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黄海可能被人暗算了,石燕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事,她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务形象,头上戴个鸭舌帽,鼻梁上架副墨镜,手指间夹着一支烟,跟踪在黄海身后,一直跟到离“五花肉”那破烂工棚不远的地方,确定四周无人可以作证了,那特务就把烟头朝地上一扔,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捻碎,然后就掏出枪,对准黄海砰砰几枪。

石燕把自己想得脊背发凉,只好安慰自己:现在是和平时期,又没有国民党特务,怎么还会有暗算的事呢?但她又跟自己争论说:和平时期就没人搞暗算了?难道暗算是国民党特务的专利?她想起她爸爸说过,“特务”其实就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哪个党都有“特殊任务”,所以都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也就都有“特务”。即便我们党真的没特务,但煤矿领导就不兴培养几个特务了?

现在她连自身的安全也担心起来了,如果煤矿领导真的不想让这事传出去,恐怕会连她也一同捎上,因为她也参与了这次采访,虽然她根本没看见那封信的底稿,但煤矿领导那伙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还不是以为她既然也去了“五花肉”家,肯定是什么都知道了?

她觉得自己真是冤枉,一点都不知情,却被人当作“知情人”来暗算,她恨不得提着个锣到街上去吆喝一番:“我不是知情人,我没看过‘五花肉’的底稿,我不知道矿难是不是煤矿领导的责任”,或者直接跑到煤矿领导那里去说自己不知情?那煤矿领导会不会认为她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来说去,这都怪黄海,千里迢迢的,怎么想到跑这里来惹这个麻烦?但她马上想到这事还是她自己挑起来的,如果她不在信里描述D市煤矿工人和钢厂工人的恶劣生活环境,黄海怎么会想起跑这里来采访?

这下糟了,钢厂和煤矿的领导肯定都知道是她提供线索的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整治她一下,可能碍于她住在师院宿舍里,人太多,下不了手,才让她活到今天。她越想越怕,连课都不敢去上了,逃了课,就待在寝室里。

但她在寝室只呆了一节课,就决定还是去上课,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人待在寝室里更危险,如果有个人潜入她们寝室楼,躲在厕所里,或者就躲在她们寝室里,等别人都上课去了,那人跳出来杀了她,不是易如反掌吗?她武断地认为那个杀手一定是一个男人,于是就更加惊慌,怕他不仅要杀她,还会污辱她,那好像更糟糕。如果只是杀了她,说不定死后还会被人当作英雄纪念,至少算个无辜死者。但是如果死前还被那人污辱了,那传扬出去,英雄就没得当了(你见过哪个女英雄被人污辱了的?),不光她脸上没光,连她家里人脸上都没光。

于是她又跑到教室去上课,想跟大家混在一起,使那个暗算者难以下手。但她上课也上不安心,就像座位上有钉子锥她一样,坐在那里度日如年。

课间的时候,姚小萍跑过来跟她说话,结果她心不在焉,惊惊慌慌的,激发了姚小萍的好奇,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她心里太害怕了,太六神无主了,只想有个人能帮她拿个主意,便决定把这事告诉姚小萍,万一遭了暗算也有个人知道是谁下的手。她小声说:“这个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讲……”

姚小萍抱怨说:“你怎么这么说?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事对人讲了?你别看我这个人消息灵通,但我从来不传话,这么多人都信任我,唯独你不信任?”

石燕想想也是,如果姚小萍爱传话,别人就不会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她了。她犹豫了一下,说:“不是我不信任你,是这件事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你能保证不告诉别人——我就告诉你。”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在餐馆看见过的我的那个同学吧?”

“就是脸上有个大坑的那个?”

石燕心里一抽,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脸上有个大坑”好像比直接说“长得丑”还难听,因为说“长得丑”还比较模糊,人们还不知道怎么个丑法,脑海里出现的顶多是个五官不那么漂亮的形象。但说“脸上有个大坑”,就把黄海的丑具体化了,叫人触目惊心。但她没法反驳,因为黄海的左脸上的确是有个……大坑,说准确点,应该说黄海的左脸就是一个“大坑”,因为他的左脸比右脸低洼。

她咬着牙点了点头,说:“他这两天——没有音信,我很担心——”

“才两天不见就这么着急?那你们关系不一般啊!”

“哪里有什么我们的关系?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想查矿难的事,煤矿领导肯定不喜欢有人来揭他们的老底,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被他们……暗算了——”

她生怕姚小萍说她异想天开,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但姚小萍好像并没觉得她这个想法有什么离奇之处,只好奇地问:“他不是钢厂的工人吗?怎么你又说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

石燕一愣,说错话了?怎么撒个谎这么麻烦呢?一不注意就露了马脚。她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其实他不是D市钢厂的,他在外地读大学……”

“那他怎么对我撒谎说是D市钢厂的?”

“他……呃……主要是为了……采访的事……要保密……”

姚小萍理解地点点头,问:“不会就是你那个名校男朋友吧?”

她坚定地摇摇头:“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我还会瞒着你?”

“我知道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那个名校男朋友那么‘憨傻’,怎么会是他呢?”

石燕不知道姚小萍是不是知道她没有“憨傻”的名校男朋友,或者知道她根本没男朋友,所以在讽刺她。但看上去不像,因为姚小萍的口气挺诚恳的。她支吾说:“也说不上什么‘憨傻’……”

“你别虾子过河——谦虚(牵须)了,不管怎么说,总比这个强吧?”姚小萍自信地说,“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男朋友,这么丑,你怎么会看上他?”

