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七章 亲爱的顾问

后来，我们被东德情报局的一名特工认出并监视，该特工在战时正好与我有过合作。无法确定究竟他本来就是在监视芬南，亦或只是凑巧出现在公园。

4.矛盾之处为，他是用打字机完成遗书的，但平时很少使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要下楼到了门厅才朝自己开枪。

芬南在外交部的办公室并不适宜面谈，而外面天气正好，于是我们同意到圣詹姆斯公园继续交谈。

起初他们都以为会面邀约是对方发起的，但当弗雷了解到他们是被骗到一起的，便采用了极端手段。可能他怀疑芬南太太在请君入瓮，或者意识到自己被人监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谋杀了她。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你的，

弗雷被追赶到停泊于夏纳步道附近的游艇上，后来在激烈拒捕过程中掉落河里，其尸体现已在河中找到。

很难理解为何蒙特谋杀斯卡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唯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2.她总会带上一个乐谱袋，并将其留在存包处。

1月2日，星期一，我与外交部高级员工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以便澄清匿名信对他的断然指控。面谈程序与平常一致，即已经过外交部同意。对芬南的不利讯息，我们只获悉1930年代他在牛津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面谈只是例行公事。

5.他死的那天给我寄了封信，火急火燎邀我次日到马洛共进午餐。

3.每次去剧院，都会有一个男人找她，对此人的外貌描述能同袭击我的人和斯卡尔的客户对应起来。剧院的一名员工曾错误推断他为芬南太太的丈夫。他也带了乐谱袋，并留在存包处。

永远的，

亲爱的顾问：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6.在此之后调查显示，芬南请了1月4日星期三的全天假。他显然未对妻子透露此事。

2.死前不久，芬南给自己冲了杯可可，一口未喝。

3.照推测，他在门厅楼梯底下枪杀自己。遗书在尸体旁。

1月4日下午，在告别芬南太太后，我驱车前往位于肯辛顿的家中。隐约瞥见有人在屋内窗后，我摁下大门门铃。一个男人开了门，此人后被认出是东德情报局成员。他邀我进屋，我谢绝后回到自己车上，同时记下停在附近的车辆牌号。

弗雷的谍报技术在战后显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也只是很可能会沿用这个方法——这在平时毕竟不怎么需要使用。因此我依照此法，给艾尔萨·芬南寄了一张描画教堂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是从海格特寄出去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祈求她会以为那是经由弗雷的信使交给她的。她反应迅速，往国外的未知地址寄了一张五天后伦敦剧院演出的门票。芬南太太的消息传至弗雷处，他认定此为紧急召唤。得知蒙特因芬南太太的“招供”而受到牵累，他决定亲自来一趟。

芬南太太在丈夫死亡当晚去了剧院，当被请求对传呼中心8：30的电话作出解释时，谎称是自己预约的。传呼中心确定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芬南太太宣称自从安全局面谈后，丈夫一直处于紧张与沮丧的状态，他的遗书便是明证。

7.同样要注意到，自杀遗书是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与匿名信的打印文字有诸多相同特质。实验室报告推断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均由同一台打字机打出。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1.芬南太太每个月都会去韦布里奇剧院两次，分别在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N.B.亚当·斯卡尔的客户在每个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取车。）

微恙尚未痊愈，走马上任并不明智。此项决定还望向人事部通传。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4.谋杀当晚，朋友未能出现，芬南太太提前离开剧院，忘记取回乐谱袋。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给剧院打了电话，询问存包处票据遗失后是否能够立刻取回物件。乐谱袋被取走——由芬南太太常见的那位朋友。

对于人事部让我在局里担任更高职位的提议，我终于能作出回复。拖延许久，颇感抱歉，但如你所知，我最近状态欠佳，而且不得不应付局外的诸多私人问题。

于是，在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在哈默史密斯的谢里登剧院碰面。

1月3日夜里，萨里警方通报芬南自杀的消息。由打字机打出并有芬南亲笔签名的自杀遗书上宣称，迫使他走上绝路的是安全部当局。

我相信你能理解。

似乎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案件她有参与，除非重新激活芬南太太及其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弗雷利用快照以及风景明信片，为紧急通信设计出一套巧妙的代码。相片的实际主题包含着讯息。比如圣母玛利亚或教堂等宗教题材的图画传达的是早碰面的要求。接收者则会以风牛马不相及的信函回应，确定自己参会。这个会议会在预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举办，正好是信上日期五天之后。

此时，那名陌生人已被确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成员，名叫蒙特。代表团负责人是赫尔·戴尔特·弗雷，我们局战时的合作伙伴，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后，他加入德国苏占区的政府组织。我该说明，在战争时期，弗雷曾与我在敌军领地并肩作战，他的作为证明他是个技艺高超、足智多谋的情报员。