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北,后双方讲和,叫澶渊之盟,自此不再打仗。宋为兄,辽为弟,辽之萧太后算是真宗之教母大人真宗无母。双方平等,此亲远不如汉之与匈奴,宋当时亦不如汉之嫁女,时辽区早有汉人。宋年送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和好历一百二十年。宋无力攻打辽,为防辽计,在黄河之北挖沟种田栽树,以阻对方之马队,名义上是种田,但辽不许,等秋收时节,大掠一番,烧屋抢粮,不让农村人口繁荣集中,称“打草谷”。

宋辽两国在一百二十年中,一直是处于冷战状态,后来又出了西夏。宋真宗信道教以后是宋仁宗,是位好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之久。

仁宗登位时,宋已六十三年了。当时西夏崛起,因此,宋有两个敌对异族,都是难对付的,于是宋与西夏和,年给白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后来辽不满,又增给十万两银,十万匹绢。

宋那时候没有人才,因人才均出在黄河流域,当时长江流域无文化。唐以前之大人物均出于北方,当时长江流域经济虽好,但文化条件则甚差。汉高祖时有张良、韩信,光武时用的不少是他大学的同学,都是读书的知识分子。但青年人年轻,能力差,所以必须多读书,前途才远大,不读书则没有出息矣。

唐太宗时,用的也都是读书人,唐末就差了。

宋太祖时,手下只有一位读书人,即宰相赵普。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平天下。”宋代可说没有什么读书人。太祖奖励读书,但一两天短期内无法造就人才,要到仁宗一百年后才有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故任何朝代出的人才均极少,只一两位而已,如梅兰芳只有一位。

宋代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他助仁宗变法,年号庆历,故名“庆历变法”。当时大家反对,仁宗主张不变,仲淹退休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四年而死。英宗后是神宗,王安石助其变革,历史称为第二次熙宁变法。当时仍有人反对。

宋自仁宗以后,人才大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大为兴旺,但军权与国家统一方面则不理想,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汉唐。

王安石新党主变,司马光是旧党,反对变,遂成为党争。

哲宗在位十五年后,为徽宗,他能诗善书画,其画堪称国宝,但其为人则甚糊涂,实非一政治家,他在位二十五年,当时国内紊乱,国外亦生问题。辽以后又出金国,金灭辽后,又攻打宋,徽宗传位钦宗,父子为金所虏,称为靖康之变,即二帝蒙尘。宋共历一百六十八年而亡,但只亡了一半,尚有泥马渡康王,有南宋兴起。

有时历史只能讲时代的局部与形势,有时只能讲人物,人物改造形势,形势限制人物。

讲到人物的历史是光明的,讲到形势局面的历史是黑暗的。今天是黑暗的,因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物。今日的英、美、俄诸国都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从历史上看,有没有出人物,即谈历史要有眼光与识见。否则不懂历史,不识评论。

历史不在乎是否时代有乱,是否打仗也没有关系。战国时各种人才极多,是有意义的时代。三国与唐代初年人才亦多,到安史之乱后,只讲局面而没有人物可讲了。局面是死的,人物是活的。

宋代自范仲淹以后没有人才出来,但时代更乱了,人物之造成是由于风气或学术。人物是指能跑上历史舞台的人,如香港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绝不会有人物出来。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份的,不然,跳舞看电影,我们都变历史人物了。香港是个炉,一入即毁,虽然香港山明水秀,一百年来无战事,全球来往,宛如代都,但风气不好。

北京可出人才,民国以来,中国出的人才,均与北京有关。这是风气所趋。上海的圣约翰、交通大学不过是能讲英语、能赚钱而已,无法与北京比。

自唐以下至五代,风气极坏。读历史只懂人物,但不易懂局面形势,能懂局面后面的风气更不易。能明白香港生活,但不易了解其风气。至于懂学术,则是难中之难矣。

人物自学问中间来,故不易懂人物。

我们不知汉武帝之高矮肥瘦,但可知其脾气、理想、性格……在座之同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之人,何况历史上的人物?没有读过王安石和范仲淹的作品,如何会认识他们呢?如何可提出打倒历史呢?真是无聊。

宋代,“天地闭,贤人隐”。宋太祖倡学术转移风气。当时有个人叫戚同文五代末时人,希望黑暗时代过去,世界恢复为读书人来统治。当时有位小军人姓赵,捐钱在睢阳造讲堂、书室、宿舍,名为睢阳书院,请戚同文教书。

书院有一种精神。书院者,藏书楼也。书院开始是私家藏书,用来招宾接客,客走了,再来第二位,这种书院影响不大,于是有赵出来办书院。新亚书院即希望将来有大图书馆,每个人均可自由阅读,一百年前,英、法亦有如此风气。

睢阳在徐州与开封之间,戚同文在宋太祖之前,到范仲淹时已过六十年,书院仍在。范之祖为唐代宰相,父穷困早死,母改嫁朱姓,范仲淹为拖油瓶。范在僧寺刻苦攻读,断齑画粥,终成为宋代第一人,死后称范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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