石燕心里很难受,有点烦姚小萍,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但她知道,如果姚小萍说“他跟你太相配了”,她会更难受,难道她像黄海那么丑吗?所以说这件事很麻烦,不管人们说她跟黄海相配还是不相配,她都很难受,最好是大家都别说,就当没看见黄海这个人的,但是那好像是不可能的,因为黄海长得太“吸引”人了,走到哪里,别人的视线都是第一个投到他身上——应该说“他脸上”,如果视线是投到他身上,那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完全不同。

还好,姚小萍没再继续讨论黄海的脸,也没再继续讨论她跟黄海配不配的问题,而是回到了最初的话题上:“你说钢厂领导报复他?是不是他掌握了他们什么证据?”

石燕一听,心里更慌了,听姚小萍的口气,领导对掌握了他们证据的人搞报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样。她着急地问:“是不是如果黄海掌握了不利煤矿领导的证据,他们就会搞报复?”

“当然啦,不然的话,事情捅出去,他们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你……知道这种事?”

“这种事多了去了,连我这么老实的人,都会遭领导报复,你那同学跑这里来捅人家漏子,还会不遭报复?”

“那你说他们会怎么报复他?”

“当官的嘛,搞起报复来那还不是花样翻新,易如反掌?像我以前学校的那个校长吧,就区区一个县中的校长,在我们那一方就可以作威作福。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县中是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率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进了我们县中,差不多就等于进了大学了,所以那一方的人想进我们县中,就都得求着我们校长。”

石燕猜测校长肯定是看上姚小萍了,或者想要姚小萍做他的儿媳,或者就是他自己想占姚小萍的便宜,没得逞,就来搞报复。她追问道:“那他——怎么报复你?”

“他呀,坏点子多得很,让我教最差的班呀,上最多的课呀,还在教学上贬低我,说我‘教学连门都没入’,评职称涨工资都卡我……”

石燕舒了口气,就这些小手腕?那似乎不那么可怕,姚小萍不还好好地活着吗?她脱口说:“原来也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我还以为……”

姚小萍不服气地说:“这还是雕虫小技?你不是当事人,所以你不觉得,等你处在那种环境里了,你肯定哭鼻子抹眼泪……”

她赶快说:“你说得对,我肯定没你那么坚强,幸好你现在考出来了,脱离了那个苦海,再不受他控制了。但是我的这个同学,我有点担心……怕煤矿那些当官的……做出更可怕的事来。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怎么没有呢?我们那里……”姚小萍接着就讲了两件某村村长打击报复村民的事件,一个村民被打伤了腰,另一个村民的牛被人杀了。

石燕越听越怕,赶紧问:“那你说我那同学会不会遭到……暗算了?他已经有两三天没来跟我联系了……”

姚小萍安慰说:“两三天不算什么,可能他比较忙……”

“但是他答应一有了消息就告诉我的……”

“那可能是还没有消息吧……”

“怎么会呢?他说过他第二天一早就到‘五花肉’家去拿那封信的底稿的……”

“什么‘五花肉’?”

石燕意识到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但现在好像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头了,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愿望上,她都停不住了,只好干脆全说了,希望以自己的诚实换来姚小萍的理解和帮助,于是她把黄海对矿难的推测和他们采访的经过讲了一下。

姚小萍听完说:“那恐怕真是遭到暗算了。”

石燕见姚小萍这么有经验的人也说得这么肯定,心里全乱了,眼泪也快出来了,一迭声地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姚小萍责怪说:“你们也是的,到底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人,没见过世面,太大惊小怪了。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这种事多了去了,哪个煤矿没遇上过?人家D市煤矿到底是大煤矿,又在城里,领导还算好的,还给矿难家属抚恤金什么的。如果是放在我们乡下,死了就死了,挖得到尸体,你家里人拿回去自己埋,挖不到尸体,活该,不办你个污染矿山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矿上出来向你们孤儿寡母道歉?”

石燕的眼神都直了:“啊?是这样的?那你们那里的人……就那么忍了?”

“不忍了还能怎么样?你到矿山去干活的时候,就立了生死状的,人家事前就告诉过你干矿山有哪些危险,是你自己要干的,出了事怪谁?”

“那……那……那矿工是不是不识字?这么危险,矿上又不负责,他们怎么还会签字呢?”

“不签字又能怎么样?能到煤矿去挖煤,就等于跳出农村,当上工人了。你不签,想签的人多得是。而你不去矿上干,你也没地方挣钱,坐家里挨饿,还不如去矿上挖煤,遇到矿难的人毕竟是少数……”

石燕越听越难受,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她不知不觉地就把姚小萍当成了知心朋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姚小萍,只没承认黄海是她男朋友,因为事实上也的确不是。

姚小萍自告奋勇地说:“你别急,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去找黄海吧,说不定他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

“那怎么办?”

“先找到他再说。”

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逃了课去找黄海,先到钢厂招待所去,看看黄海是不是换了房间,或者转到别的招待所去了,招待所一定知道黄海的去向。

两个人坐四路车直奔钢厂招待所,但刚进门就被前台的人挡住了,问他们要证件。她们俩都没带学生证,带了也舍不得拿出来,因为她们事先就商量好了的,现在形势这么复杂,她们也得狡猾一点,不见兔子不撒鹰,尽可能不暴露身份。

姚小萍说:“我们不是来住房的,只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打听人也得出示证件……”

她们俩磨了一阵,人家就是不答应,她俩无奈,只好无功而退。从招待所出来,姚小萍说:“我有个亲戚住在这附近,我们去他家找他,他肯定有工作证……”

“但是他的工作证我们借了也没用啊……”

“我们不借他的工作证,只借他的人,我们叫他去招待所打听……”

“他肯吗?”

“我们又不是问他借头,他有什么不肯的?”姚小萍笑嘻嘻地说,“再说,是为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帮忙,他肯定是万死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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