希腊国王退位之际，希腊人曾请求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王子继承王位，但被他拒绝了。王位最后由威尔士亲王的丹麦籍姐夫继承，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这七座多岛屿的赠送是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爱奥尼亚群岛的转让，显示了英国此时对海外属地的几乎麻木的冷漠。

自从实行自治以后，加拿大发展迅速，但形势是困难的。广阔的中部平原归哈德逊湾公司所有，除了零散的印第安人、混血儿和从事狩猎的白人外，几乎无人居住。中部平原以东是已经提到过的早期省份，在太平洋海岸是发展迅速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因此我们可以勾勒一幅目前这个自治领的地图，东部是一些独立的殖民地，然后向西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最后是西海岸的新殖民地。没有交通线路穿过哈德逊湾公司的土地，被中间荒原隔着的加拿大的两个部分，越来越趋向于被吸入富裕得多、人口更加稠密的美国的经济轨道，甚至可能被吸入政治轨道，特别是1854年互惠协议签订后，只是之后被美国内战打乱。

美国内战，虽然摧毁了南部邦联，但使得合众国毗邻加拿大的工业繁忙起来，一些美国人希望合并加拿大，但美国政府没有这样的企图。然而，我们已经谈论过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恶感，以及英国在特伦特号事件中不得不向加拿大派遣部队。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想象过强行吞并他们的北方小邻居，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也更偏向于留在帝国内，但还是有威胁和危险。美国内战无疑大大加速了由达勒姆提出、但被长期搁置的建立加拿大联邦的进程。

此外，也有其他考虑。魁北克和安大略的联盟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安大略的英国移民大量增加，这让种族问题再一次严峻起来，政党政治的运行也几乎不可能。一些英明的加拿大政治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成立某种形式的联盟，最好是一个联邦，无论从什么角度——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认为有两件事必须做：第一，收购哈德逊湾公司的土地；第二，特别是要修建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把所有殖民地连接起来。不过结果证明，这两个工程都在政治联盟之后而不是在之前。

如同美利坚合众国形成的情形，地方主义威胁要破坏整个计划，而事实上，纽芬兰从未加入联邦，新斯科舍是在最不情愿的基础上加入的。然而，1864年在所有东部殖民地参加的会议上拟订的这个计划，最终为它们的立法机关同意，纽芬兰除外。三年后，英国议会承认了加拿大联邦，并通过了《不列颠北美洲殖民地法》——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切障碍扫清了，加拿大自治领成立，虽然新成立的马尼托巴省直到1870年才加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爱德华王子岛也分别于1871年和1873年加入。同时，1869年哈德逊湾公司被劝导出售土地，但保留其贸易权利，自治领也开始形成它最终的大体领土轮廓。

如果说美国内战的影响是加快联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或许在英联邦的发展上有着更加重要的后果。加拿大采用的联邦制政府形式后来被澳大利亚和南非效仿——虽然我们将充分注意到其中的差异——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而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在起草加拿大的政体时美国正在经历的一场重大危机所决定的。美国联邦已经受到威胁，几乎因其对成员州的主权的过度强调而陷入混乱。我们已经讨论过为美国体制而设计出的联邦类型，这里只需要补充一点，根据这种体制，联邦政府只是有限权力之一，不是所有权力都明确地授予它，而是部分被保留给各州或人民。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内战的宪法问题是起因于这种权力配置方案，加拿大的方案将其予以倒转，给予作为联邦成员的“省”有限的权力，而由自治领政府保留其他权力。加拿大就不可能出现省退出联邦，或者省的权力高于或与中央政府权力平等的问题。

