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日本是我们心灵上的钝刀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战”的祸首国，日本的结局与德国有所区别。与意大利尤其有所区别。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是被他的本国人民吊死的。墨索里尼成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他的国民们。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战车，于是也将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战车后。他们吊死他，意味着是对他的惩处。一个国家的人民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了他们的元首，证明了他们与他“划清界限”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

某些德国将军预见到了德国必败，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图暗杀他，为德国争取到一个较体面的投降机会，却一次次都没成功。尽管希特勒对他的国民不断采取欺骗手段，德国必败的心理阴影，却早已在苏美两军攻克柏林之前，就扩散于军队和民众之间了。可以这样说——德国人对于德国必败是有所心理准备的。对于德国人，保卫柏林不过是垂死挣扎。军队明白这一点。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挣扎也败，不挣扎也败，总之注定了必败，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后的谢幕人。

日本的战败，却是50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国的东北，他们还有几乎整整100万精锐的关东军啊！这一尚未受挫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只为自己保留了两种选择——或者较量到底，或者，以势均力敌的不屈不辱的姿态，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至于投降，天皇根本没想过。东条英机根本没想过。普遍的“大日本皇军”的将士们根本没想过。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没想过……50年前，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前，政客也罢，军中首脑也罢，普遍的日本民众也罢，有哪一个日本人的头脑中，暗暗相信过日本会战败吗？

由于深受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50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们的军队，即使有厌战情绪，也绝无反战心理。他们又怎么会反对他们的“子弟兵”所进行的“东亚圣战”呢？父母们当然会巴望他们的儿子回到身边。妻子们当然也会那样巴望。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应该是“解甲荣归”。在政客和军中首脑们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落笔之前，日本是要与苏美坚决地讨论日本在亚洲的“合法权利”的……

广岛和长崎就在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云……

原子弹的蘑菇云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东条英机蒙了，政客们和军中首脑们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们蒙了。正如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蒙了一样，只不过后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似乎什么都考虑到了。

唯独没考虑投降。

更没想到在付出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重的代价后，以最屈辱的姿态投降！

即使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之际，还有那么多政客和军人主张在日本本土“决一死战”，还有百余名军人剖腹于皇宫外，企图以死唤起全日本男女老幼的“战志”……

然而日本已只有投降。此外别无选择。

“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味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20余万日本人死于顷刻！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这一种自我怜悯，只要稍微过分，则就不免意味着是对“二战国际战犯审判团”的公然挑衅。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中国，都有最正当的权力提醒日本：别忘了日本首先是祸首国！别忘了日本给他国带来的深重战争苦难！……

日本对于“二战”，真真是有苦难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那么，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着要承认——用中国人的话说，承认“自作自受”。

这是一种很大的勇气。

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对于一个人难能可贵，对于一个国更加难能可贵，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的国，尤其难能可贵。

许多日本人已经这样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包括一些当年的“皇军”。一些日本人目前还做不到。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须对死于原子弹的日本人有个过得去的说法。他们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们无辜，他们死得惨，也死得冤。

他们的死——归根结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将当年的日本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以与今天的日本相区别，它也还是日本。一个国就是它的民众的国，怎么叫都仍是那个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妨持这种观点。这么想这么表明态度，都不至于有什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但是一个日本人，设身处地理解，是会有心理压力的。原子弹是美国制造、美国人投下的，死于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当年自作自受——这样的逻辑，符合“二战”的正统史观，但又是多么难以符合一个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况死者中，也许就有某一个日本人的至爱亲朋。

如果日本在“二战”中并没有侵略罪恶，那么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的战争苦难，由一个“二战”祸首国变为一个“二战”受害国了……

但是……

但是日本当年对中国，对朝鲜，对整个亚洲，犯下了严重的侵略罪恶。铁证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于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当年的侵略罪恶和后来的原子苦难之间，尴尬地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对前者他们欲说还休，对后者他们也只能欲说还休。他们的尴尬，是人类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种。他们的沉默，是人类最不心甘情愿的沉默之一种……