此外，由于加拿大没有北美叛乱殖民地那种让他们害怕行政权力的经历，加拿大人遵循英国传统，而不是模仿美国人在政府内部将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分离的创新。换句话说，他们采用的是议会制（Parliamentaryform）而不是国会制（gressionalform），并让行政部门依赖于立法机构且直接对其负责。在许多方面，这种体制优越于美国体制，虽然就单个国家而言，各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然而，演进中的英联邦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各自治领在本地采用的制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允许总理们在伦敦的帝国会议上代表它们，在获得各自立法机关多数授权的条件下代理表达意见。在美国的体制下，行政部门的首脑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经常与立法部门多数人的意见对立。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美国政体的优缺点，考虑到美国独特的条件，例如幅员辽阔、变化神速、庞大而混杂的人口，但毫无疑问，对于英联邦体系的自由运作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理解而言，自治领采用英国制度这一点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美国提供了联邦制的经验教训，英国体制却不能，在其中最困难的代表制度问题上，加拿大部分地效仿了美国宪法中著名的“大妥协”（greatpromise）。在美国，众议院议员由各州根据人口数量选举出来，而上议院，即参议院，则每个州各有两名议员，与人口数量无关。在加拿大，下议院就像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参议院成员由联邦政府指派。这两种情况下的设想都是让上议院成为一个更保守的、非选举的机构。最初的美国制度要求参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而是由州议会选举。经过修正后有所改变，参议员现在也由民选，虽然任期比众议员更长，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拿大人担心他们会出现的弊病已经在美国发生。参议院的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参议员，像众议员一样，现在必须经历大众选举运动的艰难和混战。

然而，这种体制看起来在加拿大运行顺利，在建立这种制度后，自治领进步很快。1870年，在哈德逊湾公司新获得的领地上发生了一次叛乱，领导人是法国的混血儿路易斯·里埃尔，他要求在叛乱被镇压之前伦敦派兵过去。在著名的、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西北骑警的帮助下叛乱最后失败，在从哈德逊湾公司收购的辽阔旷野上维护了法律和秩序，结果兴起了一些定居点把东加拿大和西加拿大连接起来，虽然横跨东西的铁路直到1880年代才出现。

尽管美国在1866年废除了互惠条约，但这个国家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买家，其次是英国，这两个国家总共占加拿大对外贸易的将近九成。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相比，加拿大走上了一条保护本国产业的道路，希望借渔业纠纷之机吸引美国重新签订互惠协议，但是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直接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加拿大人认为这对他们明显不利。历史上北美大陆上的这两个邻居之间自然出现过许多纠纷，大多数情况下，当双方都认为对方在交易中获得了最大好处，这或许是最终协议对双方都公平合理的最好证据。

然而在这次事件中，加拿大极其愤怒。很明显，随着将来的诸自治领变得更强大和更独立，他们会向英国要求分享对他们的国际事务的管理、最终组建起自己的外交部门，以及承认他们独自缔结条约和解决争端的权利。英帝国一直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单元之间以及单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之间的利益。在上次分析中我们得出，英帝国各个单元免受外来侵略的原因在于英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帝国的中心必须富足而强大，否则外围部分就谈不上安全。当然，人们希望觉得自己也富有和强大，撇开人性天生的自私以及在早期议会立法中相比殖民地的局部利益更偏向于英国的利益不论，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

不仅殖民地的贸易利益不时与宗主国的利益相冲突，殖民地之间也经常发生贸易利益冲突，如1730年，新英格兰的贸易利益就与种植甘蔗的西印度群岛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对立，连同一些立法后果，一起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在像英帝国这样一个帝国，贸易问题和共同防御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到我们目前谈到的这个时期，通过放手让较大的殖民地设定自己的贸易条件，贸易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针对英国和外国进口产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保护性关税。然而，在美国内战期间加拿大拒绝采取军事措施让人印象很坏，帝国的联合防御仍然是个伤脑筋的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发展状况。新西兰的发展尤其显著，并且体现了英国人在帝国建设中的一些最佳品质。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个难题，而且不明智的临时解决办法留下了后患的种子。土著毛利人大部分居住在北岛（NorthIsland），这是白人最早定居的地方，一段时间也是绝大多数殖民者移居的地方。人口的增加和新殖民者不断向毛利人的土地推进，引发了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正如在美国拓殖的不断推进接连不断地引起了拓荒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土地问题。

毛利人拥有远远超过他们所能使用的土地，而且野蛮人与文明的农业和工业民族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总是造成问题，既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道德家很可能会说一个野蛮部落占有（possession）了土地便“拥有”（own）之，对这种土地的任何掠夺都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例，目前的美国国家领土应该留给1600年还处于狩猎阶段、主要在这片土地上游荡的50万左右的野蛮人，还是应该成为1.3亿人的家园，他们现在正在使用这片土地，而且在从许多方面为文明和世界福祉作贡献，哪种情况更好呢？

在北岛，经过与毛利人从1860年到1871年这可怕的十年战争，这个问题获得了解决。如前所述，毛利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很可能是世界上处于野蛮状态中最好的民族。他们有着傲气，加上和他们签订的土地条约有许多确实对个人不公，在此刺激下，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联盟，与英国人英勇作战。战士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反映了两个种族相同的优点，正如最后协议那样，虽然由于立法机关1865年不明智地没收280万英亩土地作为惩罚，战争被延长，留下了种族怨恨的后遗症。然而，双方战士都很有骑士风度，土著人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战俘取水。虽然战争的成本主要由英国承担，但增加的地方债务足足有400万英镑，而且英格兰对没收政策的明智反对，在殖民地导致很多看法，甚至有人说要脱离帝国和申请美国的保护。

然而，从全局上看这个时期，我们得到一幅不同的图景。新西兰不仅成为今天最忠诚的自治领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各阶级与土著居民跨界通婚很常见而不被人反对的自治领。在战争中，土著人英勇战斗，通过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征服者的钦佩，最后政府不仅采取了一个明智的土地政策，而且同意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应该有四名毛利人代表。一些部落和酋长自始至终保持忠诚，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尤其是一个英武的酋长梅杰·坎普（MajorKemp）。事实上，英国人（大多数具有种族意识）与毛利人通婚的事实，是毛利人得到应享有的尊重的最好证明，而且据我所知，再也找不到被征服的本土人和外来种族在立法机构同时获得席位一起统治两族人民的案例。英国人在世纪末的南非战争后对布尔人的宽大处理是帝国历史上最明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而在经过长期的本土战争之后的新西兰可以找到一个小规模的先例。

与此同时，立宪政府正在迅速地以英国的方式推进。1856年，联邦分散的六个省分别获

准实行责任自治。由于距离遥远、通讯缺乏，省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重要，这种情况比加拿大还要严重，但是到了1876年，人口和通讯因铁路的开通而大幅增加，省政府被完全废除，新西兰成为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就面积而言，新西兰群岛小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各定居点相互连接起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结果，也是英帝国如何在极其多样化的领地上让政治体制适应当地条件的一个例子。如果说第一帝国因为试图僵化统治而失败，第二国则因灵活性而得到了拯救和发展。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特点。也许没有其他民族像英国人一样对执政的艺术有如此强烈的天赋，也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一样被召唤去治理如此庞大和多样的一个帝国。正如在美利坚合众国有四十八个单独的州起着政治实验室的作用，不列颠无可比拟的财产——要塞，港口，岛屿，大片陆地，甚至一个大陆本身——加上各种气候、种族、宗教、经济方面的所有条件，给英国人提供了一个世界实验室来进行实验和训练自己。他们已经处于人的这一幸福状态：具有一定先天能力，不得不使自己的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从一个又一个的处境中获得了长期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最终从环境中认识到自我。正是这一点，而不仅仅是罗曼司或历史细节，才使得英帝国的故事吸引了全世界的兴趣，而不仅限于英国人自身。