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

第三类日本人相当恶劣。他们干脆企图否认日本“二战”时期犯下的侵略罪恶。尤其企图否认日本的侵华罪恶。“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一切侵华阴谋和罪恶，他们一概的干脆企图否认。他们不顾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他们利用大多数西方人对日本侵华罪恶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国际正义感的政客对日本侵华罪恶态度暧味这一点，妄想将侵华战争说成是日本当年并不愿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似乎谁打响的第一枪，还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们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西方世界对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保持心照不宣、讳莫如深的沉默，则他们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胆量地进行翻案。仿佛历史事实是可以篡改的，只不过篡改之前要争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许。至于中国人民答不答应，他们似乎是不屑一顾的。山本五十六当年曾留给日本后人们一句话——“我们得到了一个珍珠港，却激怒了一头狮子”。他们的放肆，今天也等于是在激怒中国这一头狮子。他们似乎不明白，中国人民一旦以怒而对日本，日本在亚洲在世界上，也是没什么美好前途的。至少他们的美妙前途会投下巨大的国际关系的阴影。如果他们真的忘记了山本五十六的话，那么中国人民也可以忘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对日本予以的宽恕。是的，中国虽有原子弹，但决不会往日本发射。中国人民也许首先会向日本重新索讨战争赔款。中国人民一旦真的开始索讨了，那么是绝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脸色的。日本倘不给一个说法，中国人民是绝不肯罢休的……

第三类相当恶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为高明的政客，以及一些民族主义、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形成了日本的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在日本是极少数。所幸他们的表演，还不足以达到彻底激怒中国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实在仅只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倒是无所谓幸与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们，更具体地说，此次接待我们，任劳任怨地对我们尽地主之谊，热忱坦率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研讨的日本电影编剧家们中，没有第三类日本人。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家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理事长山内久先生致辞时，站起来情真意切地说：“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了。他的老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曹。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时常深为日军和他自己在侵华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变卖掉，资金要全部用来做些促进日中友好的事业。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亲的遗嘱做了。他组织了一个私人剧团，日夜赶排了一部揭露日军当年侵华罪恶的话剧。目前，他正率团在中国的东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们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真诚欢迎。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感动得哭一次。现在，我们在日本欢迎中国朋友，我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气地称你们小姐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日本电影剧作家们这样称呼你们——朋友们……”

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

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朝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

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经是竭尽所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吗？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交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为好。

83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精确统计的必要性，给50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

竟有30余万还是20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

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交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得更翔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

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扬扬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

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吗？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

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交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交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

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50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连说：“对，对！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烟时，他又说：“我们这一代日本人，铃木先生、山内先生、胜目先生、马场先生等，‘二战’时期，都是儿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灾难，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遭到原子灾难，才明白我们日本，也曾给亚洲别国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国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所以我们既怜悯自己，也怜悯他人。我们是交替做着三种噩梦长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灾难的噩梦、侵华罪恶的噩梦、中国向日本军事复仇的噩梦……不知不觉我们老了，年轻人已经厌烦了我们这一代的忏悔和教诲，我们却只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地活着，不再受战争恐怖和战争罪恶的影响多好！……”

翻译将他的话译给我听时，他将他的笔拿在了手里……

我将一页白纸推给他……他在纸上写下这样两行中文：

人类爱和平，世界永和平！

让我们共同反对战争，日中友好万岁！

我猜，这两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写常练的。

我很珍视地将那页纸夹在了一本书里，并带回国了……

我们离开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预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们，但他冒雨赶来了。连把雨伞也没打，衣服淋湿了。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无例外地送给了我们小礼物，从笔到咸菜……

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时地受到自己的“监护”对象和“培养”对象的滋扰了。也许还远构不成威胁，但的确使他从此平添了某种不安的心事。这心事越来越成为他的忧患……

“二战”后，日本没有了军队。它不再能对别的国家张牙舞爪了。它由“猛兽”变成了“驯兽”。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的。它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二等盟国”。和美国之间，它处于类乎“领养子”的地位。

没有了军队，也就没有了军事开支。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负担的免除。

没有了军队，政治变得相应地单纯了。军队的叛变、哗变、政变，军队对政治的一切掣肘和干预，都便是子虚乌有之事了。于是政治仅仅成了政客们之间的“文戏”表演。“文戏武唱”的情况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们的争斗，纵然再激烈，都是不会导致“内乱不息”的。