这个时期的南非，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发现有相同的力量正在发生作用。英国人同样缺乏扩展帝国的兴趣以及承担更多责任的愿望。此外，政府已经对英国人和荷兰人之间以及黑人与英荷之间的难题感到厌倦。然而，政府的体制照常发展，开普殖民地首先获准建立代议制政府，之后于1872年建立了完全的责任政府。不仅两个白人种族而且本地人都获得了选举权，只有少量的财产资格要求。在纳塔尔，四个欧洲南非邦中的第二个，情况则完全不同。境内的白人相比本地人而言只占很少的比例，境外则是强大好战的祖鲁人的地盘，他们在新酋长塞奇瓦约（Cetywayo）的带领下重新掌势。人们不确定当他做好准备以后是否会攻击德兰士瓦的英国人或布尔人，但在任何情况下，土著问题都是最重大的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甚至在纳塔尔，黑人与白人的比例超过二十比一，如果非洲这个大部落被动员起来，结果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为此，纳塔尔仍然是一个英国直辖殖民地，直到1893年，才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之后实现了自治。两个布尔共和国，两个英属殖民地，加上荷兰人与英国人的混杂，土著人问题似乎成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要是英国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也就不会到这种地步。曾经出现过那么一个时机，整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后来布尔战争的悲剧和不幸的故事是可以避免的。

正如北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的自私和互相嫉妒妨碍了采取任何共同政策应对印第安人的威胁，南非的四个殖民地或邦也达不成一致，尽管其中一个的所作所为可能威胁其他三个的存亡。1858年，富有远见且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过出色政绩的乔治·格雷爵士，建议这四个邦应该组成一个联邦。虽然众所周知，联邦制已蔚然成风，但对南部非洲提出联邦制还是一个大胆的实验，也即布尔共和国将不得不与英属殖民地结成联邦。然而，时机是有利的。纳塔尔愿意和开普殖民地组成联邦，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受到在它与纳塔尔之间的野蛮的巴苏陀人部落的威胁，从未渴望过独立，也一定会紧随其后。那时，虽然在德兰士瓦存在强烈的反英情绪，这个邦可能也会同意加入。

不幸的是，英国政府认为殖民地没有用处；它想削减开支，不想承担合并布尔共和国势必会带来的更多的责任。所有问题获得圆满解决的时机就这样过去了。上帝很少赐予人类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南部非洲自然也不例外。1858年英国不承担责任的做法，最终必然在未来给英国造成远远超过这次的责任，也使英国不得不投入一场最不幸的战争。

几年后，奥兰治自由邦这个农业共和国与巴苏陀人爆发了第四次战争，后者向开普殖民地总督求助。巴苏陀兰曾经是英国的保护领，这次不顾布尔人的不满，英国与其签订了一项条约，缩小了领土范围，巴苏陀兰再次归属英国，土著人受英国的保护。这个安排证明对本地人大有好处，但是疏远了荷兰人。

接着在1867年，发生了历史上的致命事件之一，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的发生，其影响证明是无穷的。在瓦尔河下游山谷中发现了大量金刚石矿，这里位于奥兰治自由邦未明确定义的边界附近，靠近现在的金伯利市。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大量涌入这个新的财富之源。虽然这片土地是归属于奥兰治自由邦还是格里夸人（Griquas）土著部落还成问题，但奥兰治自由邦宣称对它的所有权，并试图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秩序，结果失败了。布尔人政府管理通常的农业人口是能够胜任的，对这种新情况却力不从心。混乱随之产生。格里夸人的酋长希望和平，把他们的土地献给维多利亚女王，英国人接受了金刚石矿矿场和维持矿场秩序的责任。1871年，西格里夸兰德（Griquala）并入英属直辖殖民地，理由是，格里夸人而不是布尔人对它有有效的所有权。很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决定这块土地的归属权，五年后英国向奥兰治自由邦支付九万英镑表明，这个问题至少存在争议。

然而有两点值得考虑，其中一点让我们想起印度的故事。英国在过去几年显示它在非洲不想要更多的领地或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上，格雷勋爵甚至曾经建议英国完全从非洲撤出，只在好望角保留一个海军基地。可是无论英国愿意与否，它都要承担责任。已经有大约二十万英国人和荷兰人和谐地生活在开普殖民地，在纳塔尔还有另外大约一万人生活在英国国旗下。此外还有土著人问题以及欧洲各国人涌向金刚石矿场的新问题。不管奥兰治自由邦是否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他们不能维持秩序。数十万生活在南部非洲的白人，包括英国人、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与无数的黑人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后者可能从广阔的非洲内陆地区，如大海的波涛向南席卷而来。就像在印度，英国人一开始就没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们是唯一可以维持秩序的力量。

这一点更清楚地体现在德兰士瓦的情形之中。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单元，然而，虽然他们经过艰苦跋涉走到了一起，也是最顽固、最倔强的布尔人，人数可能不超过一万，但在所谓的共和国里实际上有四个政府，派别之间的内战持续了多年。作为总统的马丁·比勒陀利乌斯与作为军事首领的保罗·克鲁格，即“保罗大叔”

（OomPaul），一起试图实现统一，但这个国家，如果可以称为国家的话，仍然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无政府、破产、无法征税或执行法律的状态。对他们自己不幸、也对周围各邦构成巨大威胁的是，布尔人不断与这个或那个土著部落开战，而又无法取胜。那里的土著人信任的只有一个势力，就是英国人。

随着问题的加剧，德兰士瓦布尔人在对土著人的袭击中实施了凶残的暴行，许多部落首领向英国政府寻求保护。当最后布尔人试图夺取祖鲁人主张的领土时，显然到了必须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强大的祖鲁人也被迫和白人交战，如果稍有想象力和政治才能，远在中非都能听见战鼓的隆隆声，不计其数的黑人会像海啸吞噬南部非洲的所有邦土。

为了保持这一时期英国在非洲的故事的完整性，我们必须延伸到接下来的几年。1874年，当时的迪斯雷利内阁寻求以建立联邦的计划解决问题，可是英国早在二十年前就拒绝了联邦方案，所以太晚了，巴特尔·弗里尔爵士这样有才干的谈判者和管理者也无法重新捕获失去的机会。然而，与此同时，甚至许多德兰士瓦布尔人本身也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对祖鲁人感到恐惧，他们也请求置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就像之前许多土著酋长一样。其他人仍然反对，但1877年，德兰士瓦被宣布并入英属直辖殖民地，可视为朝可能的联邦迈进了一步，也是对土著人做出的一种姿态。不幸的是，政府迟来的动作既没有解决布尔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祖鲁人的问题。随着本章的收尾，我们进入世界政治的一个全新的时期。

1850年代初期和万国博览会的美好愿望正在化为灰烬。这个时期见证了一个自由的意大利的联盟、德国的统一、美国联邦的巩固、奴隶解放，以及帝国重要组成部分朝统一和自由迈出了几大步。然而，理想主义的阶段已经过去，巨额融资取代了商业，限制性关税取代了日益增长的自由贸易，国际事务中强权政治取代了理智的自由主义，贪婪的新帝国主义取代了原来淡然的帝国主义。

由于在丈夫去世后长期隐居，女王已经失去了她的知名度。在约瑟夫·张伯伦、查尔斯·迪尔克、查尔斯·布拉德劳等人的领导下，向共和政体的趋势比以前或以后都更加强烈，如果我们不算克伦威尔时期。这个时期即将过去，虽然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大繁荣、充满活力和虚假进步的时期，但是从1871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没有一个国家满意地解决了任何一个头等问题。一种机械的宇宙哲学，对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的破坏，基于权力、声望和种族的政策，以及一种完全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所有因素的合力作用带来了改变世界并危及文明根基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