没有了军队，政治几乎只剩下了国策的使命。外交几乎只剩下了经济的谈判。这对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黄金阶段”。日本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黄金阶段”日日腾飞的。而且它可以有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因为美国这个“监护人”的军队长驻冲绳。美国的核武器的羽翼荫庇着它……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而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荫庇，不得不依然地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颐指气使，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子灾难耿耿于怀。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是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的！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企图吗？有也没用，有也白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没有进行过报复吗？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日本没有军队，但是日本有钱，日本人想到美国的时候，恨不得用日元将整个美国都买归日本才如愿。

不，今天的日本也是有“军队”的。它的“军队”就是它今天大大小小的财团。这支“军队”的野心是很大的，它虎视眈眈地瞪着美国和欧洲，也虎视眈眈地瞪着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它的经济实力演变为它的“军事实力”。或者反过来说，它当年靠军队达不到的目的，今天正在靠经济方式实现着。日本是一个以“军事发展”般的战略实现其全球经济策略的国家。日本的全球经济策略，越来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它将越来越使美国感到棘手、头疼、无奈和难以对付穷于伎俩。当年的“猛兽”今天的“驯兽”，仍时常暴露出其“野性”。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尽管经济上已经具有了和其“义父”美国“过招”的实力。但它注定了目前还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国家。那就是——它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足以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政治家。这是日本全民族的心理寄托，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指望慰藉的心理寄托。这是由它的“领养子”的国际地位所限制的，是由它的“二等盟国”的历史屈辱所限制的。是日本的尴尬，正如它是美国的尴尬，日本甚至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产生深受日本国民拥戴的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取得作为的政治人物，在本国不可能深受拥戴众望所归。

日本的政治人物在它的国民心目中几乎无一不是政客。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许反而略高一些，却也高不到哪儿去。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资深的政客或资浅的政客，成熟的政客或不成熟的政客，机智的或愚蠢的政客。尽管，他们中也有杰出者，但是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再杰出也只能充当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大群众”角色。这是日本国民为什么至今宁肯继续崇敬天皇，而不愿将同样的崇敬赏赐给日本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之一。

这一点是日本“心口永远的疼”。

这一点是美国“永远的喜悦”。

今后的若干年，日美关系将越来越“有戏”可看。即将使美国越来越尴尬，也将使日本越来越屈辱。“义父”和“领养子”之间，由于“监护恩”和“原子恨”所导致的恩怨，将会更加频繁。

这是“二战”后遗症。

日本是“病原体”。

它感染着美国。

美国已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地“监护”着它，不知该到哪一年哪一月为止。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一旦自行“撤销”了“监护”责任，它的“领养子”一旦真的成了独立的“国际人”，究竟对自己有益还是有害。究竟是会对自己礼让三分，还是会反目于一旦，“龙蛇争霸”？

我在日本的日子，“冲绳岛事件”正闹得不亦乐乎。两个美国大兵轮奸了一名日本少女，日本国民群情激愤。美国这个“监护人”，在日本面前无地自容。而日本政客们，又显然是在竭尽所能地维护美国起码的体面。“领养子”知道目前还不到可以和“义父”彻底闹翻的时候。“义父”则对“领养子”给的一次人情表示“心领神会”。“日美关系正常化”，或反过来说“美日关系正常化”，乃“二战”之后，最虚假最不可细思细想也最滑稽可笑的一句“外交辞令”。

今后这一“外交辞令”，仍将时常挂在美国外交官嘴边上。

也仍将时常挂在日本外交官嘴边上。

而日本“新生代”中的青年男女，却有许多人内心里是非常向往美国的。

在一部日本爱情电影中，日本女孩儿对日本小伙子说：“我嫁给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带我到纽约去定居！”

他们可没有他们的父辈们那么多的心理积淀。

只要美国人不轻蔑日本人，他们和她们，像许多国家的青年们一样，何尝不愿拥有一份美国“绿卡”呢？

这是使民族感甚强的日本老爸们极不高兴的事。

然目前的世界，背叛之风到处盛行。

日本老爸们又能奈之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